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穷棒子”精神传后代
——西铺大队党支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事迹
教育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穷棒子”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党支部的成员经常考虑、议论的一个问题。他们说：革命的老一辈，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革命的征途还很远。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后一代，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传给后一代，使他们象革命的老一辈一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献身。
“三条驴腿、一张犁”
三条驴腿、一张犁，这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王国藩当年带领西铺二十三户贫农创办农业合作社时，除了二百多亩荒山坡地外，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那时候，这个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这二十三户艰苦创业的“穷棒子”。毛主席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二十年过去了，西铺大队已经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队里的青年人驾驭的是膘肥力壮的骡马，驾驶的是崭新的现代化农业机械，那三条驴腿、一张犁早已被送进村史馆了。西铺大队党支部十分珍视村史馆里的这一展品，把它看成是留给后代用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西铺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国藩经常对大家说：跟当年办合作社时比，我们现在是富裕多了；可是，跟共产主义社会比，我们现在还是“穷棒子”。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向青年们讲清楚，让他们接过“穷棒子”精神这个传家宝，艰苦奋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王国藩的这些话，得到了西铺大队党支部和大队的老干部、老贫农的赞同，并且变成了他们的实际行动。
六十多岁的老党员、老干部温化芝，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军负过伤。他复员回乡二十多年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继续革命，一直在荒山沟谷里为集体打石头。在一次排石抢险中，他伤了腿，感到再当石匠有困难，就把二十三斤重的大铁锤交给儿子温兆云，让他接自己的班。温兆云觉得在山沟里打石头“没前途”，抡铁锤干粗活“没出息”，不想干。温化芝感到很痛心，含着热泪，拉着儿子到村史馆去看那三条驴腿、一张犁，又拉着他去看那几百亩整修一新的大寨田。他边走边对儿子说：“旧社会，天高咱贫下中农伸不直腰，地大咱贫下中农站不住脚，扛活讨饭，哪来的前途？走社会主义道路，王国藩和大家凭着三条驴腿、一张犁，一不向国家要物资，二不向国家贷款，为集体创出这么大的家业，抡铁锤打石头，修出这么多的大寨田，每年向国家贡献几十万斤粮食，你怎能说干粗活‘没出息’？没有三条驴腿，哪有拖拉机？没有一张犁，哪有推土机？没有‘穷棒子’精神，哪有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怎能说在山沟里抡铁锤打石头
‘没前途’？”老人的一番话，说得温兆云泪流满面。他回到家里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穷棒子社”的光辉批示，想一想刚才父亲对他的教育，开始感到老一辈交给自己的那把铁锤的分量。他说：“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件无价宝，用它开山打石，艰苦奋斗，可以锻炼自己反修防修的意志；用它取石修建大寨田，可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增强物质基础。抡大锤，打石头，同样是有前途、有出息的事。”第二天，他就扛着铁锤钻进了南山沟。三年来，他学着父亲出满勤，开山打石不止。大家热情地称他是“‘穷棒子’的好后代”！
温化芝向儿子“传锤交班”的故事，是西铺大队老一辈对后代进行“穷棒子”精神教育的一个缩影。二十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从学校毕业回来，一些城市知识青年也来到西铺插队落户，一批优秀的青年被选拔到大队的领导岗位。西铺大队的老一辈总是从各个方面给青年们做出好样子，言传身带。
当年“穷棒子社”的老会计佟启，多年来带徒弟，用的还是办“穷棒子社”时的算盘。这个算盘缺梁，用绳子、铁丝缠了又缠，十三位算珠只剩下了八位。他对青年们说：“算盘不在好坏，就看咱们把算盘珠子往哪里拨。思想上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离开了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就是买个金算盘也白搭。丢掉了‘穷棒子’精神，丢了勤俭，就是忘本，就要变修。”
当年“穷棒子社”二十三户贫农创业骨干王荣，七十岁了，为让后代永远走艰苦奋斗的道路，他带领全队二百多名青年重返深山老峪。他和青年们一样，把割下来的荆条，一捆捆地背下山，再一捆捆地挑到大队，每次肩挑一百多斤，每天往返几十里路。青年们怕他年老吃不消，累坏身体，劝他少挑些。王荣却说：“当年为办好‘穷棒子社’，我们上山打柴，不过百斤不下山，不走百里不回家。今天为建设社会主义，给共产主义打基础，更应该挑重担、走远路。”青年们受到老一辈“穷棒子”精神的鼓舞，经过十一天奋战，共打荆条二十多万斤，每人走了一千五百多里路。象这样带领后代坚持走“穷棒子社”走过的创业路，不断向青年传授“穷棒子”精神，已经在西铺老一辈中形成了一种新风气。
“两间草窝、一只篮”
两间草窝、一只篮，这是当年“穷棒子社”的二十三户老贫农之一的王生，在解放前二十四年扛活讨饭留下的全部家当。解放后，王生走上集体化道路，只三年时间，家里的粮囤就冒了尖，盖了五间新砖房。全村贫下中农的房屋也差不多都翻了新，有的还买上缝纫机、骑上自行车。王生想把那两间草窝（草屋）拆掉。王国藩听说急忙赶来，劝他不要拆，应该把它留给后代。王国藩说：“我们的后代一出世就过上好生活，不知道老一辈过去受的苦；如果不经常对青年人进行阶级教育，有的青年就会闹不清哪家的炕头热，不知道讨饭篮里糠菜苦，社会主义幸福碗里饭菜香，他们就会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浪里眼迷转向。”王生觉得王国藩说的在理，就把两间草窝留下来，把讨饭篮子送到村史馆里。这样，王生家的两间草窝一只篮，就成为西铺大队教育青年一代的活教材。
为了让青年一代弄清新旧社会两种制度下，贫下中农两种不同的命运，增强他们反修防修的能力，西铺大队党支部经常对青年们进行生动的忆比教育。一九七二年春节，王生的二儿子王庆宇结婚，队上有人问王生这桩喜事怎么办，王生同老伴、儿子一商量，决定把儿子的结婚仪式搬到村史馆里举行，由老伴讲他们在旧社会身住草窝、提篮讨饭的悲惨遭遇。王庆宇结了婚，夫妇俩住进敞亮的新房以后，王生向儿子、儿媳提出一个问题：“旧社会，我王生靠双手劳动，可是越劳动越穷，只能提篮要饭，住草窝；今天，还是我王生，还是我这双手，却越劳动越富裕，住新房，不愁吃，不愁穿，这究竟是为什么？”儿子和儿媳回答说：“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不同的命运。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劳动人民才富裕起来。我们一定记下三本账：旧社会的苦情账、新社会的翻身账、阶级敌人妄图篡权复辟的变天账，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西铺大队老一辈还经常向青年们讲自己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经验，以提高青年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说：成功的斗争经验是留给后代的财富，犯错误的教训也是留给后代的财富，认真改正错误也是给后代做出好样子。老党员孙柱，在西铺大队当过多年干部。办农业合作社时，他同“穷棒子社”的老贫农们上山打柴，吃窝窝，睡草棚，从不喊苦叫累。后来，他当了干部，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王国藩和那二十三户老同志帮助他总结经验教训，使他改正了错误，并且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了事。他认为，老同志们帮助他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应该传给后代作一面镜子，让他们经常对照，不走邪路。于是，他主动找上门去，现身说法，同青年们一起论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危害，看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他说：“我过去犯错误，是因为不懂得两条不同的路线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就胜利前进，劳动人民就共同富裕；跟着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走，就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广大贫下中农就会重新提起讨饭篮，再去住那草窝。”
做出新样子，留下新财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胜利发展的新形势下，西铺大队老一辈总是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带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热情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给后代做出新样子，留下新财富。
有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国藩来到二十三户老贫农之一、七十二岁的老大娘赵玉珠家，谈起关于卫生革命、办合作医疗的事。这一下勾起了赵大娘的辛酸回忆：解放前在地主老财的压榨下，赵玉珠的父亲采一辈子药，到头来自己得病，却没钱求医，活活地死去。赵玉珠生了六个孩子，有五个孩子也是连饿带病死去的。想到这里，赵玉珠对王国藩说：“卫生革命非搞不可！我小时候跟爹上山刨过药，记住一些偏方，懂得几味草药，这副担子就让我挑吧！”第二天，赵玉珠便当了“赤脚医生”，带领西铺大队的青年们把合作医疗办起来。她带头上山采药，在山坡上开荒种药，自己动手制药，经常给社员治病，还坚持参加队里农业生产劳动。有人问赵玉珠：“你这么大的岁数，白天黑夜，挎诊包走山庄，究竟图个啥？”赵玉珠说：“图的是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贫下中农的心坎上。”西铺大队老一辈同赵玉珠一样，争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他们在管理学校、管理商店、教育知识青年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西铺大队的老一辈还十分关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指导，带头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今年二月，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屈环的妹夫，一连写来三封信，请屈环托人去城里给他找工作。屈环每次回信都拒绝了妹夫的要求，并且总是把他批评一顿。但是，没有能够说服对方。不久，妹夫专程找上门来。这事让屈环的父亲、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屈福玉知道了，他热情带着女婿参观了西铺大队的村史馆和队办工厂，又去南山看了大寨田。回到家里，他对女婿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当家人，不论在城里做工还是在乡下务农，都是干革命，那里都有干头。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不能存心扩大这些差别，这可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屈环的妹夫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回去了。这件事引起屈环的深思：为啥父亲能够很快地说服妹夫，而自己却办不到？他说：“原来，自己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如父亲学得好，用起来就差劲，讲不到人家的心坎里去。”这样，屈环就从老一辈那里获得了学习革命理论的新动力。
在党支部和老一辈的精心培育下，西铺大队的青年一代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回乡和到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百多名，其中有三十多名担任了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工作。他们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穷棒子”精神，努力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贡献力量。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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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南充嘉陵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南充嘉陵江公路大桥最近建成通车。
南充嘉陵江大桥是四川省最大的一座钢筋混凝土厢型拱桥。桥长七百七十六米，引道长八百六十二米，桥宽十二米，除两旁人行道外，车行道可供两辆汽车并列行驶。
南充市地处川中，是四川北部地区的交通要道，每天有几百辆汽车和上千行人在这里等渡过江，过去遇到洪水和多雾季节，轮渡就不能按时开航，影响交通运输的畅通。这座大桥的建成，改变了这一状况，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南充嘉陵江大桥的干部、工人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以大庆工人为榜样，积极创造条件加速大桥的建设。住房困难，他们就在沙滩上搭起油毡棚；没有床铺，就用石头、竹竿搞简易床；运输不便，就人拉肩扛搬器材；电路不通，就打起火把夜战。职工们说：“只要能早日修好大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在修建四号桥墩时，沉井底部出现一条很长的缝隙，大量的泥沙顺着缝隙往沉井里涌。西充民工连党支部书记宋召松带领石工班的同志奋战七个昼夜，解决了这个问题，抢在洪水季节之前把沉井沉到江底岩石的深处，完成了最后一个水下基础的施工任务。
在施工过程中，广大职工以大庆工人为榜样，坚持“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严格坚持材料试验和质量检查制度，层层把关，一丝不苟，保证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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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耿飚部长会见并宴请勒菲弗尔等同志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了比利时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费尔南·勒菲弗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吕茜安·蕾普萨特，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后，耿飚同志设宴招待比利时客人。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毛宝忠、赵学礼等。
勒菲弗尔等同志是七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在北京访问期间，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同他们进行了座谈。他们还访问了上海、无锡，受到当地党政负责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将于最近前往延安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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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冠华外长等会见并宴请上沃尔特外长赛耶·泽博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讯 外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何英八月十七日会见并宴请了上沃尔特外交部长赛耶·泽博，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赛耶·泽博外长于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途经北京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在泽博外长抵离北京时，何英副部长前往机场迎送。在北京逗留期间，上沃尔特贵宾还参观了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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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
阿蒂加拉中将和夫人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讯 斯里兰卡陆军司令东·塞帕拉·阿蒂加拉中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有关方面负责人马卫华、潘永堤、石侠、朱开印、万玲。
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卡朗纳戈达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阿蒂加拉中将和夫人在华期间，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南京、上海、旅大、沈阳等地。在广州访问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政治委员孔石泉曾设宴招待阿蒂加拉中将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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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阮文广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讯 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阮文广今天离任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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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周培源会见日本石油化学家代表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十九日会见了由日本化学工学协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科笃郎率领的日本石油化学家代表团一行七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代表团是八月七日到达北京的。在这之前，曾在哈尔滨、大庆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代表团最近将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丁雪松会见并宴请西德朋友
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十九日晚会见并宴请了以乌尔思·维特梅为团长的德中友协代表团一行五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西德朋友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于八月八日到达北京的，代表团在北京、沈阳和大连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将去上海、广州继续参观，然后回国。
我体总宴请日本棒垒球代表团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十九日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团长后藤淳、副团长山川纯、秘书长村冈久平率领的日本棒垒球代表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和我国棒垒球教练员、运动员出席宴会作陪。
日本棒垒球代表团是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朋友在访问了上海、西安之后，于十八日由西安到达北京。
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回国
由陈希愈行长率领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对索马里、坦桑尼亚、赞比亚的友好访问，于十八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有财政部长张劲夫、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方皋等。
我自动化学会代表团离京
以杨嘉墀为团长的中国自动化学会代表团一行七人十九日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六届大会。
墨西哥朋友古铁雷斯等离京
以夸乌特莫克·安达·古铁雷斯校长为领队的墨西哥国立工学院高等经济学校师生访华团一行二十五人，十八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然后回国。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于四日来到我国的，先后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哈尔滨、大庆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和名胜古迹。
马耳他友好人士法尔松离京
马耳他友好人士艾尔弗雷德·法尔松十七日离开北京前往哈尔滨、大庆、沈阳、上海和广州参观访问，然后回国。在京期间，对外友协副会长丁雪松会见并宴请了马耳他朋友。马耳他朋友是应对外友协邀请于十一日到达北京的。
罗马尼亚军队手球队离京回国
以杜泽·伊万上校为领队的罗马尼亚军队手球队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十七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罗马尼亚军队手球队在我国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同北京、上海和人民解放军手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在京期间，罗马尼亚朋友游览了名胜古迹。
万桑先生和温贝尔小姐离京
日内瓦认识中国社社务委员卡拉尔·万桑先生和莫尼克·温贝尔小姐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十五日离京去外地访问，然后回国。万桑先生和温贝尔小姐是应对外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八月七日到达北京的。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