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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不要苏修的指挥棒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非洲国家第十二届首脑会议前夕，在坎帕拉正式公布了苏联政府给这个会议的一份“特别文件”。苏联政府在这个“特别文件”中公然对会议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又一次暴露了它恣意干涉、控制非洲事务，破坏非洲团结的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
非洲独立国家的首脑们开会，解决非洲自己面临的问题，确定非洲人民的共同斗争任务，这完全是非洲国家自己的事情。而与会议毫无关系的苏联，却以“特别文件”的方式，以太上皇自居，划框框、定调调，要会议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吗？对超级大国苏联来说，有它参加的国际会议，它要操纵，没有它参加的国际会议，它也想遥控。
这个“特别文件”通篇都是特别的谎言。
“文件”说，苏联“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非洲独立国家“保护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主权”。但是，就是这个超级大国，不仅一贯反对非洲提出的二百浬专属经济区的合理主张，而且还炮制出“资源主权有限论”，鼓吹“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按照苏修的这种谬论，工业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就不该享有主权，而只能听凭超级大国对自己的资源肆意掠夺。这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非洲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主权”的“支持”！
“文件”说，苏联“一贯支持”非洲国家解决“对外贸易问题”。但是，就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不仅反对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提高原料价格的合理要求，而且公然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反对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互惠”的原则。当时，扎伊尔代表在会上对苏修代表说，这个原则是“经过非洲国家多次国际会议讨论过的，是符合非洲国家的心意的”。而苏修却仍然顽固坚持它的谬论。这难道也是对非洲国家反对现行的不平等国际贸易制度的斗争的“支持”吗？
这个“文件”把苏修装扮成非洲争取经济独立、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贯支持”者。实际上，苏修的所作所为早已使非洲人民日益认清了它的假支持、真破坏的真面目。达荷美代表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说，苏联在阻挠我们。”
这个“文件”表明，苏修确实具有兜售劣等货的叫卖商人的那种特别技能。一个“缓和”，一个“裁军”，苏修总是把它们挂在嘴巴上，不厌其烦地哼唱，管它什么场合。现在，苏修又想通过“特别文件”把这些货色塞给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鼓吹什么“不加深世界缓和的进程，就难以认真讨论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建立平等的经济关系的问题”，说什么研究裁军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试问，在非洲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尖锐斗争的形势下，难道要年轻的非洲国家裁军吗？难道要非洲人民同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政权“缓和”吗？难道要非洲人民向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低头吗？非洲国家的代表早就在国际会议上戳穿了这些“巫婆的咒语”，指出“这些老调，我们已经听厌了！”
这个“文件”还表明，苏修惯于挑拨离间、分裂非洲团结。人们知道，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第一条宗旨就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非洲统一组织一直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加强作为非洲力量源泉的团结和统一。但是，苏修在挑起安哥拉人民的自相残杀之后，又在这个“文件”中把非洲统一组织别有用心地分为“进步成员国”和“非进步成员国”。这显然是要分裂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国家之间制造分裂，挑起冲突，以便它混水摸鱼。非洲人民从他们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非洲国家之间，非洲各民族解放组织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非洲统一组织的某些分歧，在大团结的前提下，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方式，总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苏修这一阴险的分裂阴谋，必将引起非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不会得逞。
这个“文件”声称，苏联是从“友好动机”出发提出这个文件的。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以掩盖它那极不“友好”的险恶用心。苏修提出这个“特别文件”显然是向非洲国家挥舞指挥棒，是为了用它的黑货扭转会议的方向，是为了推进它在非洲的渗透和扩张。一位正在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当即指出：“这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对非洲的新殖民化。”
前年，勃列日涅夫曾给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发出“高压信件”，挥舞指挥棒，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愤慨。但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难移。今天，它又发什么“特别文件”，再挥指挥棒，这对非洲人民进一步认清苏修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是特别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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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肯尼亚报纸发表文章
谴责苏联干涉非洲事务挑动安哥拉国内冲突
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电 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报》七月二十七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超级大国干涉非洲事务，加紧挑动安哥拉国内冲突。
文章说：“非常不幸的是，当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决定把安哥拉问题留给非洲国家元首们处理时，一个超级大国——它这些天来对非洲有影响的事件似乎越来越感兴趣——跑出来对（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发表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明显地企图通过分裂非洲国家领导人来使安哥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个超级大国就是苏联。”
文章指出，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对苏联插手非洲事务表示担忧。他们特别对苏联提出的表明它对许多非洲问题的想法的“特别文件”感到不安。
文章说：“许多代表恰如其分地把这个来自并非非洲国家的文件看作是‘史无前例的’。”
文章说，最近几个星期来，苏联集团加紧向安哥拉运送武器。苏联集团在那里的活动是如此频繁，以致安哥拉过渡政府不得不把一名俄国人，两名东德人和一名捷克人驱逐出境。
文章说，超级大国“想从非洲得到的是剥削非洲的矿产资源和在非洲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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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螃蟹骂同类横行
范秀竹
有一则寓言说：一只螃蟹看见另一只螃蟹在行走，就责骂它的同类横行无忌，形态丑恶；殊不知，它自己也是伸着八条腿横行的。最近，七月十三日，苏修《红星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大有螃蟹骂自己的同类横行的味道。这篇文章气势汹汹地对美国维持在亚洲的“基地体系”“攻击”了一通，然后又指手划脚地宣称，目前亚洲人民面临的新任务是“消除一切军事基地”，从而“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扫清道路”。怪论共欣赏，《红星报》的这番怪论是值得一读的。
首先，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自己已经在亚洲地区捞到了不少基地，而且正伸手企图捞取更多的基地，却厚颜无耻地出来指责另一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占有基地，你说怪也不怪！人所共知，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争霸的继续和发展。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霸占了不少基地，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下，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处境狼狈。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略目标是要取代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老牌的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由它充当霸主的世界大帝国。这也就是老沙皇在十九世纪业已制定、但未能实现的对外政策的宗旨。苏修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迷梦，胃口颇大，手段奸诈。那里有空子可钻，它便趁虚而入。那里如果已被它的竞争对手霸着，它也要想方设法插进一脚，进而取而代之。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其源盖出于此。不妨以印度洋为例。十多年前，浩瀚的印度洋上尚无苏修舰队的魔影。后来，随着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势力的撤出，苏修就日甚一日地染指印度洋。现在，那儿不仅有它常设的印度洋分舰队，而且它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还攫取了印度洋上十几个港口和基地的使用权，逼得另一个超级大国惊呼形势不妙，赶紧采取对抗措施。可见，《红星报》出来“攻击”美国在亚洲的“基地体系”，完全是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进一步排挤美国，变本加厉为苏修自己在印度洋和整个亚洲扩张势力范围鸣锣开道的。
其次，苏修宣传机器堂而皇之地主张“消除一切军事基地”，却避而不谈这是不是包括它自己在亚洲的基地。要消除外国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基地，很好，很好，亚洲各国人民是双手赞成的。但是人们不能不问一下：苏修先生们，你们自己设在别国的军事基地怎么办？其它地区且不谈，就以《红星报》讲的亚洲来说吧，你们在亚洲搞的军事基地和变相基地还少吗？你们在亚洲的蒙古，派驻军队，设有各种军事基地，为什么不宣布从蒙古撤退军队和撤除基地呢？你们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强占的日本北方四岛上设置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为什么不加撤除，并把这些岛屿归还日本呢？还有，你们在位于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攫取的海军基地和基地使用权，为什么不加以撤除呢？你们在印度洋上游弋的舰队为什么不撤走呢？
拙劣的障眼法是终究蒙骗不了人的。今天，摆在亚洲人民面前的现实是，苏修不仅在亚洲攫取了一些名目繁多的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派驻了军队和舰队，而且还在贪婪地谋求新的军事基地和港口使用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力图利用亚洲各国人民主张撤除美国军事基地的趋势，为自己悄悄地钻进亚洲一些地区寻求基地和势力范围服务。明眼人一看便知，苏修扩张主义的魔影正日夜在亚洲地区踯躅徘徊，成为这一地区和平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如果说《红星报》的这番怪论能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在于它又一次从反面提醒了我们：要谨防“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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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品化的苏联社会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根本不是如他们所吹嘘的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地地道道的商品化社会。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苏联原先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和每个细胞，整个苏联社会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伟大的列宁鉴于在社会主义一定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一客观事实，曾反复强调，苏维埃政权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从这里孳生和泛滥起来。为此，列宁一九二一年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强调：“工人国家”必须使
“资本主义关系只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要“控制这种关系”，“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适当（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方法。”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公开背叛列宁的教导，鼓吹无限制地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赫鲁晓夫带头鼓吹要把“产品自由买卖的原则逐渐扩大到一切经济部门”。勃列日涅夫集团开始推行所谓“经济改革”以后，苏联经济学界进一步大造全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舆论，大肆鼓吹卢布是“火车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杠杆”等等。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口头上这样讲，而且行动上正是这样干的。多年来，他们通过一系列决议、条例，取消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种种限制，无限度地扩大商品交易的范围。这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上。早在一九五五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决定取消一九五一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不用的设备和材料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开始推行产销单位的直接售购制度。一九五九年苏联又决定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汽车、拖拉机、电机设备等实行自由出售，取消这些物品的统一调拨分配制度。一九六五年，苏联《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设备。目前在苏联各地都有生产资料自由市场，买卖的产品从机床、起重机、发电机、汽油、无缝钢管、仪表直到火车头，应有尽有。至于在农村，苏联一九六九年颁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而一九六八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土地立法原则》甚至规定集体农庄有权转让或变相出租农庄使用的所谓“国有”的土地。《苏联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规定：“对市场价格不采取任何限制与调整”，“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取自产证”，公然支持投机倒把活动。
由于苏修取消了对自由市场的一切限制，使苏联农村的私人“副业”大肆泛滥，城乡自由市场空前“繁荣”。苏修报刊上偶尔也刊登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假惺惺地表示苏修当局是在反对和制止这些现象。其实，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地下工厂主、农场主、牧场主等新资产阶级分子正是苏修当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勃列日涅夫集团既是苏联最大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一切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
商品货币关系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曾经带头鼓吹“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赢利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重要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苏修报刊也跟着说：“经济核算企业的直接的特殊目的，是取得最大利润”，“取得最大利润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则之一”，等等。所有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办企业就是为了赚钱，能赚钱就是一切。正如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时所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
苏修叛徒集团把“物质刺激”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推动下，把持苏修企业领导大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根本不关心企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利润原则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向和数量。就连苏联《消息报》也不得不承认：“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市场的需要，停止生产居民非常需要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赢利率低”。随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升高，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残酷。据统计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较之一九○八年沙皇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出一倍之多。
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是今天苏联社会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重要标志。曾经是企业和农庄主人的工人和农庄庄员，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再度沦为雇佣奴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下是商品”。
目前在苏联各地有所谓“居民情况和就业局”，通俗些说就是劳动力交易所。劳动人民要出卖劳动力到那里登记；官僚资产阶级要雇佣工人到那里挂号。它作为中间人负责搭桥拉线，促其成交。据苏联《苏维埃立陶宛报》今年六月透露，这个共和国的五个大城市和两个发展中的区域中心有“居民情况和就业局”，它们去年为一千多个企业和组织以及数万名居民找到了工人或雇主。又据苏联《塔吉克共产党人报》今年五月透露，杜尚别的“居民情况和就业局”自从一九六九年开业到现在，就有五万八千多人到那里登记待雇，其中四万三千人已被“企业和组织”招雇走。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家的做法，经常在报纸上刊登招雇职工的广告；有的要教授科长，有的要工人技师，有的只要“单身工人”，有的则以“保证舒适的住宅”为诱饵等等。工人被雇佣到工厂以后，唯一的任务，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说法，就是“多劳动，多多劳动！”把持企业大权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在今天的苏联，不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化，而且由于货币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就连官爵、学位、文凭也都变成了商品。在苏联，卖官鬻爵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就连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党的全会也不得不承认：“营私舞弊、收买、贿赂……等现象渗透到干部政策中”，“一些诡计多端、贪污行贿、敲诈勒索分子往往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窃取到领导职务”，“‘订购’部长宝座”，在一些“党、国家和经济机关充斥着野心家、贪污犯和受贿者”。近几年在苏联出现一些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据苏联《消息报》透露，一个拥有五—六个成员的专门制作苏联贸易学院、商业学院、造船学院、西北工学院等高等学校文凭的“工厂”，仅在二年内，就卖出了数百张“文凭”，每张售价上千卢布。苏联《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三期供认，苏联雅库特国立大学经济学联合委员会就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
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被当作商品的腐朽现象在苏联又重新出现。卖淫现象日趋严重，买卖婚姻，一夫多妻在全国许多地区颇为盛行。据苏联《消息报》透露，在莫斯科竟然出现“出租丈夫”和“出租妻子”的“行业”。由于家庭关系不稳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苏联《文学报》一九六九年援引的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苏联当年登记结婚和登记离婚的比例是：一九五○年一百比三，一九六○年一百比十，一九六七年一百比三十；苏联《经济问题》杂志透露，一九七二年的比例则为一百比三十三点三，成了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总之，在当今的苏联，金钱是“万能法宝”，一切都成了商品，“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