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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道路
——我们是怎样发动群众解决合作医疗药品问题的
中共四川省射洪县委员会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一九六九年三月起，我县先后在六百二十二个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几年来，合作医疗在农村卫生革命中起了显著的作用：第一，广大贫下中农掌管了医疗卫生大权，打击了阶级敌人和巫医、神汉的破坏活动；第二，社员群众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发病率一年比一年低；第三，群众有病就近及时治疗，减少了看病误工的时间，提高了劳动出勤率，促进了农业生产。
合作医疗刚办起来的时候，我们认为只要解决了钱的问题，药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就发动群众，按照互助合作的原则，依靠集体和社员个人投资的办法，筹集了合作医疗资金。但是，合作医疗办了不久，就出现了矛盾：不少大队不从当前农村实际出发，完全靠买药过日子；有些大队贪大求洋，大购西药。不到半年，不少大队便把一年的合作医疗资金花光了。贫下中农焦急地说：“这是坐吃山空啊！”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仅在办不办合作医疗上有路线斗争，在怎样办的问题上同样有路线斗争。要办好合作医疗，不是单纯筹钱买药的问题，重要的是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只靠拿钱买药，必然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合作医疗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教导，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武南公社五大队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方针，发动群众，采集中草药，还利用堰埂、边角等零散土地，有计划地种植了三亩多中草药，合作医疗用药大部分能够自给，资金有节余。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在全县掀起了自力更生、勤俭办合作医疗的热潮，各公社和各大队都自采自种中草药。
不久，有些社队又出现了种药同粮棉争地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文革公社六大队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这个大队在大寨精神鼓舞下，从一九七○年初，组织林药专业队，把一个荒山秃岭改造成十六块共十五亩二分的大寨式梯田，种上了一百一十多种中草药，四年来共收各种药材一万七千多斤，除自用外，还支援了国家和其他社队。我们大力宣传、推广他们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向荒山、河滩要药的群众性活动。据统计，全县有六百一十三个生产大队、一千八百九十七个生产队开垦荒山、河滩地五百八十多亩，连同林药间作和生产队小块零散边角地的种药面积，共达二千一百九十五亩。两万多户社员还在房前屋后种了中草药。
正当我们大力发展中草药的时候，个别社、队出现了单纯追求利润的现象，盲目生产缺销和经济价值高的药材，使合作医疗走偏了方向。这就告诉我们，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存在的今天，如果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种药问题上也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因此，我们规定合作医疗种药，必须贯彻“按需种植，自种自用；自用有余，合理调剂”的原则。现在，全县大多数社队，做到了按合作医疗需要种药，许多中草药可以自给自足。有三分之一的合作医疗站办起了土药房，一般能制膏、丹、丸、散、酊剂、合剂等十多个品种，方便了群众服用。
在发展中草药的群众性活动中，我们还督促县医药公司积极扶持合作医疗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常年派出十一名干部，到社、队协助规划种药基地，运送药苗药种，传授种植技术，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贡献了力量。
我县发展中草药的工作能够取得成绩，主要在于加强了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在各种会议上，大讲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大力宣传种、采、制、用中草药的好处。同时，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流毒，坚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发展中草药、巩固发展合作医疗的信心和决心。县委和各级党委都确定一名书记主管卫生工作，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合作医疗管理小组。一九七三年，县委结合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派出工作组，在调查了解十五个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基础上，对于资金筹集、种药土地、赤脚医生的报酬等政策性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使区、社党委对发展中草药，办好合作医疗的方向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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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认识办好合作医疗的重大意义
庄蔚
随着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同时，由于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农村中的许多地区，仍然缺医少药，一部分群众中还存在迷信和不讲卫生的习惯。农村医疗卫生的这种状况，显然是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相适应的。
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多年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也只有依靠集体力量，组织起来，走合作医疗的道路，自己起来同自己的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才能逐步地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和部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
合作医疗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赤脚医生一样，它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几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它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我们能够较为迅速、彻底地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而且有助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由于生病增加群众经济负担而形成两极分化。因为办合作医疗所需要的基金，一是社员定期交纳；一是集体根据生产发展情况，从公共积累中适当扣除；再就是贯彻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方针，发动群众自己采、种、制药。实行合作医疗以后，社员每年只要交纳少量的基金，都可以看病吃药。既有社员之间的社会主义互助合作的因素，也有集体经济提供的用来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共产主义因素。这样，就能较好地解决几千年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广大农民（主要是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
广西玉林县蒲塘公社关塘大队办合作医疗前，社员因病误工多，借钱多，超支户多；办合作医疗不到三年，因病误工减少了百分之九十，消除了因病借钱、超支的现象。可以预料，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费用的进一步增多，合作医疗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必将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差别必将进一步缩小，医疗卫生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将进一步被限制。
我国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枷锁，但是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一部分富裕的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必然严重影响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普遍建立合作医疗，引导广大社员群众在医疗卫生方面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本身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尤其要看到的是，实行合作医疗，把群众的切身利益同发展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就更有利于培养广大社员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鼓舞他们更加努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通过大办合作医疗，把游医、药贩、个体医生组织起来加以社会主义改造，打击骗财害命的巫医、神汉，引导广大社员群众移风易俗，这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是十分有利的。
毛主席在当年大办农业合作社时曾经指出：“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实行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一次大变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林彪一伙疯狂攻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竭力破坏合作医疗，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妄图保存旧社会的痕迹，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便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的人也还没有从本质上认清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合作医疗有这样那样的疑虑。这就说明，为了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要大力地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使干部和群众都能从本质上认清办好合作医疗的重要意义。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联系卫生战线的实际，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热情地支持合作医疗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使它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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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保持赤脚医生革命本色
吉林省扶余县大三家子公社深井大队赤脚医生 刘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推荐我当赤脚医生。几年来，我和医疗站的几个赤脚医生一道，经常背着药箱，走屯串户，为贫下中农治病，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但是，一些受旧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却对我们吹冷风。如有人说，“自古以来，名医车接马送，只有‘打不着食儿的大夫’才登门找病人。”我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卫生工作的指示，认识到“医不叩门”、“医道尊严”，是旧的传统观念，必须同它彻底决裂；给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门，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赤脚医生应当坚决按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办事，绝不能有丝毫动摇。
一次，榆树县老贫农张广发特地到深井大队找我治病。有人看他病得很重，就说：“这么重的病，不用说医疗站没病房，就是有病房，端屎端尿也没个人哪！”我想，贫下中农是一家，我应该发扬阶级友爱，想办法为他治病，就把病人背到家里。我和我爱人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这位老人。先后治疗了三个月，张广发的病慢慢好了，才离开我家。
我们大队老贫农吴香太得了一种病，西医怀疑是恶性瘤。我去看他时，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你不用总惦念我了，我这病是给地主扛大活累下的，年月久了，治不好了！”我劝他安心养病，并积极为他治疗。为了试验他服用的一味中药的效果如何，我多次冒着中毒的危险，亲自尝试，终于弄准了这味药应该用多大的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吴大爷起炕了。现在，吴大爷每天背着粪筐，提着粪耙，为队里积肥。
在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我们通过黑板报、大字标语、宣传单等形式，向贫下中农宣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宣传卫生知识；定期在夜校给学生和妇女讲卫生课，把防病灭病知识编成顺口溜，教给社员和小学生，人人念，到处讲，照着做。同时还认真搞好各种预防注射和季节性预防投药。现在，我们大队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几年来，我和医疗站的几个同志，把房前、屋后和园田的边边角角，一块块地开垦出来，种上多种中草药。对于有些奇缺药，我们还做了南药北移的科学试验。现在，在大队的药田里，有安徽的白芍、甘肃的大黄、山东的半夏、湖北的黄连。我们还自力更生办起土药厂，自制中草药一百多种，占总用药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大队党支部教育下，我们医疗站的同志比较注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外出开会，我一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一百个劳动日。我觉得这样干，才能使我们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一九七○年秋，党组织和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吉林医科大学。上大学出来继续为贫下中农服务固然很好，但深井大队缺医少药的面貌刚有所改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去做。我对大队党总支书记说：“深井大队的贫下中农需要我，我也需要在农村这所社会主义大学继续深造。”我终于没有去上大学，仍旧坚持战斗在防病灭病第一线。
我为贫下中农虽然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但离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要求还很远。我决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谦虚谨慎，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远保持赤脚医生的革命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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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心想着贫下中农
——记赤脚医生沈亚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迹
在山西省宁武县东寨公社坝沟湾生产大队，贫下中农提起赤脚医生沈亚民，都热情地称赞她是
“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一九六八年六月，沈亚民从山西省宁武县卫生学校毕业了。她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自愿来到“两山夹一沟，遍地尽石头”的坝沟湾生产大队，当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她，夸她不愧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这条路走对了。也有个别人说，沈亚民三年的卫生学校白念了，不该到这艰苦的地方来。沈亚民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是贫下中农的需要，再艰苦的地方我也不怕。”
沈亚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一九七一年冬，七十五岁的老贫农张元林得了重病，家里人都说没有希望了。沈亚民知道后登门为他细心检查，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当时，张元林老大爷心力衰竭，脉搏微弱，呼吸十分困难，处于危险期。沈亚民就住在他家，昼夜观察，按时给他吃药打针，端屎端尿。经过沈亚民七天七夜的细心护理，张元林脱离了危险期。以后，沈亚民每日三次登门诊治，直到病人完全恢复健康。
李桂枝老大娘患淋尿病，沈亚民多次给她吃药、打针，但毫无效果。一次，沈亚民和社员一起劳动，有人对她说，针灸“石门”穴可以治愈这种病。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沈亚民决定在自己身上先试验。她懂得，扎“石门”这个穴位，对未婚的女子是危险的，将来婚后有终身不孕的可能。沈亚民不顾这些，每天晚上在自己身上试扎，一连扎了半个月，也无异感，但她毫不气馁，继续扎下去。一天夜里，她大胆地打破了医书上的框框，把进针深度加到二寸、三寸，一种触电似的感觉立刻射向整个下腹部。第二天清晨，她满脸笑容地来到李桂枝老大娘家里，掏出小银针，给老大娘精心地针灸。一连扎了三天，李桂枝的病就痊愈了。
沈亚民常说：“我的这点技术，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用它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七年来，她先后治好了一百多个地方性甲状腺肿病患者、三十多个胃病患者和十多个气管炎病患者。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她还积极发动群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使这个大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原来的千分之二十七，逐步下降到去年的千分之九点六。
去年年终评定工分时，干部、社员一致认为，沈亚民又劳动，又看病，应给她记头等劳力的工分。但她坚决不同意。她说：“看病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不能拿技术当资本，享受特殊待遇，多挣工分。再说，我家人口少，要是拿头等劳力的工分，就和许多劳力少、人口多、负担重的社员扩大了差别。”最后，队里给她记了普通劳力的平均工分。
沈亚民一心一意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从来没收过病人送给她的东西。相反，她却常常把自己的东西拿来照顾病人。王改兰老大娘肚子痛，沈亚民把自己的红糖送去。王毛毛患慢性肠炎，在饮食上需要调剂。沈亚民知道她家人口多，劳力少，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就一连给她送了六天饭。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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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部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和驻地农村赤脚医生一起参加劳动后归来。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