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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青的野心和杀机
——评“梁效”炮制的关于武则天的一篇毒文
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 陈崧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七四年就严肃指出：“江青有野心。”真是一语千钧，打中了这个白骨精的要害。
吹捧女皇帝，是江青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流露，也是“四人帮”为江青“登基”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自以为得计的手段。在江青的亲自导演下，在“四人帮”所控制的论坛上，一时间吹吹打打，奏起了一股吹捧吕后、武则天的歪腔怪调。“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一口气炮制了六篇论吕后、三篇论武则天的文章。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另搞一套。那年七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王张江姚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特别警告江青要注意。他们不但毫无改悔之意，反而加紧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八月出版的某学报上，就抛出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梁效”以其断章取义、捏造历史的惯用手法，胡说唐高宗与武则天有着共同反儒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基础”。这在任何史书上也找不到根据。这种虚构，显然别有用心。江青往往冒充毛主席的代表，四出招摇撞骗，早被毛主席戳穿了。江青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只能代表她自己。可是，恬不知耻的江青，仍然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的代表，到处进行自我宣传。这是她篡党夺权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张画皮。费尽心机地着意描绘这张画皮，自然成为“梁效”之流的首要任务了。
“梁效”在这篇文章中十分醒目地突出了武则天如何在“斗争风浪中”“大步地登上政治舞台”这个主题。什么斗争风浪？按照“梁效”的说法，这就是在唐太宗死后是发展还是改变唐太宗路线的斗争。但是，“梁效”并不去分析和论证武则天有哪些主张是继承唐太宗的路线，却把“废立皇后”的问题，作为“革新与守旧两大政治集团”的“第一次大斗争”来加以描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举出一条可信的史料来证实斗争的双方何以一方是革新的，而另一方是守旧的。人们从他们的论述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以人划线”的结论：拥戴武则天当皇后的便是革新派，反对的便是顽固派。这种判断是非的逻辑，与“四人帮”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革命组织路线，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梁效”把反对武则天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分别标明为“太上国舅”和“顾命老臣”，而对拥护武则天的、同样是太宗重臣的李勣，却不加任何头衔，只说他是革新派的代表。至于对武则天本人，更是只提“她出身于庶族寒门”，而对其父武士彠在太宗时也曾身居高位这一事实则只字不提。这样一种扬抑取舍，是为了什么？无非是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要继承和发展唐太宗的路线，恰恰要与唐太宗重用并信赖过的元老旧臣作殊死斗争。或下令“黜逐”，或逼迫“自杀”，都是斗争之所必需。为了加重这一论点的色彩，他们还特意用形象的语言把武则天说成是敢于给“腐朽力量”以坚决打击的“一条铁鞭”。这条“铁鞭”之所向，正是对着那些唐朝开国以来的“宗室勋臣”。“铁鞭”的作用，便是把他们“流贬”，“坐死”，一直到使之“殆尽”而后已。总之，这意思无非是说，把唐太宗时的元老功臣扫除干净，唐太宗的路线便得到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荒诞的逻辑，同“四人帮”打着“正确路线代表”的旗号，打击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阴谋，难道不是配合得十分紧密吗！“梁效”精心炮制的这种论调，不是正好证明了江青一伙奉行的正是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制定的那种“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的反革命策略吗？他们说的什么武则天的“铁鞭”，不过是江青的“钢铁公司”里制造出来的“铁棍子”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江青为篡党夺权而在许多场合流露过的阴狠杀机，在“梁效”的这篇文章中跃然纸上。革命的人们是不难从中嗅出反革命的血腥气味来的。
“梁效”在这篇关于武则天的文章中，竟然从唐史的夹缝里找到了什么“北门学士”来加以宣扬。“北门学士”，本是唐朝所用的轻蔑之语，以示这帮文人无耻下流，见不得人，乃至武则天也不敢让他们堂堂正正地从正门（南门）出入。“梁效”竟然把这个称号当作桂冠，甚而用隐喻手法，公然写道：这样一些所谓的“文学之士”，起了“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他们“一个个都飞黄腾达，越级提拔”，完全是论功行赏，受之无愧的！在江青卵翼下的一小撮败类，总觉得江青的“登基”是指日可待的了，于是他们也沉浸在当“佐命功臣”的美梦中。无怪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个黑顾问，竟然狂叫，要把毛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改成什么“百鸟朝凤”！
可见，江青嘴里的武则天，“梁效”笔下的武则天，都不是历史上的武则天。他们谈论武则天，不过是为今天的野心家江青画像，为她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写意，抒情，造舆论。如果说江青想从武则天那里，学一些如何当女皇的手法和派头，却是真实的。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曾下令改服饰；江青不是也下令研究唐代妇女服装，试图把全国妇女都打扮成唐代宫女的模样吗？武则天将要当皇帝的时候，曾组织六万多人上表拥戴，江青对此赞不绝口，而且刻意仿效。“四人帮”的心腹，在毛主席逝世后，公然在他们控制的单位里布置给江青写“慰问信”，并且疯狂地叫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还肉麻地说，要写上“在江青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他们的反动气焰，真是嚣张到不可一世了！
黄粱未熟，美梦已破。正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的时候，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极其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复辟的痴心妄想。江青的一场女皇梦，彻底破灭了。“梁效”炮制的《武则天》一文的反动实质，也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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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野心家的唯我主义
童干
党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江青，爱出风头，爱胡说八道。她在讲话和演说中，又特别喜爱吹嘘自己、标榜自己，张口“我”，闭口“我”，几乎是三句不离“我”，有时候一句中就有三个“我”。手头有两份她的讲话稿。点了一下，一份稿子中提到“我”的有四十几处，另一份稿子中说到“我”的竟达一百○几起。
这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一个侧面。通过它，可以看到此人的唯我主义的丑恶灵魂。
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江青的“我”从属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她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江青之所以千方百计地突出“我”，是为了实现她篡党夺权的野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她那个“我”，代表着资产阶级，代表着地富反坏右，代表着帝修反。
请看，她的唯我主义种种表现——
唯我独尊，称王称霸。“老娘”天下第一，自吹自擂，目空一切，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爱吹不爱批，一触即跳，碰也碰不得。谁要是触犯了“我”，那还了得，她就咬牙切齿，暴跳如雷：“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要教训教训你！”对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紧跟”我搞修正主义、搞篡党夺权者，包你高官厚禄，名利双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和“我”不是一条心的，那就铁棍子打去，大帽子扣上，决不留情，叫你遭殃。
我就是党，我就是国。“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我”等于党，党等于“我”。她把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指手划脚，发号施令，自作主张，自搞一套。“我”代表国家，国家属于“我”。此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任意挥霍国家的财力、物力，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江青的唯我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我”要代表资产阶级篡党，“我”要代表反动势力夺权。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不是津津乐道、喋喋不休地宣扬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吗！她野心勃勃，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反党的“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一心想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皇”，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唯“我”为高，唯“我”为中心，一切都为“我”——这种唯我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个把反对封、资、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旗手”，原来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满脑子装的都是封、资、修垃圾！
江青曾经自诩为“文化革命的冠军”。呸！真不害臊。她大搞唯我主义，野心高度膨胀，疯狂篡党夺权，表现得淋漓尽致，发展到登峰造极。如果要讲什么“冠军”的话，在这些方面她倒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冠军”。
列宁曾经指出：“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就逃脱不了历史的“作弄”。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本来是要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房间”去的，结果却走进了身败名裂、彻底完蛋的“另一个房间”。
“四人帮”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朝思暮想篡党夺权，祸国殃民，丧尽人心，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唾弃，极为孤立。到头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孤单单，唯“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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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侦察连指战员，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掀起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革命怒潮。他们表示一切行动听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把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一仗一仗打下去，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这里选登的是这个连队的四篇大字报。
文过饰非掩盖不住丑恶嘴脸
指导员 刘怀山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伙丑类，摇唇鼓舌，把自己吹成一朵花，最害怕受到批评，也从不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他们不肯改悔，反而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错误，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不管他们怎样挖空心思文过饰非，他们的丑恶嘴脸是无法掩盖的。
毛主席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四人帮”历来夜郎自大，自以为了不得，好象他们是神仙下凡，身上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都是文过饰非的大师。王明自吹“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林彪自吹是“脑子特别灵”的“天才”。“四人帮”则自吹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无产阶级钢铁公司”等等，真是老鼠上秤钩——自称自。他们做尽了坏事、丑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早在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亲笔信中，就教育她要有自知之明，经常想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她根本不听。文化大革命中，王张江姚和林彪搅在一起，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林彪倒台后，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批林的英雄，到处吹捧自己，标榜自己。他们四人抱成一团，另搞一套，称王称霸，无恶不作。毛主席再三批判教育他们，他们总是文过饰非，拒不认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明明“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四人帮”爱吹不爱批，一贯拒不改造他们那腐朽透顶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成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终于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无产阶级敢作自我批评，这是有力量的表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四人帮”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极端虚弱，毫无力量，根本不敢向群众说真话。他们这伙丑类妄图捂住自己的丑恶嘴脸，干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这不过是痴心妄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革命人民早就透过他们的假面，看清了他们反革命的本相。他们只能落得个覆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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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
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居心何在？
战士 徐国振
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进行形而上学的歪曲，这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破坏安定团结，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诡计。
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辩证关系，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是对立的统一。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我们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们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同无政府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纪律，决不是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我们只有正确地把握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辩证关系，才能促进革命的大团结，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王张江姚“四人帮”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出发，宣扬极端民主，不许批评而实际支持无政府主义，把必要的组织纪律、合理的规章制度一律污蔑成为“管、卡、压”，为的是否定党的领导，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他们又片面强调集中，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骑在广大群众和干部头上，横行霸道。大野心家江青甚至恬不知耻地宣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但是，历史是无情的，这一帮蔑视辩证法的坏蛋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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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
两类矛盾不容混淆
司务长 赵长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待阶级敌人，要坚决斗争，要把他们斗倒斗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不能狠斗猛打的，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公式。
“四人帮”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他们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肆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搞以“帮”划线，顺“帮”者昌，逆“帮”者亡。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不愿跟他们跑的，不管你是老干部、中年干部还是青年干部，一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谁要是说一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讲团结，同志之间应当讲谅解，他们就给安上可怕的罪名，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手段之卑鄙，心肠之狠毒，气焰之嚣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一手拿着压人的帽子，一手拿着打人的棍子，压制和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拿手好戏。他们所作所为，真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祸国殃民，罪恶累累。他们妄想把水搅浑，把局势搞乱，以便他们这伙妖魔鬼怪行凶作恶，打击、迫害那些坚持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分裂党，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安定团结，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王张江姚“四人帮”压制和反对革命人民，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不过是王明对反对他们搞机会主义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调重弹，故伎重演。王明早已被奔腾前进的历史洪流所淘汰，“四人帮”也终于逃脱不了彻底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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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字报选
不是什么“理论家”是反革命的政治骗子
战士 蔡立国
王张江姚“四人帮”明明是一肚子烂稻草，却装出满腹学问的样子，开口“理论”，闭口“理论”，把自己打扮成“理论家”。但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这面照妖镜一照，真相大白：这帮家伙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革命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能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通过革命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也只有通过实践，理论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四人帮”反党集团谎话说尽，坏事做绝，是反革命两面派，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嘴上大叫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实际上却以党内资产阶级特有的贪婪，任意聚敛和侵吞国家财富，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一再叫嚷要纠正不正之风，实际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作风上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糜烂透了！他们口头上反对卖国主义，实际上却崇洋媚外，出卖党和国家的机密。总之，这帮家伙唱的是革命调，走的是复辟道，说起来冠冕堂皇，做起来祸国殃民。这帮家伙竭力反对别人实践革命理论。你要“抓革命，促生产”么？他说你搞“唯生产力论”。你要加强革命纪律么？他说你搞“管、卡、压”。你要关心群众生活么？他说你搞“物质刺激”。反正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要怎样说就怎样说，叫你这样干不是，那样干也不是，什么也干不成。
我们革命战士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早就恨在心里。他们想要通过空喊高调，骗取“理论家”的美名，进而篡党夺权。但是，失人心者必败。“四人帮”把高调唱得再高，也依然是“四人帮”小合唱，和者盖寡。“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迷梦再美，也终于是“一枕黄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