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
鲁迅研究室
妄图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长期以来，一直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甚至恬不知耻地吹嘘说：“在三十年代，‘四条汉子’既迫害鲁迅，也迫害我”，标榜自己在三十年代就跟随鲁迅，保护鲁迅，只有鲁迅和她反对过鼓吹卖国主义的国防戏剧《赛金花》。她还作贼心虚地自我表白：“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江青的招摇撞骗和种种谎话，用鲁迅的话来比喻，只不过“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罢了。历史事实是篡改不了的。翻开历史一查，原来她当时就是一个拴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角色，同张春桥一样，也是个向敌人献媚的老投降派！
三十年代中期，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王明之流，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里应外合，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艺界，周扬等提出了适应投降主义路线需要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在“国防文学”的降幡下，“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纷纷出笼，一时间，在舞台和银幕上毒草丛生，群魔乱舞。话剧《赛金花》和影片《狼山喋血记》，则是所谓“优秀”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代表作。
就在这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三十年代，江青窜到上海混进了文艺界，钻入了上海的“名剧团”和国民党反动派官办电影的制片厂。为了争当资产阶级的“明星”，她死心塌地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为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卖力效劳，自觉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卖国的宣传工具。现在，我们从江青在一九三六年进行的三次反革命“表演”，撕下她“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画皮。
一九三六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为蒋介石“五十寿辰”大搞“庆典”，并凑集了七八百万元的巨资购买战斗机、巨型轰炸机八十余架，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这就是所谓“献机祝寿”活动。当时江青踊跃参加了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她梳妆打扮，粉墨登场，开幕时登台唱国民党党歌，演出独幕剧《求婚》，为国民党反动派募集资金，以求得蒋介石的青睐。谁都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打着“献机以厚国防”的幌子，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增强“剿共”的军事实力。鲁迅曾经揭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炸进来”，是指日寇的飞机在我国狂轰滥炸；“炸进去”，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虽然炸手不同，而被屠杀的都是中国手无寸铁的人民。国民党反动派是“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日寇“炸进来”，这就是他们“航空救国”的真相。江青如此卖力地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献机祝寿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三十年代反动的政治立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江青扮演第三号角色的影片《狼山喋血记》（原名《冷月狼烟录》）公演了。虽然观众寥落，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影片“卖座并不见得如何好”，但国民党反动派和“四条汉子”一伙却动员种种舆论工具，对其大加吹捧。他们肉麻地说这部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伟大的寓言”，并宣称“宣传已久的国防电影在这部有力的影片中巩固地确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更吹捧这部影片是“国产影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号称“国防电影标本”的《狼山喋血记》，以及江青在影片中的表演博得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国防电影”就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电影”，就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为摄制国产影片规定的三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发扬民族意识，以完成国防电影之使命”。由此可见，《狼山喋血记》迎合的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影片宣传抗日是假，其真实意图乃是炫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抹杀民族矛盾上升时期的阶级矛盾，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影片的结尾，出现了全村人高举火把，高唱《打狼歌》的场面。当时有的观众就有反映：为什么全村亦没有一个不起来的人呢？其实，害怕的和乐于“狼”之胜利者也一定有。事实上，在日本帝国主义“豺狼”向中国进犯之时，蒋介石反动派正是这种引狼入室并“乐于‘狼’之胜利者”。但是，他们这伙卖国贼，却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手法，拚命散布“中国没有汉奸”的烟幕。影片《狼山喋血记》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政治意图构思的。
《狼山喋血记》采用“寓言”的形式也是别有用心的。一九七二年，台湾出版了一部内容极为反动的《中国电影史》，这部书透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一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的外交是在忍耐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任何刺激日本军阀的影片，劝告电影界尽可能的避免，不要作直接的控诉”，“在影片中的敌人日本，不能明显的说出来。用寓意的，象征的，暗示的方式来表现”。《狼山喋血记》用“寓言”的形式处理题材，正是为了体恤国民党反动派这种“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牌”的苦衷。江青正是通过摄制《狼山喋血记》这类“国防影片”，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取宠的。
一九三六年与《狼山喋血记》先后上演的话剧《赛金花》，是鼓吹投降卖国路线的又一黑标本。剧本全力歌颂了一个极端仇恨人民，背叛民族利益，将灵魂和肉体出卖给帝国主义的汉奸妓女赛金花。这个赛金花，整日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头目身边周旋，为其献计献策，奔走呼号。赛金花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在剧本中竟被吹捧为“保全”了北京的“大救星”，使人民“免受杀戮”之灾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鲁迅曾怒不可遏地指出：“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当这出鼓吹卖国投降路线的反动戏剧准备搬上舞台时，江青竟无耻地把这当作飞黄腾达的好机会，拚命地争演赛金花。当导演嫌她演技差而安排她充当配角时，她闹得不可开交。江青这种卑劣表演，把她那种投降卖国的丑恶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
仅从上述三次丑恶的反革命表演，不难看出，三十年代的江青，根本不是什么“进步文艺工作者”，更不是什么被“四条汉子”迫害的对象，而是一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忠实地追随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并为其大造舆论的一名无耻走卒，是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的老投降派！
四十年以后的江青，摇身一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她以更加阴险的手腕，袭用三十年代的老谱，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反党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她无耻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实际上却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过去她虚情假意地表白：“我什么也不希望，只希望我能做一个演员。”如今，她野心勃勃，自比武则天、吕后，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位。正如毛主席斥责她时所说：“江青有野心”！三十年代的蓝蘋和七十年代的江青，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三十年代老投降派的丑恶灵魂，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到了七十年代，终于走上了一条向上爬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道路，一条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
我们同江青一伙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三十年代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我们必须撕下她的伪装，剥掉她“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画皮，让她的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永远充当教育子孙后代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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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青崇洋复古面目的大暴露
大寨大队宣传队
自封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江青，口口声声狂叫什么“文艺舞台要由工农兵占领”，“要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现在，让我们揭开江青两次窜到大寨的文艺生活的内幕，看看她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去年九月间，江青窜到我们大寨，干了许多坏事，贫下中农十分气愤。她俨然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横蛮霸道，指手划脚，连我们宣传队也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大寨宣传队，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坚持业余、勤俭、小型、多样的原则，自编自演了一批内容革命、形式活泼的文艺节目，密切配合政治斗争，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和称赞。江青来后，我们为她组织了一场文艺晚会，可是，她看了不到半个钟头，就摇头晃脑，拧眉瞪眼，说要退场休息。迫使我们打乱演出安排，去掉了不少好节目。
然而，时隔不到两天，同样在大寨，江青却把她从北京专程带到大寨的一批艺人请出来，为她演唱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歌功颂德的旧戏曲《辕门斩子》、《斩黄袍》、《断桥》、《空城计》等。她还让同来的文艺工作者为她演奏古代音乐
“南曲”、“北曲”及其他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在这样的音乐会上，江青一反常态，竟高兴得手舞足蹈，不断拍手叫好，有的曲子甚至让演员连奏好几遍。不仅如此，江青在大寨没住几天，还把《蒙面大盗》等西方资产阶级影片，带来观赏，以满足其肮脏丑恶灵魂的需要。
事实象把无情的钢刀，划破了披在江青身上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画皮，露出了她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狰狞面目。我们贫下中农喜欢的文艺，她却深恶痛绝；我们贫下中农恨透了的封资修破烂货，她却奉为珍宝，大开绿灯。她那里是什么“旗手”，分明是一个手挥板斧、砍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刽子手，是封资修文艺的吹鼓手，是为死人、洋人招魂的恶鬼。
更为恶毒的是，今年九月初，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危期间，江青再次窜到大寨，妄图压大寨、砍红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准备。一天在虎头山上，宣传队演奏《东方红》，江青听到歌声后，竟气急败坏地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唱《东方红》？我把它听烦了！”《东方红》是我国革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喜爱的一首歌，是革命时代的最强音。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时，就好象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魁梧的身影和亲切的笑容，我们浑身顿时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可是，这个自封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和毛主席“学生”的江青，居然“听烦”了《东方红》！这不只说明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厌恶，更说明了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毫无感情，暴露了她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动嘴脸。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四人帮”的罪恶斧头砍不倒；大寨宣传队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风浪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江青的反革命大棒是打不垮的！我们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有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文艺舞台我们占定了，“四人帮”妄图用封资修文艺腐蚀我们，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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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
——读鲁迅《三月的租界》
聚石
伟大的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总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识破混进革命队伍的各色蛀虫，烛照出他们的心肝肺腑，表现了高度的路线觉悟和斗争艺术。鲁迅写的《三月的租界》所揭露的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就是这类蛀虫的活标本，就是当时围攻鲁迅“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中的一个。
事情是从一部小说《八月的乡村》引起的，但它之所以引起争论，有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深刻原因。
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了一篇序，热情肯定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小说。鲁迅预言这部书“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证实”，果然不出所料。《八月的乡村》出版不到三、四个月，一九三六年三月，狄克就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正如鲁迅指出的，题目“很有劲”，在标题下居然还引述了斯大林的语录作为立论的根据，文中充斥着“帮助”作者啦、使作者“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啦、“要建立强健的批评”啦等等冠冕堂皇的词句。据说这一切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
三十年代中期，围绕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党内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牢牢掌握领导权。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王明、刘少奇则全盘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一条亡党亡国的路线。“国防文学”正是周扬一伙根据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扯起的一面破旗。狄克在这篇黑文中毫不讳言地庆贺“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在这个投降主义口号下，他们排斥异己，大搞宗派活动，大施阴谋诡计。把围攻的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周扬一伙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拼凑他们“国防牌”的文艺家协会。正是这个狄克，曾经奉周扬一伙之命，奔走效劳，妄图强拉鲁迅入会。当他们的阴谋破产，便更加加紧了对鲁迅的围攻。形形色色的谣言诽谤、明枪暗箭一齐向鲁迅袭来，什么“对当前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啦，“助长着恶劣倾向”啦，以至贼喊捉贼，反噬一口，把“宗派主义”的帽子扣到了鲁迅头上。在这股投降主义的恶浪面前，鲁迅犹如中流砥柱，巍然屹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同“国防文学”针锋相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揭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和鬼蜮伎俩。
鲁迅正是从路线的高度透过现象洞察了狄克所谓“自我批判”的投降主义本质，深刻地指出：“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在这里，鲁迅用通俗而深刻的语言，分清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敌我的营垒，分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右倾投降路线两条路线的营垒，这就完全击中了狄克的要害。在狄克一伙的心目中，早已撤除了阶级的和民族的界线，内外不分，敌我不分，早已同“‘我们’之外的‘他们’”同流合污抱成一团了。正如鲁迅所揭露的，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三月的租界》象一把犀利的匕首，戳穿了狄克的投降派面目，自然使得他丧魂落魄，“心里不安好几天”。他迫不及待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进行辩解和抵赖，在信中重弹他那“一片好心”呀，“希望先生能够明瞭我底原意”呀等等动听的调头。即便如此，在这封信中同样按捺不住他对鲁迅的刻骨仇恨，说什么“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什么“大家的感情”，不过是一小撮蹲在租界里的投降派的感情罢了。信中有一句话倒是可以相信的，这就是狄克特别申明对于周扬们指责田军的话自己“并不是盲从”，足见狄克之投靠在“国防文学”的大纛下是高度自觉的了。这倒是一个绝妙的自供。
四十年过去了。时间可以洗刷和冲淡人们的记忆，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张春桥一类魔鬼的本性。这伙魔鬼更深地钻入了革命阵营，打进了革命的心脏。他们无限制地自我膨胀，发展了极其疯狂极其卑劣的权利欲望和政治野心，以至结成了篡党夺权的阴谋集团，在七十年代我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遗臭万年丑态百出的一幕。今天，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重读鲁迅揭露狄克的这篇杂文，深深感到经过了历史的考验，鲁迅的杂文更加锋芒四射，它是我们同“四人帮”作战的锐利武器。试看今日之“四人帮”，不就是一伙伏在大纛荫下的魔鬼，一伙“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独夫暴君吗！他们不就是一伙忘了“‘我们’之外的‘他们’”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的投降派卖国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