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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改进人们的相互关系
——记广西合浦县北暮盐场部分工人和干部的一次讨论会
人们的相互关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起什么作用？北暮盐场的干部和工人，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相互关系调整好了，能够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更加巩固和发展；人们的相互关系搞坏了，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还会复辟。北暮盐场所以能够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日益巩固和发展，在企业内部形成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生产搞上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注意搞好人们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注意搞无产阶级关系，不搞资产阶级关系。
最近，北暮盐场的工人和干部结合本单位的情况，进一步讨论了不断改进人们相互关系的问题。下面是一部分同志在这次讨论中的发言。
干部和工人是革命同志关系
黄乃贤（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它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性质。这道理讲得真对。在旧社会，我家连插针之地都没有，四代当盐工，代代靠出卖劳动力过活。那时候，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我们工人是雇佣奴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然是“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反杜林论》，第一四六页）关系，也就是阶级对立的关系。全国解放后，所有制变更了，工人阶级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干部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志关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由于孔孟的“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等旧观念还在影响着人们，当了干部的很容易受到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的侵蚀。一个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之间，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还要看干部是不是真正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是把工人看成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还是看成雇佣劳动者。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道理，真正认识清楚，是要经过斗争的。
邓永金（老工人）：这话不错。当领导的究竟把工人看成什么人，这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对这点，我体会可深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盐场的个别领导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工人不过是“担盐佬”，不注意听工人的意见。十年前，台风的袭击毁坏了海堤，破坏了盐田，许多工人着急得很，都建议赶快修复海堤，平整盐田。个别领导人根本不理睬。不理睬，我们工人就自己干。这下子可触犯了他的尊严，他竟批评了我一顿。他一方面对工人耍威风、摆架子，一方面大搞物质刺激：“你给我多产一担盐，就给四毛钱的奖金。”这样，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就成了雇佣关系、金钱关系了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场党委比较注意依靠我们。象我这样一个老盐工，在旧社会，五代卖儿卖女，做牛做马，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下等人。现在，党委让我担任工区老工人顾问组组长，请我们给大家上阶级斗争课，邀我们到现场共同研究生产上的难题。有时领导干部自己思想上有疙瘩，还来找我们说一说呢！
邓永定（老工人，工人理论小组成员）：是啊，干部手里有权，说话算数。如果为谁掌权、替谁说话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破坏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甚至会使这种关系变成“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干部应该从思想上弄清楚：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而且要在行动上做到：政治上不搞特权，生活上不搞特殊。
欧广才（老工人，“五七”工区主任）：干部要和群众保持革命同志的关系，就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生活上一特殊化，就会脱离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盐场党委很注意警惕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主要领导干部都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乃贤同志来到盐场六年多，年年都在堵海队。堵海队最艰苦，刚开始的时候，一百多人才有六间土坯房。干部们都把房子让给工人住，自己夜夜睡在屋檐下、水车棚里、沙滩上。现在条件好起来了，同志们替乃贤同志打扫了单人房，他不住，仍旧同工人一起住集体宿舍；给他做了架子床，他不要，仍旧睡铺板。
黄乃贤：架子床，睡起来自然舒服些。但是，我和三个工人同住一间房，当书记的睡架子床，当工人的睡铺板，这样做怎么行呢？其实，房子也罢，床铺也罢，这些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总会有一些区别，也是可以有区别的。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问题是思想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常常容易以“工作需要”为名，在生活上搞特殊化。要说工作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谁为了工作，计较过睡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计较过自己的职位高低，工资多少？现在生活条件好得多了，我们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可以锻炼思想，密切干群关系，缩小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有什么不好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这种倾向危险就危险在它滋长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破坏党和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现在我们常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怎么限制？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就要克服特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干部坚持参加劳动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欧瑞兰（青年工人，理论辅导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少数领导者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大多数工人只是从事体力劳动，形成有的人专动脑，有的人专动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不能逐步缩小。文化大革命前，盐场的个别领导人，在盐场工作了八年，从来不参加生产劳动。这样，怎么能和工人建立革命同志的关系呢？我们要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现在我们的盐场，不管是哪一级领导干部，都和工人一样考勤，一样公布劳动工日。六年来，党委领导成员平均每人每年劳动二百五十天。老工人出身的党委副书记黄秀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四届人大代表，但他没有脱离生产劳动，每年平均劳动三百天以上。我们的干部是一根扁担，一顶海帽，和我们一样赤脚下盐田。
黄乃贤：干部要真正同工人建立平等的关系，参加生产劳动很重要。一个基层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做，艰苦不艰苦？当然艰苦。但是，每当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荒海滩，变成一块块整齐的盐田；每当在狂风恶浪中和工人一起流汗、一起战斗的时候，心里可真甜哪！干部和工人一块出力，一块流汗，革命同志之间的那种无产阶级感情自然就加深了。
徐定英（电话员）：革命导师曾经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管理。现在，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向这个目标努力。“鞍钢宪法”中提出工人参加管理，就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盐场在工人参加管理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譬如说，全场的生产，有从各工区推选出来的老工人参加指挥。他们忠心耿耿，干得实，管得严，威信很高。就拿我这个普通的电话员来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也管着不少事。我和那几位老工人保持联系，每天清晨下达任务，晚上记录进度，全场的生产情况，我可关心哪！在我们这里，工人不是名义上的主人，而是实际参加生产管理。工人不光管生产，还要管思想，管路线。去年春上，区里批给我们盐场一台发电机，主机有八吨重，领导上怕碰坏了，就请了县里的装卸工来卸，花了六百多元装卸费。工人们批评：这不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们工人商量？我们能把六千米的海堤造起来，难道不能把八吨重的机器卸下来？
黄乃贤：定英说得完全对。所有制既然变更了，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就有权管理企业。有人说这样会乱了套。我看这只是打乱了“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的老套套，只是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好得很！
还有一点，过去，有的领导干部，往往是工人有缺点，他怎么批评都行，批评错了也不在乎；可是他有错误，却总是捂着盖着，工人稍一批评，就心里不舒服。这种关系，不就是“治人”与“治于人”的关系吗？要改变这种关系，建立干部和工人之间的革命同志的关系，工人就应该有监督和批评干部的权利；领导就要相信群众，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几个老工人：可不是！有一次，盐场的大海堤连遭几次台风袭击，垮了七万土方。场的领导同志当时思想有点乱，头低低的，整天不说话。我们就找他去了，说：你有思想问题了吧？不怕，无论干什么事业，还能不碰到点波折？台风不会天天刮的，我们工人是天天干的，垮掉的土方，补得起来。
黄乃贤：一九七二年，盐场花一百二十元买了个照相机。县委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这件事，工人都不知道。后来我想，工人们一粒盐、一块竹片地节约国家资财，我们却滋长了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作风，这怎么行？我就一个一个地到全场的五个工区，向群众作了检查。有人说，你这样做，还怎么能有威信？我们说，如果领导有了错误不能让群众知道，实际上还是等级观念在作怪。领导的威信，靠钱是买不来的。错误是包不住的。靠压制群众更是压制不出威信来。那样搞，越搞越没有威信。诚心诚意在群众中检查缺点或错误，威信只会更高。工人批评领导人的缺点，领导人失去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官架子，得到的却是干群之间更亲密的关系。
两种关系两种结果
欧广才：过去我总搞不清楚，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领导和工人同是企业的主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却还是常常发生问题。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才懂得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它的实质就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不加以限制，而是扩大它，干部和群众的同志式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所有制就可能遭到破坏。
文化大革命前，盐场的个别领导人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对工人不是搞“管、卡、压”，就是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这么搞，有些工人就觉得是为某个领导人晒盐，或者是为钱晒盐。结果，社会主义盐田没有改进、扩大，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发展、壮大，反而把盐场引上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的资本主义邪路。
欧瑞兰：确实是这样。领导干部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摆正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工人才会感到是为社会主义劳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越来越高。我们这个六百人的企业，正是靠着广大工人群众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九年来我们场的原盐产量，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扩大的盐田面积超过原有盐田的最大面积。为什么同是北暮盐工，同是北部湾的海水，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却这么大呢？关键就在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执行什么路线。
黄乃贤：刚才同志们谈到人们的相互关系对所有制的反作用，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人忽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往往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出现。就说我吧，过去是个普通盐工，半天不劳动，就算旷工；现在当了党委书记，一个月不劳动，也是“合法”的。这个
“合法”，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是几千年的传统观念的表现。对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职务变了，和工人的关系也会跟着变；这样变下去，就会变到修正主义那边去。正因为这种变化是在“合理合法”的外衣下悄悄地进行的，所以就更危险，更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更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地限制人们相互关系中还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本报通讯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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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群众中去学习
中共湖南汝城县委书记徐作生
汝城县南洞公社的东、西边山，是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最近，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我顺着崎岖的“野鸡路”，步行一百五十余里，来到这里学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所见所闻，深有感触。
这里地处湘赣边界，境内层峦叠嶂，山高林密，条件比较艰苦。解放后，贫下中农以当年打白匪、保卫工农革命政权的劲头，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个偏僻山区的面貌。条件好了，革命群众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始终没有变。老赤卫队员郭细养同志，当年为红军送情报，运物资，站岗放哨，斗争土豪，出生入死，作出了贡献。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个地区变成了无人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陆续回到这里的革命群众，建造了一栋栋新房舍。郭细养硬是坚持不让政府为他盖新屋。多少年来，他一直住在杉皮盖的低矮小屋里。他在小木房门前贴了一副对联：“红军精神春长在，人老心红志更高”。他八十多岁了，还为生产队看山放牧，一年为集体生产一千多斤红薯和五百斤玉米，自己继续过着“红米饭、南瓜汤”的生活，不要国家照顾。前几年，公社给他送来一床棉被，一件棉衣，一双雨鞋，他一一退了回去。
对照郭细养同志的革命精神，我觉得十分惭愧。不是吗？论年纪我比他小，论贡献我比他少，论身体我比他好。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比他差了一大截。回想这几年来，自己在革命干劲、思想感情方面都有一些变化。记得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是那样的朝气蓬勃，拚着命干，白天没完成任务，晚上就睡不着觉，而现在完不成任务就推客观，照样睡觉；过去穿好的觉得不舒服，现在穿得差些觉得不象话；过去下乡住在社员家里，早上起来挑水、扫地、煮饭，什么都干，现在住在社员家里有点象客人；过去整天一身泥水一身汗，现在有时指手画脚田边站。所有这些，不正是表明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正在侵蚀着自己，使自己逐渐丢掉了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吗？
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就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放任这些情绪滋长起来，是危险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滋长这种情绪的客观条件。如果我们不注意克服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就会使我们蜕化变质。
保持和发扬什么作风，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为什么自己在思想作风上慢慢起了变化呢？根本问题还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当一个人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者的圈子，没有跳出资产阶级圈子的时候，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职务当成追求个人享受的“筹码”，把为革命做一点工作，当作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干了一阵子革命，就打算“到站下车”，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了我的认识。我决心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克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象老赤卫队员郭细养同志那样，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