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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修一手卡武器一手逼还债的霸权主义嘴脸被戳穿
埃及决不屈服于苏联的讹诈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修为了迫使埃及屈服于它的霸权之下，对埃及一手卡武器，一手逼还债，其手段之卑劣，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慨。
最近，萨达特总统连续发表谈话，把苏联在武器和债务问题上卡、压埃及的事实公诸于众。他指出，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差不多十四个月，苏联不向埃及提供武器。对于埃及要求放宽还债期限的要求，苏联也断然加以拒绝。
武器问题是埃苏关系中的症结之一。埃及为了反侵略，需要武器军火。苏联出于争霸世界的野心，冒充阿拉伯人民的“盟友”，利用提供“军援”，第一步作为向埃及渗透的敲门砖，第二步作为它控制埃及的水门阀。很多年来，埃及不能自由运用这些武器来反侵略，因此，埃及报界把苏联提供的武器比喻为“装饰品”，而恰当地把苏联称作是贩卖装饰品的商人。
当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突破苏联的约束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奋起进行反侵略战争时，苏联继续在武器问题上大耍手腕。它一方面向迫切需要武器的埃及索取高价，而且硬要现汇支付；另一方面对埃及最急需的武器又卡住不给。十月战争以后，埃及需要补充在战争中的军火消耗，以便对付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新侵略，苏联更以提供武器作为讹诈的手段，向埃及索要军事基地，要派军事人员重返埃及。当这些扩张霸权的要求被顶回后，苏联就索性对埃及实行武器禁运。到目前为止，埃及军队在十月战争期间的武器损失，仍未完全补充起来。苏联还拒绝向埃及提供米格—17型和米格—21型飞机的零配件，使埃及用巨额外汇买来的苏制米格飞机，变成一堆废钢烂铁。
多年以来，苏修通过高价出售军火，把埃及变成苏联的最大负债国。苏联迫使埃及以物抵债，对埃及进行残酷的掠夺。据埃及《金字塔经济学家》半月刊四月一日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苏联用低价从埃及掠夺走的物资有：棉花两千三百三十万坎塔尔（一坎塔尔为五十公斤），棉纱十五万三千吨，棉织品两万五千吨，棉布服装一万五千吨，水果、蔬菜六十七万四千吨，大米一百五十万吨，各种酒类五千五百万公升，香烟一千四百四十吨，原油四百八十万吨，皮鞋六百六十万双，木制家具两万四千吨，铁制品二十二万九千吨。上述物资总值达十亿六千三百二十万埃镑。从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新沙皇如何无情地剥削埃及人民的血汗。
十月战争之后，苏联进一步向埃及逼债。在一九七四年，即十月战争后的第一个年头，埃及向苏修偿还了数千万埃镑。由于战后的经济困难，加上备战和建设的需要，埃及向苏联提出推迟还债的要求，但是却遭到这个所谓“天然盟友”的悍然拒绝。更加无耻的是，苏修还说什么埃及要求推迟还债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在苏联身上。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反咬一口。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向埃及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于它“援建”的埃及工业项目，既不提供机器零配件，也不提供原料。结果，埃及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赫米最近在同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记者谈话时说：“当我们四分之一的工厂停工的时候，当我们的从事解放战争的军队得不到武器的时候，当被告知我们的苏联朋友应对这一切负责的时候，千百万埃及人将会有怎样的一种感情呢？”
法赫米副总理兼外长还明确指出，埃及发展的真正危险来自苏联的立场。
在同美国争夺中东霸权中，苏联一直企图把埃及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变埃及为苏联的附庸，而埃及决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这是苏联如此狠毒整埃及的根本原因。事情很清楚，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正是莫斯科的霸权主义者。不论是武器封锁或者是经济压力，目的只是一个：企图强迫埃及放弃自己的独立政策而听命于克里姆林宫。
但是，埃及人民决不屈服于霸权主义的压力。埃及在一九七一年粉碎了苏修策划的颠覆阴谋；七二年赶走了近两万名苏联军事人员；七三年突破两个超级大国强加的“不战不和”，胜利地进行了十月战争；从十月战争到现在，又顶住了苏联在各方面对它施加的压力。萨达特总统在今年“五一”节的讲话中重申：埃及要保持独立的意志和民族的决心。“埃及有说‘行’或‘不行’的自由。”这就是埃及对克里姆林宫里的霸权主义者响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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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的讽刺剧《代表团万岁》在开罗重新上演，舞台上的场面描写“友好”代表团荷枪实弹，企图武力镇压当地人民，于是人民被迫拿起棍棒，准备同“友好”的外来者进行斗争。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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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领导人强调
阿拉伯国家决心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据新华社开罗电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不久前在一项联合公报中表示，决心不允许重新出现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前的那种“不战不和”的局面。
这项联合公报是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数天会谈后发表的。
公报说，三国领导人重申决心继续阿拉伯的联合行动和在各级继续努力以实现完全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
公报说，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申明，下一阶段的行动需要埃及和叙利亚必须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
据新华社科威特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从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对科威特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强调增强阿拉伯团结以对抗挑战和危险的意义。”公报说：“双方表示坚信，阿拉伯民族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和障碍，以便加强阿拉伯的一切潜力和能力来对抗共同敌人。”
公报强调指出：“关于海湾地区，双方赞扬为了促进这一地区的合作和团结的基础，而积极发展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同意必须继续支持这一步骤以便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得到更多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并使这个地区摆脱外国干涉。”
据新华社巴格达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五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对伊拉克进行了访问。
访问期间，萨达特总统同伊拉克总统贝克尔等举行了会谈。双方还签订了一些协定和议定书。
萨达特总统在离开巴格达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伊拉克领导人的会谈是在兄弟般的、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中举行的，双方在许多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于五月十七日和十八日访问了叙利亚。
萨达特总统在离开大马士革以前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巩固阿拉伯团结以应付我们周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们必须为之作准备的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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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勒斯坦突击队继续打击以侵略者
新华社贝鲁特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电 据巴勒斯坦军事发言人发表的战报报道，巴勒斯坦突击队五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加紧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家园进行战斗，取得一些新的胜利。
五月十四日，巴勒斯坦突击队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村摧毁了停放在那里的一辆以色列警车。
五月十七日，巴勒斯坦革命者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比拉镇中心炸毁了敌人情报军官的一辆汽车。车里的敌军官被炸死，其余人受重伤。
同一天，突击队战士在杰里科镇炸坏了一辆敌军车，车上的敌人被炸伤。
五月十八日晨，巴勒斯坦革命者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敌军士兵集合点放置了烈性定时爆炸物。炸药包爆炸后，很多敌军伤亡。
五月二十日，突击队战士袭击了加沙以南的拉法和汉尤尼斯之间的铁路线，破坏这条线上的大部分铁路并打退了敌人的截击。当大批敌军前来包围突击队，妄图反扑时，突击队战士勇敢迎击，使敌人遭到沉重损失，然后安全返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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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后，已把苏国营商业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利润服务的资本主义商业。
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无论经营工业或经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即赚钱发财。苏联今日的商业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篡权以后就极力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把“赢利”多寡做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指标”，为商业部门规定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原则。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了赫鲁晓夫这条资本主义方针，提出“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的口号。为了便于追逐最大利润，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商业部门推行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新体制”。
一九六五年三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在商业中推行“新体制”的决议。“新体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推行“计划工作新制度”。“新制度”规定，以“商品流转额和利润”作为企业的“主要指标”，用“利润指标”来“反映商业企业和商业机构经济活动成果”。为了使商业部门的资产阶级分子能放手地攫取利润，“新制度”还规定，“授予商业机构和企业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这个“新制度”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初在苏联各个商业部门普遍实行。在这以后，开始进入“新体制”的第二阶段，实行所谓“经济刺激新办法”。其“特点”是，“利润和工资基金都成了职工的物质鼓励来源”，由于商业部门物质鼓励基金“直接依赖”“所获利润的数量”，这就驱使商业部门“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想方设法“发掘提高赢利率的一切潜力”。因此，“新体制”的第二阶段是“大大提高了利润的作用”。据《苏联财政》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报道，到一九七四年初，在国营零售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中实行“经济刺激新办法”的已占这些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其零售商品流转额占百分之四十七，利润占百分之六十七。
在这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经营商业的最高目的的方针下，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商业活动攫取的利润越来越多，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据苏联《商业管理的经济方法》一书透露，实行“新体制”后，利润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流转额的增长速度。根据在约一万个国营商业企业试验的结果，一九七○年比一九六七年，商品流转额只扩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而利润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这些利润绝大部分都由苏修统治集团所攫取。至于由利润提成建立的企业内部“刺激基金”，很大一部分落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腰包，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据《苏维埃商业》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报道，奖金支付办法是由各企业自行规定的。莫斯科土希斯克区第二食品商店正副经理一九七三年得到的奖金占其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七。“莫斯科”百货商店的奖励条例规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在同时完成商品流转计划和利润计划时可获得相当于工资百分之三十的奖金，每超额百分之一，还可多得百分之四的奖金。这就使得地位愈高、工资愈多的人得到的奖金也愈多。
有些商店经理除通过领取“奖金”等“合法”手段捞到卢布外，还利用职权通过“非法”手段大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大发横财。苏联《劳动报》一九七五年一月报道，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直截了当地”对出纳主任说，必须“从进货中捞点‘油水’，或用欺骗的手法降低单据上注明的商品质量，或是采取收买国家商品质量检验员的方法。”就是这位经理通过高价转卖丝绸和大搞外汇洋货做黑市买卖，共贪污盗窃二百万卢布和四十公斤黄金等贵重物品。
苏修推行这种方针，使苏联商业与工业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日益剧烈。工业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对商业订货置之不理，利润低的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利润高的则极力多生产。商业部门抱怨工业企业产品陈旧，质量低劣，不合市场需要，甚至拒绝采购。据苏联《经济报》一九七四年三月报道，塔什干第二制鞋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最近一年内，商业部门退回三万六千双鞋重新加工，二万八千双鞋降低了等级”。莫斯科“女布尔什维克”缝纫厂为了多得利润，不顾商业订货，对高利润的服装超额完成商业订货百分之二十一，低利润服装比商业订货原计划少生产百分之十一。苏联商业部长透露，一九七二年批发交易会上的商品，大约有价值三十亿卢布的商品因质次价高，商业部门拒绝采购，其中轻工业品二十三亿卢布，文化生活用品七亿卢布。在商业内部，例如批发和零售之间瓜分利润的斗争也日益加剧。
对商业职工的剥削日益加重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复辟，把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商业的所有制性质。今天苏联国营商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广大商业职工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奴隶。
苏联商业部部务委员斯科沃罗达在一篇文章中供认，按照苏修当局的规定，商业企业领导人有权出售“多余”和“不用”的设备、用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有权自行规定流通费用、商品流转构成、商品储备和财务计划等指标；有权自行规定各类职工人数、招收和解雇职工，“决定采用任何一种现行工资制度”，规定职工的奖励办法及支付奖金数额，“剥夺奖金，或减少奖金额”。这就是说，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商业企业的管理大权，商业部门广大职工的雇佣和解雇、工资制度和奖金的确定、工作时间制度等等，都操纵在苏修当局任命的商业企业领导人手中。
苏修宣传什么“新体制”可以使商业职工多得“奖金”，实际上“新体制”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篡窃的权力加强剥削商业职工的一种手段。苏修以“奖金”为诱饵，迫使商业职工“接受和完成紧张的商品流转计划”。为了完成这种紧张的计划，商业职工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劳动，大大加强劳动强度。苏修还推行在商业部门中“减少工人总数”、促进“兼职”等手段，以便他们更多地占有商业职工在实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所付出的剩余劳动。苏联《文学报》透露，苏联冷饮供应站“一般说来，应该有四个仓库管理员，规定两个人一班，但是除了大的供应站以外，几乎所有供应站上第四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都被裁减了”。留下的仓库管理员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天”，“没有节日”。而苏修支付给职工的奖金远远抵付不了职工提供的更多的剩余劳动。正象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职工受剥削时所说的：“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的量，不保持任何必然的比率。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所益于资本家的，是不同的量”。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物质鼓励”的妙用时，情不自禁地供认，用于“物质鼓励”的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作风到处泛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之一是进行欺骗。商业资本家除了参与瓜分剩余价值外，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还用抬高物价、掺杂作假、克扣分量、以次顶好等种种欺骗手段来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又一层剥削。今天的苏联商业也同样用这些手段来“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
苏联报刊透露，为了获得额外利润，苏联不少商业企业“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苏联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三十六个家具企业通过任意提价等手段一年内“获得额外利润近五百万卢布”。《东方曙光报》报道，加里市一商店“把棉布的价格从每米二卢布六十戈比提高到三卢布二十戈比”。在有的商店中，由于货价标签是任意提价的“障碍”，干脆“没有一件商品有货价标签”。
为了追逐利润，根本不顾人民需要。据苏修报刊报道，有的地区一些赢利小的商品，如食盐、小锅、火柴、肥皂、煤油等顾客经常买不到。《苏维埃俄罗斯报》透露，“能赚钱的商品”商店工作人员“既热心又麻利”，烈性酒利大就开“绿灯”，“而对火柴就不是那种态度，因为它体积大，而价钱只有几个戈比”。有些赚钱少的小商品，即使商店有存货，也“没有能从仓库拿出来”，因为费工而不赚钱。《真理报》承认，该报“收到不少信件，抱怨在商店里买不到器皿、餐刀、餐叉、毛巾、小五金和其他大量需求的商品”。
自由市场上的中间商——“商业服务站”还以贱买贵卖的卑劣手段剥削农民。苏修报刊供认，“商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可以亲自到偏僻的集体农庄去，直接在农村中收购剩余产品，自然，是按相当低的价格收购……。”苏联《劳动报》透露，为了赢利，莫斯科一自动售货商店“出售白兰地酒时，在每公升中注上半公斤普通酒”，出售的啤酒是“啤酒泡沫加水……”。这家商店每月靠欺骗顾客诈取近一千卢布。列宁纳巴德五十六号门市部卖糖果、酥油一次几克几克的克扣，这样一点一滴地从顾客身上榨取。有的商店“即使称五克货物，也必然要少称些，以欺骗顾客”。
为了保证“完成流转额指标”和多得“奖金”，商业企业欺骗顾客预先付款。苏联《劳动报》报道，“科斯特罗马百货公司经理部向预购冰箱的公民发出通知，说请你们来拿冰箱。”科斯特罗马人急忙赶到商店，付款二百卢布。顾客要取货时，售货员则回答说：“等着吧！”“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常来看看吧”，预先付款主要是“为了完成计划”。这家报纸供认：“顾客受骗了。这就是为了以假冒完成计划而领取奖金。”
上述事例在今天的苏联商业企业中不胜枚举。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地区，商品价格定得过高，少找给顾客钱、克扣尺寸和斤两，降低饭菜质量，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