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无产阶级掌好笔杆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札记
浩然
手里这支笔杆，从表面上看来，是很轻、很轻的。但是，作为一个以笔为革命斗争武器的文学工作者来说，笔杆，又是很重、很重的！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手里这支笔的分量。在深入生活、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在跟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时时刻刻在想：怎样使自己手里这支笔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光荣、艰巨、不能推卸的职责。一篇稿子，一句言词，一个标点符号，都应当视为千斤，严肃对待。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我们自己要学习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改造世界观，防止变成修正主义的笔杆；第二、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深刻地、本质地认识和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满腔热情地塑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自觉献身的英雄典型，使作品起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作用。
我们要为担负起这样光荣的任务奋斗终身！
千斤重的钢铁和巨石，可以用机械去掌握它、调动它。文学工作者手里的这支笔杆，只有靠握笔人的思想来掌握、来调动。握笔人的思想怎么指挥，笔杆就怎么运转，他的世界观什么样，他的作品的政治和艺术的境界就什么样。作品是作家思想水平的水位计，半点虚假都是掺不了的。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对无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够自觉。我片面地认为，自己当过基层干部，又当过新闻记者，“政治水平”是不低的；因为过去上学少，所缺乏的只是艺术技巧。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比较重视党在某一个阶段的具体政策学习，而忽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刻苦钻研。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以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来指挥手里这支笔杆的。我知道，是党从旧社会苦海里把我拯救出来。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成了文化的主人。我感激党，感激人民。我决心用手里的笔杆歌颂党、歌颂人民。我的作品，都是写新人新事、好人好事。这固然也能在一个时期内起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鼓舞群众，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的作用，可是，这样做是很不够的。我的作品，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写的《喜鹊登枝》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写的《杏花雨》，将近一百个短篇中，所反映的农村现实生活，大都是一片和平兴旺，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没有高大的英雄典型。即使反映了人民内部新与旧的思想冲突，也站得不高，挖得不深，没有达到揭示生活本质规律的高度。我主观上要配合政治斗争，但手里握着的这支笔杆，却是软弱无力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指示，思想觉悟提高了，政治观点更明确了。我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指挥手中的笔杆，写了长篇小说《艳阳天》。接着，我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看清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激烈的、严峻的路线斗争，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我努力用党的基本路线指挥手中的笔杆，写出《金光大道》的第一、二部。
这样粗略的回顾，一方面使我觉悟到，一个革命作家的立场和观点对他能不能为无产阶级紧握手中的笔杆，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使我认识到，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灯塔和方向盘，因此，也是一个立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生活和创作实践的灵魂。只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为无产阶级掌握手中的笔杆。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闭门修养”式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既不能精通，更不能应用。必须结合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我们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来认真学习，才可能从精通到应用。应用得好，就会更加精通。在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斗争生活中，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观察、认识生活现象，才能真正搞清楚理论问题，并且不断丰富创作的素材。
怎样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观察、认识生活？既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观点问题。我遇到几位青年业余作者，很长一个阶段苦恼于“长期身在生活之中，却抓不到写的素材”。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都说“打开了思路”。其中有的同志就带着一两个概念，到生活中去寻找“故事”。故事搜集不少，仍然写不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就又来找我诉说苦恼。我认为，在这方面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作者胸中有了众多的熟悉的人物，按照人物自身的思想和行动逻辑，选择和编排情节，才能造成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故事性。体现着人物的阶级关系的矛盾斗争出故事，故事又为人物服务，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而不是概念化的典型形象。
上边提到的青年业余作者所说的“打开了思路”，另一种表现，就是到生活中专门寻找“反面”的问题和人物。比如，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找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专搜罗这些人的言行，以他们为创作的出发点，再按照表现他们的需要，设置一个或几个正面人物，让他围着那些反面人物转。我认为，这样的学习和创作实践，是走到一条歧路上去了。发展下去，有重蹈当年资产阶级右派作家们“干预生活”、“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覆辙的危险。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唯有这样的典型，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志，才能代表我们时代的风貌和本质，才能起到鼓舞、教育、团结人民同心同德跟敌人作斗争，发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我写短篇小说《铁面无私》，是从自私的农民（实际上是小生产者）闹房基地、侵占集体耕地这样的人物引起的。但在构思的时候，我总是嗅出一点“中间人物论”的味道，因此几次想写都写不下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了解和熟悉了一些坚决抵制“反面”人物的英雄人物，并为这些英雄人物所深深感动，才能比较自由地以英雄人物为主导展开矛盾和斗争，把我想回答而又应当回答的社会问题的卷子交给了读者。我写另一篇小说《一担水》，是先在生活中结识一个勇于跟传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英雄人物。他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使我忍不住地要用笔表现他。这时候，我根据党的基本路线，衡量、认识和理解他，再用他的思想和行为来对照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于是抓住了一个“对立面”，展开矛盾纠葛，形成了故事情节，完成一篇作品。所以我体会到：作者把立足点立在无产阶级英雄这一边，站在无产阶级英雄的思想的高度，才能真正抓住生活本质和主流，选择意义重大的生活素材，也才能比较得心应手地突出英雄和主要英雄的典型形象。
最近，我在医院看到一个看病的小学生。他排在长长的挂号人的队伍后边。一个女护士要替他挂号，要拉他直接到诊疗室去提前就医。原来，这个小学生的爸爸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可是，他坚决不这样做，还当场批评了女护士。如果过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十有八九我会认为这种题材是别人写过的一般的好人好事而放过去。这一次，因为正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跟他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共鸣，就立刻抓住了它。我发觉在这个红小兵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亿万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他对我改造世界观是个促进，对我认识现实生活是个启发。我应当向他学习，应当指挥手里的笔杆热情地歌颂他！作为一篇小说的材料，尽管矛盾斗争的故事情节还不丰富、不具体，但却已经提供很多借以思考和联想的线索了。
毛主席早就谆谆告诫我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个作者能不能坚持这样做，决定他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深度和思想高度。我们这些工农出身、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作者，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自满情绪，认为自己生活够用，只欠艺术。这样的认识直接妨碍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实践，自然也妨碍手里的笔杆紧跟时代步伐。时代在飞奔，人民在前进，斗争生活丰富多采而又不断变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认为“生活够用”了呢？这种认识的本身就违反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是被文艺界一些同志认为“比较熟悉农村生活”的人。事实上，我对过去经历过的事情，并没有完全真正理解，而需要再认识；对发展着的现实生活，更需要从零开始，老老实实地去熟悉。
在写《金光大道》初稿的时候，我也认为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是熟悉的。写完第一遍稿，由于受真人真事局限，觉得没有概括出五十年代农村斗争生活的面貌和本质，以至于写不下去。后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教导，才渐渐认识到：要使自己在生活素材上跳出真人真事的局限，首先必须从思想认识上跳出局限；没有思想认识上的突破，就不可能达到典型化地反映生活。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三次试图描写高大泉这样的人物。但在我的笔下，他不是围着一个“小脚女人”式的官僚主义人物转，就是围着一个“小算盘”那样的中间人物转，都没有能够写出他的真正高大和完美。文化大革命以后写《金光大道》，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跟社员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站在今天时代的思想高度，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重新认识我头脑中和本子上的生活积累。后来，又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用刚获得的新的生活斗争素材跟过去的生活积累加以对照、比较和选择。这样，使我不仅发现了除“小脚女人”、“小算盘”之外，还有张金发这样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高二林这样的刚刚得到一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斗争的高大泉式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使我认识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不存在高大泉式的人物，而是我没有看到，没有抓住，我的思想框住了笔杆，笔杆又框住了人物。归根到底，是我头脑中缺乏马克思主义，没有把英雄人物身上的本质因素提炼出来。如今，这个人物形象仍然没有塑造到应有的水平，根源仍然在于我对新的斗争生活深入不够，在生活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生活积累进行再认识的工夫下得不够。对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到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中去，永远没有毕业那一天。作者的生活经历多一点，只是为他创作素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并不等于创作素材就一定丰富。只有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观察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经过反复认识，达到对自己经历过的事物真正理解，才算掌握了创作需要的宝贵素材。被理解的东西越多越深刻，创作素材就越丰富。
学习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要刻苦地磨练我们手里的笔头，提高我们表现新生活的能力。要使作品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应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下，努力做到这样的统一。革命样板戏是坚持政治与艺术统一的典范，小说创作，要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特别是革命样板戏运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经验。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使笔杆不是单纯记录，而是艺术地反映生活斗争风貌，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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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下一代
——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年历史故事读物
舒浩晴
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少年历史故事读物，其中包括主要的法家和儒家代表人物的故事，农民革命斗争故事，以及其他历史故事。这些书，用具有一定文艺特色的语言，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但孩子们爱读，成年人也爱读。
这些少年历史故事读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评价，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下一代。我们都还记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出版过不少给孩子们看的通俗历史读物。那些书基本上贯串着一条黑线：颂古非今、尊儒反法。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着向青少年灌输“历史知识”的幌子，肆无忌惮地颠倒历史，歪曲、贬低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攻击、丑化历史上坚持前进和革新的法家人物，为孔老二及其门徒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历史知识”是不存在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毒害青少年，引诱他们向后看，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批少年历史故事读物，则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打开书页，从中我们可以听到，从陈涉、吴广到洪秀全，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震天呐喊；可以看到，商鞅、秦始皇、曹操等一系列法家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同反动、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可以认识，孔老二、孟轲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千方百计妄图倒转历史车轮。这些书用生动的材料进一步宣传了这个真理：“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些读物，是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是研究整个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历史的成果，同时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和持久的发展。
当然，既然是少年历史故事读物，就不能写得和历史论文一样，而要注意少年读者的特点，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用有一定文艺特色的语言尽量写得通俗些，生动些。有人说这类作品是“四不象”：既不象论文，又不象散文；既不象小说，又不象历史；可是又都有点象。其实，这“四不象”正是这些读物的一个特点，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孩子们总希望故事波澜起伏、娓娓动听。现在这些故事的写法，在主要事件、情节方面都是以严格的史料为依据，同时又加以适当的剪裁，精心的塑造，合理的安排与渲染。人物的对话，采用口语，又尽量与历史人物的特点比较吻合。譬如《商鞅的故事》中，商鞅一出场，写他到农村，看到两种景象，这在史料上是没有记载的，但这样“虚构”是合理的，因为这不但使作品更加形象，而且表现出了他从事改革的主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写到他与甘龙、杜挚的辩论时，虽然有较多的史料依据，但如果只是照搬原文，也容易枯燥。现在把辩论写得比较活灵活现，并且写了几个反面人物在背后密谋策划的情形，不但使故事更加集中、冲突更加尖锐，也有利于揭示出商鞅变法的社会历史内容。《中国农民革命斗争故事》中写到孔鲋破坏陈涉起义、写到瓦岗军诱敌聚歼等情节，都只有一小段史料根据，但作者根据这些史料，对当时斗争的具体情况作了适当加工和描绘，就颇引人入胜，使人读后对这些斗争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拿最近出版的《曹操的故事》与同一作者在前一时期编写的《孟轲》相比，就可以看出，这样写历史故事既不违背历史，又便于少年读者接受。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这种写给少年看的历史故事书籍，也要求写得准确、鲜明、生动，才能使作品真正起到战斗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掉以轻心不行，不下苦功夫不行。通俗不等于庸俗，生动不等于油滑。列宁说过：“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这段话对我们编写少年历史故事读物也有深刻的启示。我们说深入浅出，“深入”和“浅出”是辩证的，只有“深入”了，才能做到“浅出”。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整个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历史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详尽地占有材料并加以分析和鉴别，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形式表达出深刻的内容；同时，还要求作者比较熟悉青少年读者的特点和需要，提高提炼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
给青少年编写一些历史故事读物很有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写这种书是“小儿科”，不能登“大雅之堂”。这种观点不对。在我们国家，有几亿青少年。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让他们学习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以便将来挑起革命重担，经受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这怎么是无足轻重的事呢？每个阶级都注意用自己的观点向下一代讲历史，包括用有文艺性的语言编写通俗小册子的方式讲述这些历史。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就写了一大段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批判过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旧的“启蒙读物”，也是通过历史故事宣扬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规范。今天，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坏书、坏故事来腐蚀青少年的灵魂。面对着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岂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在编写给青少年的通俗读物方面，也要牢记这个道理。如果说这是“小儿科”，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这种“小儿科”缺少不得！我们一定要怀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高度责任感，把这“小儿科”办得越来越好。
编写革命的少年读物，是革命的要求，广大群众的愿望。在这方面，同样“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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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的阵地〔油画〕 汤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