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法家路线促进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钟岩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两千多年来，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与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有密切联系。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我国医药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和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起了严重的破坏和阻碍作用。今天，我们在充分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医药学的前提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法家路线对医药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揭露批判儒家路线对医药学发展的干扰和破坏，这对于我们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促进我国的新医药学的创造和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一
医药学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人们经过长期同疾病作斗争，逐步总结出朴素的医药理论。但是，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儒法两家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及其代言人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给疾病的观念披上了鬼神迷信的外衣。孔丘拚命地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轲更是杀气腾腾地宣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他们竭力要人们“畏天命”，双膝跪倒在天神（奴隶主的化身）的统治之下。他们宣扬疾病是“获罪于天”的结果，得病后就只能祈祷上天鬼神，听天由命，死了也是“命中注定”的。儒家的这种“天命观”是与医药科学的发展根本对立的。
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战国时期著名医生扁鹊，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医疗实践，向巫术迷信作了斗争。他明确指出：“信巫不信医”的人得了病是难以治好的。东汉时期的医学家张仲景曾辛辣地讽刺那些轻视医药、迷信鬼神的儒生们，指出他们生病时只能“降志屈节，钦望巫祝”，落得个“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的可悲下场。
毛主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逐渐形成。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内经》，总结了劳动人民向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为祖国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经》认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说明人们只要掌握阴阳四时变化的规律，适应季节的变化，就不会生病。尽管这些论述还是朴素的，但是它有力地揭穿了儒家所宣扬的鬼神使人生病的迷信思想。《内经》还认为疾病都是可以治的，有些病治不好，是因为尚未掌握其发生和治疗规律，而绝非孔丘宣扬的“亡之，命矣夫”。这样，就使唯物主义的医学与儒家的天命巫术划清了界限。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贯穿于医学发展的始终。儒家用赤裸裸的鬼神观点没能阻挡医学的发展，就又竭力歪曲医学科学成果，妄图把医学作为他们宣扬“天命”的工具。汉代的董仲舒，把朴素唯物主义的阴阳学说篡改成一套反动唯心主义体系，并捏造了“天人感应”之说，说什么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动能感应上天。受宋明理学影响的庸医，把《内经》中有关疾病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歪曲为宿命论的“运气”学说，杜撰所谓“太素脉”，从切脉来断定人的贫富、祸福、寿夭，用以宣扬“天命论”。
法家思想家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在劳动人民所积累的自然知识的基础上，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同孔孟的“天命观”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汉代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认为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产生的，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批判了服石、炼丹，妄图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邪说。晋代范缜利用《内经》关于形神统一的医学科学成果，提出了“神不离形”、“形死神灭”的形神统一论，这对“因果报应”的宗教迷信是当头一棒。二
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法家重视耕战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范围的日益扩大，使人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给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为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例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重视“耕战”，才出现了“秦多名医”的情况。
法家重视奖励农耕，为本草药物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隋唐时期有《食疗本草》等专著。具有法家思想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除了记述药物的种植、采集、炮炙经验外，还表彰了执行汉宣帝法家路线的渤海太守龚遂“劝农家种薤（音械Xiè）百本，民获其利。……老人之所宜食也。医家目之为菜之珍，不亦宜乎。”薤白（薤的干燥鳞茎）是治疗冠心病的常用药。可见，法家重农耕政策对药物栽培和药源的扩大是有促进作用的。
法家主张统一，强调“以战去战”，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要“强兵”就必须重视军队的卫生保健工作，正如孙子所说：“军无百疾，是谓必胜。”注重兵士的健康促进了医药的发展，而医药发展也为军事的胜利提供了条件。汉文帝时，法家晁错在上书汉文帝建议招募人民迁置北方加强防卫力量的计划中，就强调了置医药，“以救疾病”。西陲木简对当时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用什么药，治疗结果怎样，都有“病书”详细记载。在医药设备方面有“显明队药函”、“药盛橐（音驮tuó，皮囊）”等，是军医盛装药品的药盒和药袋，也是我国较早的一种“急救包”之类的用具。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秦汉医籍中就有了外科医籍，其中《金创疭（音粽zòng）瘛（音契qì）方》就是治疗战伤的专著。公元五世纪的《刘涓子鬼遗方》是随军治疗外科疾病的经验总结，它在消毒观念、手术技巧、鉴别诊断等方面都有较高水平。
“耕战”要求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和军备武器，促使冶炼技术有了显著进步，金属的出现和应用也大大改进了医疗器械。针灸用具从原始的砭石、石针进而为金属针，提高了医疗效果。在三国时期，华佗就能进行腹腔肿物的摘除术和肠胃手术，而且技术比较精巧，这与医疗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是有密切关系的。三
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法家顺乎社会的发展，主张革新。他们尖锐地批判儒家“祖述尧舜”“礼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义正辞严地提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决不能遵循古道，尊古卑今。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给予不同历史时期进步医学家以启示，使他们敢于冲破儒家的重重思想束缚，在医学上大胆革新、创造，促使医学不断向前发展。
东汉时期进步医学家张仲景，面对当时社会反动儒家思想和谶纬神学的盛行，痛斥统治阶级和儒生们“曾不留神医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他还批评医学家中一些人“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守旧思想，决心致力于医学的革新。他广泛采集劳动群众和当代医学家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技术，并勤奋学习古代医学著作，通过自己在临床上反复应用验证，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斯大林说：“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能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新药、新方、新的医学派别就是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金元革新派医学家提出：“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刘完素强调：“若专执旧本，以谓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他根据自己的医疗经验，体会到治病必须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突破了魏晋以后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明代吴有性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当时流行的瘟疫，提出温病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物质“戾气”从口鼻而入引起的。这是现代微生物发现前的一大创见。明以后不少医学家在与温热病作斗争中，不顾保守派“温病不能越出伤寒”的叫嚷，不怕被斥为“离经叛道”，认为《伤寒论》没有温病的治法，在吴有性温病学说的基础上又做了发挥，逐渐形成了温病学派。
三国时期著名外科医生华佗，在法家思想影响下，敢于冲破儒家鼓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思想的束缚，成功地应用了全身麻醉——酒服醉沸散，为病人施行剖腹手术，使我国在当时麻醉术和外科手术方面遥居世界最前列。外科手术的卓越成就，说明华佗掌握了一定的解剖知识。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反动儒家把外科看作下贱职业，视解剖学为“不孝”、“不仁”，使解剖和外科手术几乎湮没无闻。具有勇敢革新精神的王清任，是清代一位崇尚实践的著名医生。他大胆地冲破儒家的思想障碍，强调解剖对医学发展的重要性，不畏“人言”，不怕非难，亲自到坟堆、刑场观察尸体脏器，坚持四十二年之久，终于搞清了一些人体结构。他本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更不怕“议余故叛经文”的精神，写成《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过去医书中对人体内部结构的不少错误认识，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在理论上实践上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
明代李时珍摆脱宋、明唯心主义“心学”的毒害，长期深入民间，爬山涉水，研究中草药，积三十年的努力，写成了《本草纲目》。他不但纠正了前人许多关于医药方面的错误，并把药物品种增加到一千八百多种。他的革新精神同样遭到儒医的激烈攻击。清代儒家陈修园，甚至叫嚣要把《本草纲目》烧掉。四
法家主张革新，前进，比较重视医药科学事业。
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执行法家路线，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使秦以前各诸侯国的医药知识得到充分的交流，技术也有一定提高；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医疗经验的记载和总结；度量衡的统一更是直接关系到中药剂量的准确。在秦始皇时期，还建立了一套医事制度，如设太医令掌管医药等。秦始皇在保护医药典籍上也是有贡献的。他为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暴力手段，但明文规定医书、农书不烧，表明了他对医学的重视和保护。大量史料证明，在汉代不论官方的藏书部门，还是民间医家当中，都曾经保存了大量先秦医学著作。如《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汉有医经七家，二百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又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的珍贵医书：《脉法》、《产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等。
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并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细亚的道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药物品种的日益增多，客观上为进一步总结医药学的新成就创造了条件。公元六五七年，组织了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六五九年完稿，名为《新修本草》。这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在编写过程中，政府曾令全国各地选送当地所产药材实物标本进行描绘，并详细记述了药物性味、产地、功效及主治的疾病。它总结了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药物知识，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不仅由政府颁行全国，还广泛传播到邻国。
北宋革新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改革了医学教育制度。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办学校来培养医药人才，把医学生学习的科目分为九科，学习各有重点。除学习医学理论外，还注意学生的实际医疗技术，让学生轮流去给“三学”（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和兵营的官兵看病，并做病历记录。这些都说明，王安石在医学教育中，是比较注重联系实际的。
反动儒家却极力提倡神学迷信，来抵制、破坏医学的科学性，用赤裸裸的行政手段来打击、取消祖国医学。东汉反动儒家把“天命观”与谶纬迷信相结合，风行一时。魏晋统治者求仙服石成风。明代李时珍把《本草纲目》这一巨著献给官方，明朝皇帝把它束置高阁。针灸是我国宝贵医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信赖和重视，但是儒医认为针灸要亲自操作，有失儒家身分，竟视之为旁门邪道。清代更以“天子”乃“圣体玉身”，怎能针刺火灸，而在太医院废止了针灸科。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买办资产阶级在医学方面大搞民族虚无主义，恶狠狠地提出要废除中医，消灭中医。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则一面叫嚣“西医药必然要代替中医药”，一面又叫嚷对中国历史上的东西要不加批判地“全部接受”，实际上是要“接受”儒家那一套，这就暴露了他尊孔复古和崇洋卖国的丑恶嘴脸。
从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法家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比较注重实际，要求革新，比较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对我国医药学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对儒家的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对医药学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医药学彻底革命的历史重任，只能由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来完成。“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一定要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继续深入批林批孔，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为进一步推动卫生革命而战斗，加快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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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宋水利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清华大学水利系理论小组
北宋时期，思想上和政治上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水利问题上也表现得很尖锐。公元一○六九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制定了发展水利事业的“农田水利法”，作为新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十一月，颁布全国推行。随后，又成立了专管治理黄河的中央机构“疏浚黄河司”。这些，都是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推动下，出现了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以司马光为首的官僚大地主顽固派，拚命反对兴修水利。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六大“罪状”之一就是：“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新法颁布的第二个月，司马光就提出要撤销推行新法的专门机构。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地要废除“农田水利法”，甚至利用某些罕见的自然现象，制造反对变革的舆论。公元一○七四年，恰遇大旱，顽固派卑鄙地利用天旱攻击新法，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为什么革新派重视兴修水利，而顽固派却拚命反对？这只能从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现实中找答案。
北宋王朝一直奉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官僚大地主一面肆意兼并土地，一面又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宋仁宗后期，大地主占有全国耕地十分之七。宋英宗时，向朝廷纳税的土地仅占实际垦田数的十分之三，其余土地大都在官僚大地主的荫庇下逃避赋税。这样，国家赋税来源逐步缩小，沉重的财政负担就更多地压到农民和中小地主身上，造成“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的严重局面，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面对这种状况，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主张抑制兼并，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兴修水利，治河除害。革新派重视水利，正是为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革新派在兴修水利中所制定的政策，也体现了“抑制兼并”的政治主张。“农田水利法”规定，原有水利设施（渠、塘、堰、闸等）凡被官僚大地主霸为己有，独享受益的，应“均济疏通”，扩大受益范围。治河挖渠施工的劳役，则按“户等”出工，田产多者必须多出，如故意不出工料另有科罚。由于水利工程浩大，财力不足，由官府给予贷款，利息较低，归还日期较长。为补官府贷款之不足，还要大地主出钱贷予修水利者，利息只能按官府规定。这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司马光一伙有切肤之痛，因而拚命反对。司马光认为解决财政经济危机只有靠加重赋税。他反对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办法来增加国家收入，反对侵犯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要把沉重的经济负担更多地加在中小地主和劳动人民身上。
顽固派认为“祖宗法制俱在，不需更张，以失人心”，对发展经济、兴修水利等措施，都攻击为“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他们还胡说什么“天神不宁，人心浮动”，都因兴修水利，“过于劳民”。什么是他们的“民”呢？就是大地主。
十一世纪，我国北方契丹族统治者和西夏统治者经常侵扰北宋。在这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顽固派执行了一条屈辱的投降主义的路线，而王安石则主张采取加强战备、积极抵抗的路线，“要坚壁清野，积聚刍粮以待之”。是抵抗还是屈辱，这个争论也反映在水利问题上。
自公元一○四八年黄河在商胡（位于今河南濮阳县东北）决口，几年后又分成两股，河水经常泛滥于当时军事重镇与后勤基地大名、恩州、冀州与乾宁军（相当于今河北青县）一带。这样，不但破坏了农业生产，影响了军需供给，吞没库存的军粮与军械，而且直接威胁前线军民的生命安全，使将士有后顾之忧，削弱了防御力量。
革新派为了扭转黄河以北农业生产与战备常受水灾破坏的恶劣局面，极力主张对经常泛滥为害的漳河和黄河进行整治。而司马光尽管曾到现场，目睹黄河泛滥军民受害的情况，回京后却对这一紧迫的问题，采取了罪恶的消极态度。
水利问题上的斗争，既从属于政治路线，也反映了完全对立的两条思想路线。
首先表现在是“畏天命”，做自然的奴隶，还是“制天命”，做自然的主人。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宣扬“无所作为”、“听天由命”的思想，胡说什么“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民，不如不开”。苏轼则鼓吹“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已尽，今欲凿空访寻水利，必大烦扰”。他认为全国资源已开发尽了，现在又凭空大搞水利调查和兴建，一定会造成很多“烦扰”。
王安石是法家“制天命”思想的继承者，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欲富天下者，必资之于天地”，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这就是说，要使天下富足，就得充分利用自然发展生产。他主张把害河治理成益河。正是在这种“制天命”思想指导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排除顽固派的破坏与干扰，兴水利，治害河。在公元一○七○年至一○七六年间，建成了上万处水利工程，灌溉了三千六百万亩良田，浚修了漳河、汴河，对黄河也进行了一定的整治。通过放淤，把上百万亩盐碱地改良为可耕地，亩产量增加了三至五倍。司马光一伙却胡说什么天下财富恒等于常数，治水是无用的，这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顽固保守派。
儒法两家在水利问题上思想路线的斗争，还表现在是复古还是革新。司马光一伙主张“法先王”，复古倒退，似乎让黄河恢复到上古洪荒未辟、任水泛滥的状况才是“最高理想”。王安石尖锐地抨击了司马光一伙散布的复古谬论，痛斥他们“归之太古，非愚即诬”。就是说，顽固派如果不是“泥古不化”，愚昧无知，就是有意歪曲事实，欺骗群众；不是一批笨蛋，就是一批坏蛋。王安石公开声明“尚变者，天道也”，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
王安石变法时期在水利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正是儒法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促进了水利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水利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则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应当看到，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在政治上的改革是不彻底的，而且它是凭借朝廷的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不可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当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