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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城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定期交流。这种做法，对于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提高赤脚医生，推动城市医院的斗、批、改，深入开展卫生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很大的意义，值得医疗卫生战线的同志注意。
组织赤脚医生和城市医务人员定期交流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去年以来，先后组织五十七名医务人员，分两批到农村生产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请当地四十名赤脚医生到医院参加斗、批、改，同时进修医疗技术。医务人员到农村后，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当地批林批孔运动，参加政治夜校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帮助办好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到医院以后，医院党组织注意发挥他们在卫生革命中的作用，并帮助他们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这种做法，对于改造医疗卫生队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推动卫生革命，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实行城市医务人员与农村赤脚医生定期交流，主要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有利于医务人员变思想、变立场、变感情。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以后，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就可以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断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内科护士长周淑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以后，又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又要送医送药上门，感到很累。但是，她想自己是来插队当赤脚医生的，赤脚医生的特点就是不脱离劳动。插队一年，她坚持和群众一起参加春耕、夏锄、抗旱、防洪、秋收、农田基本建设等劳动。通过参加劳动，她加深了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一次，有几个社员在积肥时，不小心翻了车，被砸伤了，身上弄上不少粪便。进行急救时，屋里特别冷，周淑云就把自己的被子、褥子、棉大衣都给他们盖上，在场的社员深受感动。
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城市医务人员回到医院后，对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患者格外亲热，想方设法使患者及时看上病。肿瘤科医生安庆芳从农村回院后，仍然惦念着那里的贫下中农，经常保持联系，节假日还回队去看望他们，为他们防病治病。
二、有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改变医生和病人、医生和护士的关系。由于封、资、修的流毒和影响，医疗卫生领域中“医道尊严”、等级观念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严重存在。实行定期交流，有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建立医生和病人、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新的关系。内科医生章凤贞在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下，她当护士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一心想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当上医生后，她就摆出一副“老知识分子”的架子，认为“高人一等”。去年到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当地的赤脚医生给她安排任务，她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她想：你在我们医院最高也不过是个护士，倒支使起我来了。没过几天，一位怀孕的女社员来找章凤贞作产前检查。章凤贞不懂妇产科，硬着头皮检查了好一阵子，也没查出结果。她正在着急的时候，赤脚医生孙桂荣赶来了，经过检查，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诊断。这件事对章凤贞教育很深。从此，她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不仅在大队时虚心向赤脚医生学习，而且回院后，也能自觉破除等级观念，主动做护理工作。
三、有利于促进城市医院的斗、批、改。医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旧的医疗作风和旧的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不断把一些赤脚医生交流到医院来，起到了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掺砂子”的作用，有利于搞好医院斗、批、改。一次，赤脚医生董文焕在外科门诊值班，从农村抬来一位贫农社员，是阑尾炎手术后化脓感染，高烧不退，应住院治疗。董文焕看患者病情危重，立即对化脓伤口进行处置，然后带领患者家属去找外科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却对董文焕说：“这个患者手术不是我们做的，化脓感染我们不负责任。”董文焕告诉他，患者病情很重，请他去看一看。他把手一挥说：“不用看了，看也不能收。”事后，董文焕在医院党委召开的会议上，严肃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党委就这件事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了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使那位外科主治医生也受到教育。
还有一回，外科门诊来了一位前额外伤患者，赤脚医生李海林立即做了缝合处置。而主治医生见了，却对他说：“这是五官科的手术，我们给做了，将来出了问题谁负责任？”李海林反问他一句：“为什么我们科可以处置的手术外伤，却要推出去呢？”通过这件事，李海林提出：医院对远道赶来的贫下中农患者，挂号、看病、拿药，应当优先照顾，并建议医院设立“六·二六”门诊。他的意见受到了医院党委的重视。
四、有利于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生产大队当赤脚医生，和当地赤脚医生、卫生员同学习、同劳动、同参加医疗卫生实践，为巩固发展合作医疗，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医院下乡当赤脚医生的医务人员，都注意结合具体病例，对赤脚医生进行传、帮、带，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在新民县金五台公社徐家窝棚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的刘淑玲、徐荣珍，为帮助当地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学习注射、针灸技术，举办了学习班。在二红旗公社南张大队插队当赤脚医生的何其娴、杨淑芹同当地赤脚医生一起，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在公社办起了第一个土药厂。她们先后用中草药制出丸、散和针剂二十九种。自制的黄连素、白头翁、穿山龙注射液，不仅成本低，而且疗效很好。
替换上来的赤脚医生来到医院，在医务人员的辅导下，通过讲课、病例分析、会诊和临床实践等多种方式，提高了医疗技术。赤脚医生张荣宽来医院学习之前，对一些疑难病症不能确诊，只好把患者送到二十里以外的地区医院去，既耽误治疗，又影响生产。他在医院学习一年后，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技术，还掌握了心脏、肺部疾病的诊断和简单的外科手术。他回队以后，对一般疾病基本上做到了就地治疗，今年上半年只外转了一个病人，大大减轻了社员的负担。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山东省安丘县刘家庄子大队赤脚医生积极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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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如一日 赤脚走千家
——记剑川县白族女赤脚医生李胜开
在云南省剑川县和云龙县交界的千百山上，有一位身背药箱，经常和社员一起劳动的白族姑娘，这就是剑川县丰登大队赤脚医生李胜开同志。十年来，她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贫下中农称赞她
“十年如一日，赤脚走千家”。
一九六四年，刚满十五岁的李胜开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这一年，大队党支部为了改变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决定选送李胜开到县上保健员训练班学习。
经过短期培训，李胜开回到了家乡，她走千家，串万户，向贫下中农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逐渐改变了过去妇女在羊厩里生小孩的落后习惯。一次，一队妇女李美义生头胎难产。胜开背上接生器械赶到，只见李美义脸色发青，呼吸急促。胜开发现胎儿是“横位”，连忙给她做了“外倒转”。但两天过去了，婴儿还没有生下来。这时，巫医乘机跳了出来，说：“婴儿生不下来，是因为父亲属羊，孩子属牛，牛羊相冲，一定要死。”产妇家里人也偷偷烧香许愿；还有人主张把产妇抬到羊厩里，再宰只羊祭“路神”。李胜开清醒地意识到：这决不是简单的接生工作，而是一场新旧思想的斗争。于是，她一面向人们做思想工作，批判封建迷信思想；一面耐心地给产妇助产、按摩，一直护理了七天七夜，婴儿终于生下来了。婴儿生下来后，全身发青，已经窒息。胜开口对口地吸出了婴儿嘴里的“羊水”，救活了婴儿。产妇抓住胜开的手，感动得直流泪，说：“感谢毛主席。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没命了！”
一九六九年，丰登大队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李胜开担任了赤脚医生。从此，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
一九七二年春季，丰登大队发生流行性感冒，病人突然增多。一天，李胜开在合作医疗站忙碌了一整天后，又背上药篓，来到了山上。山，又高又陡，荆棘丛生，胜开越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采集了各种防治流感的中草药。有些中草药生长在悬崖上，她就爬上悬崖去采。当她背着满满一篓药下山时，已经午夜了。她连夜把中草药洗净、熬好。天刚拂晓，她挑起药桶，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药，送到了刚钻出被窝的社员手里。
她挑药到了二队社员李汉华家时，发现李汉华一家大小都传染了流感。她便亲手把药端到床前，又不顾一夜的疲劳，给李汉华家背水、做饭。还有几户社员家里，主要劳力也病倒了。胜开又背起水桶，把一家一家的水罐灌满。当家家户户都冒起炊烟时，她才愉快地返回家中。流感很快地扑灭了，但胜开却累病了。贫下中农又是心疼又是感激地说：“为了治好我们贫下中农的病，胜开把心都掏出来了！”
事实正是这样。李胜开为了解除广大贫下中农的疾苦，不知用了多少心血。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她听说邻县云龙县箐干坪生产队有个产妇难产，胎儿已死在肚子里。胜开也是生孩子不久，但她不顾自己，迎着风雪，走了三、四十里山路，把那位产妇抢救过来。二队贫农社员赵发开生了个“双胞胎”，身体极度虚弱，胜开每天到她家，帮助料理家务，做饭、背水、领娃娃。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说也说不完。贫下中农说：仙松岭的杜鹃花，一年复一年，年年开不败，胜开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迹，就象那杜鹃花一样，开遍了仙松岭上的村村寨寨。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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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协作 防病治病
不久前，在湘黔边界的贵州省天柱县兰溪公社新坪大队段上生产队的一户苗族贫农社员家里，病危的苗族妇女杨金香躺在床上，两个赤脚医生正在紧张地进行抢救。两个小时后，杨金香转危为安。这两个赤脚医生，一个是天柱县兰溪公社大塘大队的苗族农民林世通，一个是湖南省会同县蒲稳公社杨溪大队的农民杨华盛。段上生产队与大塘、杨溪两个大队接界，离本大队医疗站比较远。这天，林世通和杨华盛得知杨金香患病的消息后，一齐赶来抢救，共同会诊，表现了团结协作防病治病的新风尚。
天柱县兰溪公社、江东公社与会同县蒲稳公社交界。兰溪、江东两公社居住的主要是苗族群众，蒲稳公社居住的主要是汉族群众。解放前，历代反动派推行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治”的反动政策，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解放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光辉的民族政策，把苗、汉两族人民团结起来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族人民分别办起了合作医疗，两族的赤脚医生，紧密合作，互相学习，为两族人民防病治病，提高了广大社员的健康水平，加速了山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蒲稳公社和兰溪公社位于八宝山脚，有着丰富的中草药源。两个公社的赤脚医生在采集中草药的过程中，不分地界和山界，互相交流识别、使用中草药的经验，大大促进了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九七四年八月，江东公社分水大队的苗族赤脚医生杨宝成，听说蒲稳公社大罗田大队合作医疗站缺少肺经草等几种中草药，而这几种中草药在江东一带比较多，他便约定大罗田大队的赤脚医生唐自华等到江东公社采药，帮助蒲稳公社各个大队的合作医疗站解决了缺少中草药的困难。
兰溪公社的林世贵，一九七二年开始担任赤脚医生，临床经验不多；蒲稳公社下吉连大队的赤脚医生杨定干有十多年临床经验。林世贵便向杨定干学习，杨定干耐心地向林世贵传授经验，使林世贵较快地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一次，蒲稳公社大罗田大队和兰溪公社红团大队同时发生流行性感冒。两个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研究措施，用自采的金银花、大青叶等中草药进行防治。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两个大队的流行性感冒控制住了，保护了各族人民的健康。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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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私利 不搞特殊
河南省夏邑县何路口大队共产党员何茂昭，当了赤脚医生以后，常常说：“医疗大权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要把这个权力用到为贫下中农服务上，决不能为少数人谋私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次，一位大队干部对何茂昭说：“我有个亲戚有病，需要维生素针剂，你给弄两盒。”茂昭立即对他说：“合作医疗有制度，不经医生诊断，不能随便拿药。干部应该带头执行制度，不能特殊。”事后，那位干部觉得茂昭不给他留“面子”，心里很不满意。这事引起了何茂昭的深思。他想，过去刘少奇、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引诱一些干部搞特殊化，已经害了不少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想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何茂昭就找那位干部谈心，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教导，那位干部提高了觉悟，认识到过去替亲戚说情要药是不对的，决心以后不再搞特殊化。
何茂昭对别人的特权思想敢于批评，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患有严重的心机劳损病，另外两位赤脚医生，看他眼窝深了，颧骨高了，脚腿肿了，便给他买了两瓶药。可他说啥也不吃，不声不响地把药给了有病的贫下中农，自己只熬点中药汤喝。
一九七一年春天，何茂昭的孙子患了重感冒，连续几天高烧。他儿媳妇把孩子抱到医疗室，茂昭给孩子作了检查，正准备给孩子注射青霉素时，周楼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季丙果抱着孩子匆忙走进医疗室。何茂昭立即放下手中的针药，细心给孩子检查，经过诊断，这个孩子的病情和他的孙子病情差不多，也需要注射青霉素。当时去公社进药的同志还没回来，医疗室仅剩下这一支青霉素针药。他毅然把这支针药给季丙果的孩子注射了，而给孙子注射了自己配制的清热解毒针。
何茂昭同志不搞特殊化，还十分注意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平时，他为了方便群众治病，就睡在大队合作医疗室里。他那张床上，冬天也是铺着一张小旧席。有人对何茂昭说：“医疗室有资金，不能买个草苫子铺上？”何茂昭却说：“医疗室的资金是用来给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分文也不能动。我这席虽说破旧了，睡在上面，能时刻想着贫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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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卫生队医务人员在驻地东北街大队的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治病。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