第3版()
专栏：
江青与吕后
徐逊
历史是无情的，谁嘲弄历史，篡改历史，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搞破坏活动。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却将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百般美化许多帝王将相，借古喻今，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所说的法家人物中，江青特别看中了吕后
（刘邦的妻子吕雉）。她到处吹嘘，说什么“吕后也是个法家”，说吕后“是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了不起”，说她“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法家的组织路线”，等等。《法家人物介绍》最初发表的时候没有把吕后单独列出来，只在介绍刘邦的一条里附带提了一笔，江青很不满意，说“吕后要作一条单独宣传一下”。于是，为“四人帮”效劳的梁效、罗思鼎之流，纷纷上阵，抛出一篇篇文章，为吕后歌功颂德，要把她打扮成一个无比伟大、无比英明的女皇帝。
可惜，史书上对吕后虽有“佐高祖定天下”的赞语，但并无实际内容，是虚美之辞。具体提到吕后这个“法家”功绩的地方实在太少，这可难煞了那班“秀才”，不得不挖空心思来制造吕后的“丰功伟绩”。
罗思鼎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从军事实力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乎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你看，如果没有吕后领导关中，刘邦就只能垮台了，吕后的功劳岂不“伟”乎哉！
关中对前线的支援，是不是真有其事？是有的。关中根据地的支援对于刘邦取得胜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刘邦曾经说过：“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刘邦是把这项功劳记在萧何名下的。既然以“历史权威”自居的罗思鼎硬要把这项功劳记在吕后帐上，我们不妨查查历史，看吕后在楚汉相争那几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公元前二○九年，刘邦在沛地起兵反秦，吕雉留在家乡，没有出来。公元前二○五年，项羽在彭城大破汉军，刘邦带了几十个人逃出来，要到沛地去接家属；可是他的父亲和老婆已经逃走了，半路上被楚军抓去，留在项羽营里，当了二、三年俘虏。到公元前二○三年，楚汉以鸿沟为界议和，项羽才将吕雉和太公送还刘邦。直到这时候，吕雉才和刘邦在一起。她有没有到关中去？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吕雉回汉以后，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就在乌江自杀，刘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楚汉相争的重要时刻，吕雉在项羽营里当俘虏，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史学界的“南霸天”罗思鼎，却说她那时候在关中领导萧何为刘邦建设根据地。这样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恐怕连那个说“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胡适，也要自叹不如了！“四人帮”一贯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把别人的成绩统统归于自己，他们把萧何的功劳记在吕后帐上，把吕后捧上天，不就是为了把江青捧上天吗！
梁效、罗思鼎这伙历史的伪造者们大肆鼓吹吕后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她“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说在刘邦死后，吕后统治时期，“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都受到了重用，被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这就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既然他们这样宣传，我们也打开历史，讲点刘邦死后吕后做了些什么的故事吧。
史书记载，刘邦临死的时候，吕后和刘邦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
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
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
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
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史记·高祖本纪》）
梁效、罗思鼎根据这段话大做文章，他们说：刘邦死后，吕后完全遵照刘邦的遗言，重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这些法家人物，因此组成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
事实是这样的吗？请看历史：
公元前一九九年，刘邦刚去世，吕后就迫不及待地要篡权，她秘不发丧，阴谋一举杀害辅佐刘邦的功臣宿将。只是因为当时陈平、灌婴带兵十万守在荥阳，周勃帅二十万大军在代地，她不敢发动。
萧何死后，曹参当丞相，他不敢得罪吕后，只好日夜在家饮酒，做了三年不干事情的丞相。
公元前一八八年，刘邦的儿子刘盈（惠帝）死，吕后找了一个小孩子当小皇帝，她自己“临朝称制”，当起皇帝来了。她还不放心，就指使人对当时的丞相王陵、陈平说：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怕你们，你们如果请太后任用她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当将军，掌握禁卫皇城的南、北军，让吕氏家族进宫掌权，太后才可以心安。王陵、陈平只好依从。从此，吕氏篡夺了军政权力。
这样还不够，吕后要封她的侄子做王。右丞相王陵反对，他说，高祖曾杀了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要封姓吕的为王，就是违背了高祖的盟约。吕后很不高兴，就不让王陵当丞相。陈平虽然当了右丞相，吕后另派她的宠臣审食其当左丞相。审食其和吕氏家族专权，“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只能挂个空名。吕产、吕禄等掌握了军权，让周勃当个空名太尉。
他们说的法家人物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在吕后统治下的实际遭遇就是这样。
吕后排斥了刘邦旧臣，大封吕氏，封诸吕为王，连她的妹妹吕媭也封侯，完全违背了刘邦立下的“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盟约。公元前一八○年，吕后病重，安排后事，让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北军，吕产掌握南军。临死，吕后还不放心，再三叮嘱吕产、吕禄，要他们一定牢牢掌握军权，一步也不要离开，连送丧也不要去，以免大权被人夺去。她死后还留下遗诏，让吕产当相国。这样，就造成了上将军吕禄和相国吕产掌握了军政大权的局面。刘家的天下眼看就要变成吕家的天下了。
就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候，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以及朱虚侯刘章定计，一举夺取了吕产和吕禄的军权，消灭了诸吕，恢复了刘家天下。刘邦临死前所说的“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得到了证实。这也就说明刘邦临终前已经看出吕后要篡权，他把希望寄托于周勃，要他安刘家天下。周勃没有辜负刘邦的期望，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周勃就是这样一个人。诡计多端的江青，竟然指定梁效写文章，专门讲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当皇帝的。如果“四人帮”垮台得晚一些，那批为他们舞文弄墨的文人，是会炮制出那样一篇绝“妙”的文章来的。
什么吕后执行的“法家政治路线”，原来就是这么一条篡权夺位的政治路线；什么吕后执行的“法家组织路线”，原来就是这么一条重用吕氏、排斥刘邦功臣的组织路线。吕后加上吕产、吕禄、吕通，也可以说是二千多年前的一个“四人帮”吧。
江青一心想把二千多年前吕后的篡权活动，乔装打扮，说成是正确的“法家路线”；这无非是借古喻今，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我们看看历史记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可以把她的画皮剥掉，还她本来面目——她就是妄图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江青要梁效编写“吕后按刘邦既定方针办”的资料和文章，为她上表劝进。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四人帮”的阴谋和野心早已有所察觉。就在江青大肆宣扬吕后的时候，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了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必将篡权夺位的故事。华国锋同志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险的关键时刻，下了立即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华国锋同志真正无愧为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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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文元是个尊孔派
邢福石
“四人帮”的成员姚文元，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他的骨子里浸透着孔孟之道。他和“四人帮”其他成员一起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搞的这一套，同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他却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打扮成了
“批孔英雄”。现在，我们要剥他的画皮，揭他的老底，亮他的本相。
一九五八年一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伟大胜利，大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的时刻，姚文元抛出了一篇题为《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和钱谷融等辩论》的文章（后来还特意收罗在他的那本《文艺思想论争集》里面）。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打着评钱谷融的幌子，无耻地吹捧孔老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胡诌什么“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孔老二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时天下大乱，奴隶起义风起云涌，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纷纷实行“变法”，开展夺权斗争。奴隶制土崩瓦解，封建制蓬勃兴起。孔老二眼看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快要完蛋了，于是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妄图回复殷周奴隶社会的礼制。孔老二明明是中国历史上复辟派的祖师爷，姚文元却硬要为孔老二大唱赞歌，这是他的反动阶级立场的大暴露。
毛主席早就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论人民民主专政》）姚文元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竭力宣扬孔老二反动的“仁政”。他叫嚷什么“孔子提出的‘仁’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等级制度”，“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孔老二反动思想的核心，就是这个“仁”字。这个“仁”，本来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武器。奴隶主统治者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服从统治，不要反抗。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就是说，只要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归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了。可见，孔老二的
“仁”就是要复辟奴隶制。姚文元狂热地鼓吹孔老二的“仁”的“积极意义”，其罪恶目的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反动派施仁政，好让反动派在中国复辟。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忠恕”，是孔老二的“仁”的一项内容。孔老二提倡“忠”，就是要忠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孔老二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要新兴地主阶级对那些没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总而言之，“忠”也好，“恕”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姚文元在这个问题上，也拚命地往孔老二脸上贴金。他胡说什么“孔子主张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但这个‘恕’同他提倡的对于封建制度的‘忠’是统一的。
‘恕’正是为了使封建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斗争，不复仇，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这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孔老二明明是要求人们视、听、言、动都不得越出奴隶制的“礼”的规范，而姚文元却把这一切说成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早在解放前，刘少奇就鼓吹过要象孔老二那样讲“忠恕”。解放后，姚文元又一次跳出来宣扬孔老二的“恕道”，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解放前，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搞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解放后，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所谓“正名”，也是孔老二的“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匡正”客观的存在。孔老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社会发生了变革，奴隶制统治秩序乱了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在孔老二看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于是，孔老二气势汹汹地要“拨乱世，反（返）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要“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妄图用奴隶主阶级的观念，去规定和“匡正”正在变革的社会存在，恢复奴隶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可是，姚文元却说什么“孔子竭力主张‘正名’——每个封建阶梯中的人都自觉地安守自己的地位，不作违反自己等级的任何行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就表现了他的基本思想。”孔老二讲“正名”，明明是为了复兴“礼乐”，复辟奴隶制，姚文元却说成是为了“每个封建阶梯中的人都自觉地安守自己的地位”。姚文元如此起劲地为孔老二的“正名”辩解，就是要恢复地、富、反、坏、右原有的名位，反对社会大变革。
姚文元狂热地鼓吹“仁政”、“恕道”、“正名”之类的孔孟之道，说它“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批判地吸取的东西”。这就充分暴露了姚文元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正是这个狂热的尊孔派姚文元，从五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七十年代，伪装“革命左派”，冒充“批孔英雄”，伙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结成“四人帮”，狼狈为奸，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然而，孔老二的亡灵挽救不了一切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这正是反党分子姚文元之流的生动写照。
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四人帮”同他们所供奉的孔老二亡灵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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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的门徒
文庆
人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德国，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纳粹头目戈培尔。此人是执掌宣传大权的。他一手控制舆论机器，为法西斯主义大造舆论。戈培尔俨然是法西斯的“理论权威”，摇唇鼓舌，舞文弄墨。试问，他究竟有一些什么本事呢？一字以蔽之曰：“骗”。他恬不知耻地鼓吹：“谎话要说得越大越好，谎话越大，人们就越会相信。”他的诀窍就是撒谎造谣。
这位纳粹头子、谎言专家死而有知的话，恐怕想不到“四人帮”成了他的忠实门徒，并且把他的本事学到了家。“四人帮”为了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同样乞灵于吹牛撒谎，欺世盗名，他们一开始就死死抓住舆论工具。反党黑秀才姚文元专抓舆论。他们控制新闻宣传阵地，拼凑黑秀才班子，大造反革命舆论，蒙着马克思主义的华丽外衣，肆意歪曲和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革命的面目做反革命的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谣言，罗织罪名，乱扣帽子，大舞棍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扰乱人心，扰乱思想。他们就象旧上海街头上的蹩脚推销商，信口开河，大吹大擂，指天发誓，不惜撒弥天之大谎，而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戈培尔有一个理论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四人帮”深悟此道，奉为信条，身体力行。他们炮制一个谎言，就不厌其烦，连篇累牍，日复一日，大做文章。以为可以一手尽掩天下之耳目，天下从此听他们的了，于是，真理就此落在他们手中了。
请看：
他们公然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伪造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先是在报刊社论中抛出，接着，就在新闻标题和文章中连篇累牍，大肆鼓吹，一时间，言必称“按既定方针办”，充斥版面、广播，吹吹打打，好不热闹。甚至在其阴谋被华主席揭露之后，还在《光明日报》上抛出反党黑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穷凶极恶地把矛头直指华主席，明目张胆地发出了反革命的宣言书。
再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明明批评了“四人帮”，“四人帮”的一些丑行明明败露了，他们竟然可以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一概斥之为谣言，严令追查。
又比如，他们为了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铸炼罪名，定制了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什么“翻案派”、“复辟派”、“投降派”，等等，整天价满天乱飞。他们以为这样没完没了地攻击下去，帽子就给人家戴定了。（可是，他们就象杂技团里的丑角表演的一个滑稽节目那样，把帽子耍得满天飞，到头来通通落在自己的头上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用心之良苦，手段之卑鄙，恐怕连戈培尔也要自叹弗如。
“四人帮”与戈培尔滚到一块儿去了，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同样手中没有真理，只好用谎言冒充真理。一切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群众为敌，因此他们只能靠欺骗过日子。他们一日不搞欺骗，就一日混不下去。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反动派靠欺骗维持统治，这就致命地决定了他们必然灭亡的结局。他们越是欺骗，越是加速其灭亡；而其越是临近灭亡，就越是要欺骗。当年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今日“四人帮”的命运也同样如此。骗人于一时，不能骗人以永远。真理是真理，谎言是谎言。谎言终究不能变成真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真理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谎言一碰到实践就碰得粉碎。人民群众从亲身的革命实践中，区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人民群众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更加眼明心亮，通过革命实践看出了“四人帮”“麒麟皮下的马脚”，识破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最终将他们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姚文元写文章不是曾经引用过《红楼梦》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句诗吗，今天，“四人帮”重吟此诗，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将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统统夺了回来。我们一定要针锋相对，大造革命舆论，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