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识破投降派的真面目
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夏际胜
《水浒》这部书，拚命往宋江脸上贴金，把他打扮成农民起义的英雄豪杰。但是，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是掩盖不了的。
宋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过着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
宋江这个投降派，一肚子坏水都是从孔孟之道那儿趸来的。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把孔孟之道当作一生做人的信条。孔孟之道宣扬仁义忠孝，宋江便处处以仁义忠孝作为行动规范。他自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并一再宣扬大宋皇帝“至圣至明”，诬蔑农民起来造反动封建统治的反是“犯了迷天大罪”。他把对地主老子尽孝看成对皇帝尽忠之外高于一切的事。投奔梁山途中，宋江听到他父亲“因病身故”的假消息，便捶胸大哭，火速回家。真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毒蔓结毒瓜。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宋江上梁山后，就篡改革命口号，改变革命纲领，用以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取代农民起义队伍团结造反的正确路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接受招安之后，他又去镇压方腊起义。临死，为了防止梁山原头领再次聚众起义，他又亲手用药酒毒死了“结义兄弟”李逵。
宋江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是这样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可是，有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竭力美化和颂扬这个宋江。有的赞扬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品德；有的说宋江上梁山之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有的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所谓“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完全是作者编造的骗人货色。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农民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地主阶级决不会“仗义”向农民阶级“疏财”，决不会去“扶”农民之“危”，“济”农民之“困”。《水浒》中颂扬的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宋江手中的资财，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他施舍给别人的金银财物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第二，宋江追逐功名利禄，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无非是以此笼络人心，图利、图名、图权。宋江正是通过所谓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骗取了一些人的称赞和拥护的。
所谓“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那是混淆是非。宋江上梁山，是因为被蔡九知府等人逼得一时走投无路，不得不“暂占水泊，权且避难”。他虽然也反贪官，但他和贪官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与农民起义军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能混为一谈。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招安”二字打转转的，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干了一系列的叛卖活动。投降朝廷后，他又镇压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皇帝办不到的事情，宋江办到了；贪官污吏起不到的作用，宋江起到了。如果说宋江上梁山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干了一系列叛卖革命、反对人民的罪恶勾当。
所谓宋江的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宋江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要跪倒在皇帝的脚下，死心塌地维护皇帝以及整个封建制度。当宋江和贪官污吏的矛盾激化时，他便利用农民起义军进行反贪官活动，而一旦农民革命对地主阶级的统治造成一定威胁的时候，他自然要出卖革命了。怎么能把这种叛变、出卖革命的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呢？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虽然屡遭失败，但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连绵不断，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斗争不屈而失败和为了做官而投降，完全是两码事。把宋江的投降说成“农民的局限性”，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诬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水浒》里的投降派宋江，被作者乔装打扮成“农民革命英雄”，现在，我们要彻底揭穿宋江的假面具，批判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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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浒》三梦
延风
一部《水浒》，写了不少梦。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尽管是混乱和虚幻的，但终究是现实生活的一幅映象，那怕是歪曲的映象。一个小说的作者着意写梦，当然不是“痴人说梦”，因为归根结蒂，梦是为小说的主题服务的。《水浒》中宋江的梦，都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点了题。
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个梦很重要，是为宋江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提纲挈领的。宋江迫于追兵，在还道村九天玄女的神龛里吓得昏了过去。作者就让他做了一个梦，并且借了“九天玄女”之口，为他规定了以后的道路。这就是：“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果然是“法旨”、“天言”，短短几句话，有目标，有口号，有策略，有方法。
“替天行道”，亦即替“天子”行道。这是“九天玄女”为宋江规定的一个总目标。
但是，宋江那时还刚刚落草，一个“山海小寇”，即使对“天子”一往情深，但从皇帝看来，局面似乎还小了一点。赵宋王朝虽已衰败，但并不见得对任何一个三、四流的小角色都看得上眼的。因此，“娘娘”说的另一句话——“为主全忠仗义”，就给宋江通了一个消息：夺过权来，当个“主”，把那些“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人，屏弃在外，那时，你想向皇帝称臣才算有了一点本钱，你念的那些辅国安民的投降经，才有可能“上达圣听”。所以，“为主”是实现投降目标的必要条件。
不过，宋江这样一个小吏，凭什么来当梁山泊之“主”？“娘娘”点出了“忠义”两字，一副精神武器就打造成功了。用阴谋诡计窃取梁山的领导权之后，宋江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篡改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是对“天言”的心领神会，也是《水浒》写宋江的“神来”之笔。
这一梦以后，宋江果然“不忘不泄”，忠实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树降旗，改堂名，菊花会，受招安，征方腊，鸩李逵，这一个个的脚印，就是还道村一梦的兑现。不出数年，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就被这根“替天行道”的无形绳索，活活地绞杀了。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人可以有人。路线错了，原来有的，也就都搞光了。宋江的梦和梁山的现实，证实了这个真理。
如果说，还道村一梦是宋江投降的导言、引子，是作者昭示宋江一生的伏笔；那末宋江在征辽大帐中再梦“九天玄女”，是汇报是呼应，是作者对《水浒》这个投降主题的再次提醒。
“娘娘”秘授宋江破混元阵的一大段“玄女法”，无非是武侠小说里一套陈词滥调，可以略而不谈。重要的警句是在检查了宋江言行以后所作的鉴定。鉴定“很好”，叫做：
“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这八个字，宋江是当之而无愧的。不过，“娘娘”还不大放心，还要在宋江这个已经转得不慢的投降齿轮上再注点油。这就是最后的叮嘱：“保国安民，勿生退悔。”粗一看，这似乎是多余的。宋江投降的自觉性如此之高，哪里会生什么“退悔”之心？其实，这番叮嘱也是有道理的。主子对叛徒难免总有点不大放心。这是即使为宋江之类的“星主”也是不能幸免的。象宋江这类投降派，虽然对主子不断表明心迹，不断地有“保证书”送上去，但最后还是免不了要吃“御赐药酒”。
对宋江这个充分体现了投降主题的角色，作者费尽了笔墨，还精心安排宋江进入了他为之效忠一生的皇帝的梦境，用最后一梦来加深“投降有理”、“投降有利”的主题，这便是《水浒》的最后一梦：“徽宗帝梦游梁山泊”。那时宋江已是“大宋之鬼”了，面对他的恩主，还上了最后的一篇“自白书”，
“恳告平日衷曲”，甚至还不忘为他药鸩李逵邀功请赏。主子这一边也对宋江勉慰有加，为忠良的奴才屈死，表演了“凄然”，并且还许下了“建立庙宇，敕封烈侯”的愿。这最后一梦，作者笔意甚深，他在一个可耻叛徒的头上安了一个灵光圈，企图使这个叛徒的下场，不是让人感到卑鄙，而是让人感到
“悲壮”，从而幻想还有后人踏着宋江的脚印跟上来。
然而，这毕竟是反动阶级——宋江、徽宗之流的幻梦。就在梦里，黑旋风不是已经“抡起双斧，径奔上皇”，把宋徽宗从梦中吓出一身冷汗吗！
《水浒》三梦，黑线一条，无非是宣扬“天命”，诱人做投降派罢了。不过历史不是按反动阶级的愿望前进的。宋江这个至死不变的奴才，现在成了一名绝妙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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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番“赠言”露原形
北京人民机器厂五·七工人大学 薛元
宋江送武松上二龙山时，有这么一大段“临别赠言”：“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
宋江的这番“赠言”有三个主要内容：一、劝武松“少戒酒性”；二、为武松指示“前程”；三、传授给武松一个卖身求荣的秘诀。
宋江劝武松要戒的“酒性”是什么？武松向宋江讲了自己的经历：景阳冈打虎，杀恶霸西门庆，等等。武松说：“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喝了酒，武松就更加胆大气壮。宋江正是针对这些来劝武松“少戒酒性”的。宋江深知象武松这样一个烈性汉子，如果一任他的“酒性”发作，可能干出不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事情来。所以，他才一再叮嘱武松：“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语，少戒酒性。保重，保重！”
宋江给武松指示的“前程”又是什么呢？用宋江的话说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要达到这个“前程”，就得替封建统治阶级去干一番“大事业”。在宋江眼里，聚众起义是“落草为寇”，是可耻的；效忠反动统治者是“大事业”，是荣耀的。宋江兜售这套反动的“前程”观，其目的就是要诱惑农民起义军，放弃推翻封建统治，争取农民起义胜利的前程，而去争取充当封建统治者鹰犬的“前程”。
宋江传授给武松卖身求荣的秘诀是什么呢？他无耻地教唆武松：“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这里，宋江明明白白讲了“投降”二字。先投降，再为朝廷“一刀一枪”地卖命，最后求得个升官发财，青史留名——这就是宋江传授给武松的卖身求荣的秘诀。宋江本人，就是这么干的。
从这一段“赠言”中，可以看出宋江的立场是地主阶级的立场，他的理想是地主阶级的理想，他的手段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出卖农民革命。宋江在梁山推行的那条投降主义路线，其中许多货色，早在他上梁山之前的这段“赠言”里就表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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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忠君思想
安徽师范大学 闻工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里的宋江，恪守孔孟之道，顽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军队伍，断送梁山革命事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从宋江的全部罪恶史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投降派，以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他的忠君思想之间的关系。儒家伦理观念的忠、孝、义结合在一起，构成宋江这个投降派人物的基本思想。而其中心内容，则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忠”字。他“于家大孝”，于友“仗义”，前提都是忠君。从郓城县“孝义黑三郎”的宋江，到梁山泊“忠义堂”上的投降派头子宋江，到征方腊时的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的宋江，再到楚州安抚使的宋江，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忠君这个反动的轴心转动。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前待人处世的准则。
宋江私放晁盖这件事，颇有些迷惑人的地方，但对它的前因后果，略加剖析，便可看出，宋江这个行动并未越出忠君思想所允许的范围。晁盖等人的劫取生辰纲，打击了梁中书这类贪官污吏，矛头指向蔡京、高俅这样的人。因此，宋江敢于给晁盖通风报信，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虽然放走了晁盖等人，但是却反对他们聚众造反，认为他们公然抗击官兵，“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宋江在江州酒后题的两首“反诗”，其实并无反意。从宋江题诗时所处的境遇来看，他的诗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对“饱狗”的怨恨情绪的流露，不过是宣泄他一片忠心未被赏识的牢骚而已。就连宋江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反诗。
那末，宋江后来怎么会上了梁山呢？
宋江题诗事发以后，被判死刑，在绑赴法场，即将处斩的当儿，幸得晁盖率领梁山泊众好汉劫了法场，把他解救出来。接着又大闹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严峻的现实把宋江这个反对和污蔑农民起义的人物，推上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尖端：要么丢掉脑袋，要么随晁盖上山，等待时机，别谋出路。在这种情势下，“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但是，宋江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他是带着满脑子的忠君思想，钻进了农民起义队伍。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后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与农民起义队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极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梁山根据地在晁盖当权时期，以聚义造反、反抗封建统治作为他们的斗争纲领。这无疑是一条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条路线被刚刚踏上梁山的李逵，用农民阶级朴素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即打翻赵宋皇帝的腐朽统治，夺取农民革命的胜利。对这样一条革命路线，宋江上山后，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百般进行破坏。为了忠君投降的需要，他阴险狡猾地排斥梁山起义军领袖晁盖。他明尊暗贬，把晁盖架空，使之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晁盖几次要领兵下山作战，宋江都用花言巧语百般阻拦，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他代晁盖下山，实际上是他通过几次外出用兵，培植羽翼，捞取政治资本，暗暗把兵权夺到手中。晁盖最后一次执意要亲自率兵下山攻打曾头市。晁盖曾头市中箭，临死时并未遗言要宋江继任寨主，而是指出，只有能为他报仇的人方得继任，说明晁盖并不那么信任宋江。宋江这个诡计多端的孔孟之徒，却乘机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完全篡改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方向，标志着宋江开始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以后，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封建统治者乞求招安。在两胜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反围攻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宋江命令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放下武器，接受了招安，使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变成了反革命的军队。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就这样被宋江断送了。
宋江投降后，为国家臣子的宿愿得偿了。于是，就彻底亮出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他主动要求去打方腊，并对方腊起义军实行灭绝政策。对地主阶级，他“忠义双全”；对农民起义，则不共戴天。宋江打方腊决不是什么农民兄弟的“自相残杀”，而是反革命刽子手镇压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宋江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报效主子，但统治集团并没有轻饶了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最后还是要设法除掉他。这个至死不悔的地主阶级分子，在他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生命垂毙之际，还不忘忠君报主。于是，他将李逵招来，亲手把李逵药死，生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坏了他的忠义美名。宋江死前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里，宋江为他的“忠”做了总结——一生至死靡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宋江药死李逵，为他的“义”做了说明——无条件地服从于忠。李逵的死，给人留下了一条血的教训，发人深思。
从不愿上山，到被迫上山，叛卖投降，镇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再到最后可耻地死去，这就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用自己的行动写出的一份罪恶的传记。这份传记，充分说明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说明了宋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死敌，而不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农民起义领袖”。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和孔孟的“天命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后走向没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加强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妄图扼杀人民的革命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继承孔老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进一步提出：“天即理”的命题，把儒家“天命论”更加哲理化，形成所谓程朱理学，给劳动人民带上一副精致的精神枷锁，用以作为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程朱“天理”观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忠君来维护封建王朝的永世长存。
《水浒》成书于元明之际，宋江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正是这种反动理学在文学作品里的反映。宋江言必称“忠义”，口不离“天命”，俨然是孔孟复生，程朱再世。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时，他拒绝上山的理由，就是不能“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以后离开梁山，行至扬子江心，遇到船火儿张横，闹了一场误会，他和两个防送公人险些被杀，此际，他又归之于“天命”，仰天长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宋江这种“忠孝”、“天理”观念，都形象地表现出程朱理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其目的在于维护赵宋王朝的罪恶统治。唯其如此，他始终顽固地认为地主阶级“压迫有理”，农民阶级“造反有罪”。晁盖造反，他说是犯了大罪。花荣给他开枷，他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他把封建国家压迫人民的“法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被迫上山，更始终怀着孔老二“获罪于天”的一腔负罪之情，念念不忘“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凡此种种，都是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在宋江身上的体现。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孔孟之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由于宋江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失败了。分析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