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在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日子里，山西省昔阳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决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集中批判了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中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他们把无限怀念毛主席的阶级深情，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实际行动。
昔阳县有些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认真学大寨，革命和生产比较落后。文化大革命把他们从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学大寨，抓阶级斗争，促生产斗争，促科学实验，大队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些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对唯生产力论的毒害体会得特别深刻，对邓小平又来散布唯生产力论特别愤恨。这里发表的是他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几篇文章。这个版是由中共昔阳县委的同志、本报工农兵通讯员和本报编辑共同编辑的。
唯生产力论是个大祸害
昔阳县南垴大队党支部
我们越是怀念毛主席，对邓小平越是憎恨。唯生产力论是个大祸害，我们早就恨透了它。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不但鼓吹唯生产力论，还不许我们批唯生产力论，这就使我们觉得唯生产力论加倍的可恶！
唯生产力论祸害什么？就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它反对的都是我们贫下中农最心爱的。
《论总纲》全文从所谓“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四个现代化”煞尾，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到纲的地位，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它转。这就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要“四个现代化”是假，要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对于唯生产力论的祸害，我们前些年体会可深啦。我们大队处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脊梁上，自然条件很差。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毒害下，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丢在一边，盲目带领群众埋头搞生产，把“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当成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灵丹妙药”。结果，资本主义倾向抬头，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全大队的粮食亩产只有一百多斤。我们不知道根本原因在哪里，光是吵吵：南垴南垴，实在“难闹”！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认识了南垴“难闹”的根子，在于党支部领导成员中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上了唯生产力论的当。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南垴可变啦！短短十年功夫，石厚土薄的土地改造成为“大寨田”，山顶上建造了一百五十亩人造平原。河水引上高山，种上了水浇田，社员吃上了自来水。修筑了盘山公路，架设了高压电线，山垴上头通了汽车、用上了电。粮食亩产一年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九年。这一切变化，都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批了唯生产力论，不断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特别是同刘少奇、林彪这类走资派斗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条路线、两种结果，生动地说明唯生产力论是个大祸害。一沾上它，势必要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搞修正主义，向资本主义滑下去。
唯生产力论害集体，也害干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一系列教导，回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刻认识到有些党员干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了党内走资派宣扬的唯生产力论的毒害。我们支部一位负责同志，要说生产，他既肯带头干，又有主意，可是文化大革命前他只抓生产，不看路线，跟着修正主义跑。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群众的批评，有了一些转变。但是，由于思想上没有清除唯生产力论的余毒，有一次又犯了搞资本主义的错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位同志转变得好了。他走过的这段弯路，难道不是对唯生产力论这个大祸害的控诉和深刻的批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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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法
昔阳县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有棠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毛主席教导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永远不能忘！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永远指引着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胜利前进！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攻击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
‘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污蔑。邓小平越是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就越说明唯生产力论对走资派有好处，对我们广大群众有坏处，我们就越是要批它。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列宁也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441页）在我们劳动人民看来，这个道理很好懂。我们成年累月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清清楚楚地知道：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我们参加过革命战争，搞过土地改革运动，搞过合作化，公社化，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清清楚楚地知道：革命搞好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受剥削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有力量有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为发展生产开辟广阔的道路。我们过去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唯生产力论，决不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而是根据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更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
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说他“关心生产”，那是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吸工人和我们贫下中农的血。如果我们听信邓小平那一套，不抓阶级斗争，只抓生产，那才真是搞形而上学，那就不但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且会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破坏生产。
我们大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党支部有的领导成员不抓阶级斗争，提出“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把大部分劳动力派出搞副业，抓现钱，认为有了钱就能置买生产资料，就能改善社员生活，就能发展生产。对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不打击，对新资产阶级分子不斗争，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任其发展。路线错了，人心七股八岔，集体经济受损害，土地严重失修，生产倒退，结果是人缺粮，畜缺草，生产缺投资。唯生产力论造成的危害，我们永远忘不了。
一九七○年以后，我们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带领社员认真学大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抓革命促生产。广大社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心往社会主义上想，劲往社会主义上使，生产搞得格外红火。当年粮食亩产就达六百三十多斤。到了冬季，党支部提出了改造山河的规划，集中劳动力大战大沟河，搞“涵洞造田”，修建涵洞二千多米，造田一百多亩。这一期工程，动土石方三十多万立方米，原计划二年完成，只用六个月就完成了。群众发挥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我们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我们乘胜前进，继续抓阶级斗争，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向四条大沟开战，先后修建涵洞七千多米，造田五百多亩。还修建了两个蓄水二十万立方米的小水库和一个高灌站。把原来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修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达八百斤，过了“长江”。经过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又增到九百多斤。
我们大队过去生产上不去，是没有抓生产吗？现在生产上去，是单纯抓生产的结果吗？都不是。根本问题是方向道路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说明了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我们抓了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形势就好；什么时候不抓阶级斗争，让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生产就搞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法，我们一定要永远牢记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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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昔阳县河西大队贫下中农理论组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为了贩卖唯生产力论，使用折中主义的狡猾手法，以毛主席关于论述三大革命运动的语录作掩护，在“但是”后面贩运私货。《论总纲》引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以后，就说：“这三大运动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各自都有特殊性，这本来就不成什么问题。可是，《论总纲》却借此大作文章，左一个“不等于”，右一个“不等于”，左一个“特点和规律”，右一个“特点和规律”，讲了一大堆。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绝对不是。他们想把清水搅混，以便混水摸鱼，抹煞以阶级斗争为纲，抹煞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贩卖唯生产力论。
《论总纲》说的“不等于”，它的真实的意思是要拉着我们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去孤立地搞生产、搞科研，妄想要我们一头钻到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特殊矛盾”里头，忘掉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要去想生产、科研是为哪个阶级服务，不要关心生产过程中和科技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从事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就有了强大的动力。路线正确，条件好的地方，生产和科研可以搞出大的成绩；条件差的地方，也可以创造条件，做出好的成绩。否则，自然条件好的地方，生产和科研也搞不好。
我们河西大队十年学大寨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大队离县城不到二里，土地平，水源足，气候好，交通方便，既适于种粮食，又适于种蔬菜。这些好条件，在全县没有几个大队能够比得上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农业生产就是上不去，粮食亩产只有三百多斤，蔬菜最高亩产只有七千五百斤。水源虽好，水浇地却少。土地虽平，机械化程度却不高。对科学实验，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因为路线不端正，没有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资本主义倾向束缚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全国进一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大队也发扬了大寨精神，狠批修正主义，狠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社员思想步步高，生产一年一层楼。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二点五倍。全大队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由旱地变成水浇地，购置了各种机械六十多台（件），粮食加工、场上作业、短途运输、提水灌溉，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今年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又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科学实验方面，社员的思想也解放了，大家说：“大寨年年有新套套，科学实验咱们也能搞。”我们搞了一系列实验和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真正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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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极右实质的大暴露
昔阳县西固壁大队党支部
《论总纲》反对批判修正主义，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它不但污蔑党和革命群众“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而且说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的一种观点。很明显，这同邓小平污蔑《春苗》是“极左”一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说成是“极左”，影射和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把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为了批判邓小平，先讲一下我们西固壁大队的历史情况。
文化大革命前，西固壁大队受到了刘少奇宣扬的唯生产力论的毒害，大队有些领导只顾埋头搞生产，走偏了路线。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推销“三自一包”的黑货，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大刮资本主义妖风，扰乱人心，弄得一些社员的心思七股八岔，结果粮食亩产还不到二百斤。贫下中农气愤地说：“东南山上起乌云，富的富来穷的穷，投机倒把抓大钱，贫下中农两手空！”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时，发动社员深入批判唯生产力论。干部、社员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革命精神大发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越来越大。我们党支部也树雄心，立壮志，领着大伙儿开始进行一项艰巨的劈山改河造地工程。当时，有人说我们吃了老虎胆，蛮干胡折腾。隐藏在大队领导班子里的反革命分子趁机破坏，攻击搞这项工程“不是治山治水，是治人哩！”我们党支部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查清楚了这个坏家伙的老底，带领群众对他展开了批判斗争。干部和群众愤怒地说：“我们劈山改河，就是为了改变西固壁的生产条件，建设大寨那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说治人，我们就是要治象你这样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阶级敌人！”
在劈开寨岭山的战斗中，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村的男女老少，个个动脑筋，人人献计策，敢想敢干，还提出了一个“引水冲土”的办法。原计划七年才能完成的劈山工程，一年○八个月就完成了。贫下中农兴奋地说：“寨岭山上的开山炮是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点着的。”
这几年我们学大寨，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斗，越斗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越高，越斗大家的心越齐，越斗干社会主义的劲越大。这几年，造了七百多亩河滩地，整修了九百多亩大寨田，还修了一个水库，筑起一个活水池，建起三处高灌站，水浇地从原有的四亩扩大到七百多亩，粮食亩产过了“黄河”，跨过“长江”。一九七五年，集体收入和个人收入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四倍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年年增加。这些，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成果。只有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人，才会把批判唯生产力论说成“极左”。
邓小平为了翻案复辟，污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什么“极左”，还把“王明路线”拉出来硬要往我们头上扣，以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邓小平满以为经过这样一番攻击、污蔑、诽谤，就可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可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可以复辟资本主义了。这只是邓小平的痴心妄想。
邓小平把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污蔑为“极左”，是由他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所决定的。因其极右，所以极端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污蔑它是什么“极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但是，贼喊捉贼反被捉。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还没来得及出笼，就被革命群众批判，这株大毒草正在批判中被化作肥料。我们要坚定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同修正主义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