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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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八姐妹理论学习小组
我们小组八个人,都在大队、生产队、民兵连队担任一定的职务,平时要劳动,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务,空闲时间很少。我们就发扬“钉子”精神,见缝插针,挤时间学习。农忙期间,我们仍然坚持学习。两个多月来,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学习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中的有关部分,学习了党报党刊上的重要文章。
在学习中,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多思”的教导,开动脑筋,认真思考。我们研究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上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训;回顾了解放以来,我们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历史;还着重联系本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复讨论,反复思考,越学心里越亮堂。过去,我们总以为搞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就是把那一小撮四类分子管好就行了。通过反复学习,我们的认识提高了。从国内来讲,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仅要对老的阶级敌人专政,而且要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呵,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必须坚持不懈,顽强战斗。
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缺乏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理论水平差。因此,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智慧少,就集中群众智慧;自己斗争经验不足,就向老干部、老党员和老贫下中农学习。
在学习中,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翻阅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大家的认识还是不一致。我们就去请教我们村当年最早搞互助合作的老党员乔万象。他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土地改革以后不久,土地合伙组中就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一个人用几千斤麦子买了几亩地,别人听说后,也张罗着要买地。后来,在耿长锁同志的批评教育下,才把这股资本主义歪风煞住了。
经过这一段学习,对于小生产怎样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清楚了一些,但从理论上弄懂还差得很远。于是,我们又去找老社长耿长锁。他先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根据这一段的学习体会,大家回答说,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弃农经商;是坚持集体化道路,还是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坚持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摆在首位,还是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是坚持扩大公共积累,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还是搞“分光吃净”,瓦解集体经济等等。
耿长锁同志听了以后说:你们看到了这些问题,对小生产自发势力产生的原因就比较好说了。他接着说:有些社员想往资本主义道上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这些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有这些土壤,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反复学习,多次请教,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同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也是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只要善于把伟大革命导师的论述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反复探讨,就能使学习步步深入。我们学习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列宁说:“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毛主席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并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里告诉我们,“按劳分配”中有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又说它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呢?开始,我们学习,总是弄不明白。后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实际中去找答案。
我们首先回顾过去一段按劳分配的斗争:一九六一年有人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提出要把粮食完全按劳动工分分配,说什么“可以刺激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当时,耿长锁同志觉得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原则。这是把“按劳分配”绝对化了,势必要形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那些人不服气,硬说“这是上级的决议,得坚决执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搞了几天几夜的调查研究,把全村每户粮食分配的结果算了一遍,如果按那个办法分,最多的户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二千五百二十斤,最少的户每人每年只能分二百一十六斤,相差十几倍,百分之三十的户得由国家照顾。最后大家决定,还是用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
通过回顾过去这段斗争,我们初步理解了按劳分配的局限性,同时也看到了对它限制的必要性。现在采取保障社员的基本口粮的办法,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
基本口粮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办法,是不是就消除了不合理的现象了呢?我们针对实际又作了一番分析。拿一九七四年分配决算来说:有一户共七口人,只有一个整劳力,全家分不到钱,得由生产队照顾;另一户全家四口人都是整劳力,每年净分一千多元,这样虽然保证了社员的基本口粮,但反映在生活中仍有很大差距。生活上这些差距,就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便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的具体体现。
一些社员分到的钱多了干什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作了调查,大体有三类情况:大部分社员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把钱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有的大讲排场闹阔气,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极个别的人,用来搞投机买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和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的必要性。
我们的学习仅仅是个开始,如何运用初步领会了的一些理论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动,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今后,我们要更加刻苦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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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片红心育幼苗
在灿烂的阳光下,西安市东五路宝康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学唱革命儿歌。革命思想随着歌声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幼小心灵里,使他们从小就懂得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
宝康幼儿园是十六年前由八名街道妇女办起来的。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住在东五路的王少君、李凤鸣、梁明兰和陈喜云等几个家庭妇女,为了把更多的姐妹们从家庭拖累中解放出来,决心办个幼儿园。在王少君几个人的带动下,你从家里拿个洗衣盆,她从家里拿个小板凳,还有的送来些儿童用具和玩具。就这样,她们没向上级伸手要钱要东西,就自力更生把街道幼儿园办起来了。
凭着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革命干劲,她们顶住了种种逆风,坚持了整整十六年。如今,这个幼儿园越办越好,保育员已由八人扩大到二十七人,收托的孩子也由原来的四十多名增加到二百多名。
在哺乳室里,一个老年保育员一手抱着个小孩,一手摇着一个小车。这就是李凤鸣,她是幼儿园的创办人之一,如今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还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去年一月,有一个小孩的爸爸要去五·七干校学习,妈妈的工作是三班倒,晚上接孩子有困难。两口子商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全托。但孩子才一岁多,当时哺乳室保育员少,收托有困难。李凤鸣心想,干部走五·七道路,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园领导采纳了她的建议,把孩子留了下来。几个月来,哺乳室晚上经常住着一老一小:这就是李凤鸣和那个干部的孩子。
在大班游艺室里,一位十来岁的小姑娘正在给小朋友唱歌。这位小教员名叫卢巧珍,也是幼儿园的保托对象。卢巧珍一岁多就离开了母亲,父亲是个建筑工人,工作流动性大,就把她送到了这里。刚来那阵,巧珍又黄又瘦,还闹肠胃病。老保育员梁明兰照看着小巧珍的生活,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按时喂水喂饭,渐渐地孩子的肠胃恢复了健康,小脸也圆胖了起来。几年来,巧珍吃饭、睡觉、洗澡、看病,连四季的衣衫,全都由老师们给包了下来。星期天,老师就把她领回自己家里。如今,她已经是十三岁的小学生了,爸爸几次想接她回去,但她舍不得离开幼儿园这个家,还担任了义务小教员。
这个幼儿园实行了几不限制。这就是:孩子们入托时间长短不限制;年龄不限制;接送孩子的时间不限制;全托半托不限制。这样一来,老师们是忙些,但却大大方便了孩子们的家长。能做到这一点,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过去,幼儿园规定只收三至七岁的儿童。可是,有人抱着五十六天的孩子要求入托。收,还是不收?幼儿园的一些同志认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应当帮助这些女同志解决困难;也有人认为,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收进来,既不象幼儿园,又不是哺乳室,这样办“不正规”;也有人嫌“太麻烦”。上级党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她们体会到,幼儿园虽小,却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规定,那规定,归根到底都要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便工农兵群众。大家经过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增强了,旧的条条框框冲破了。
中班的课堂里静悄悄的,四十多个孩子正在倾听老师讲《我和爷爷比童年》的故事。老师指着墙上挂的一个讨饭孩子的画片,给孩子们讲小丽丽的爷爷从小受地主的压迫,五岁多就讨饭吃,被地主的狗腿子毒打的悲惨遭遇。小朋友听着听着,有的愤怒地捏紧了小拳头,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老师们运用形象对比的方法,向孩子们进行阶级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时期,她们发现有些娃娃唱旧儿歌,有的孩子打架、骂人、比吃、比穿。她们想:幼儿园的孩子虽小,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却同样会影响他们。因此,她们在精心护理的同时,重视对孩子们进行思想教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一开始就深深地印上“社会主义好”五个大字。现在,这里三至七岁的儿童一般能唱五至十首革命歌曲,懂得了爱谁恨谁。
为了使孩子们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她们让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如叠被子、铺床,饭后扫地、擦桌子。小朋友们还发扬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大的给小的梳头、系扣子等。
十六个年头过去了。就在这个不大的院落里,有多少孩子,从呀呀学语到唱歌跳舞,从看图识字到分辨阶级,健康幸福地成长起来啊!有多少孩子的父母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把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十六个年头过去了,这个小小的幼儿园总是同各行各业息息相通,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脉搏一起跳动。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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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爱上了服务工作
在天津市和平区长春道民用金属品修配站里,青年女职工张文敏正在认真修理一个搪瓷水壶。她那认真的态度,熟练的动作,引起了周围许多顾客的赞扬。
小张热爱白铁行业,决心干好这一行,经历了一场与旧传统观念决裂的斗争。
张文敏刚分配到这个修配站时,曾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议论。有人对小张说,女孩子干这行,自古少有,真可惜,你有文化,干什么都比这行强。她听到了这些议论后想:为什么这些人看不起这个修理行业呢?她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这篇光辉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小张认识到,旧社会,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鼓吹剥削者高贵,劳动者低贱,还把劳动分成三六九等。今天,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的任何劳动都是光荣的职业,为人民修锅、修壶也是光荣的,她决心好好干下去。
几年来,她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技术上努力争取精益求精。小张刚到修配站时,拿起二斤重的大铁剪子,在厚的铁板上下料,用尽全身力气也剪不下来。但她并不灰心,手上磨起了血泡,也毫不在乎。经过多次的苦练,她终于很快掌握了下料技术。
小张为工农兵服务,满腔热情。一次,有个盲人来修配站,要求换炉盘。她一看是个盲人,就让顾客先回家。她把炉盘修好后,亲自送到盲人家去。
最近,小张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列宁关于“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的教导,分析了为什么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今天还在发着臭气这个问题,她认识到,各种旧思想、旧观念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现在我国在所有制方面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取消。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观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才能逐步解决。小张想:我干这行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冲击。打这以后,她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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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做新一代清洁工
孙叶华原是上海市成都二中七三届学生。毕业分配时,学校原来准备分配她去工厂。但小孙坚决要求到有些人不愿去的岗位上去干革命。她在写给学校党支部的一份决心书中表示:“坚决到清洁管理站去,当一辈子人民的勤务员,争做与旧传统观念决裂的闯将。”
小孙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支持。但是,当她的决心书在学校里贴出后,有人讽刺小孙是“傻瓜”;有些人劝小孙“不要光荣一时,吃苦一世”,等等。面对这些旧习惯势力的挑战,小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说:“孔孟之徒鼓吹‘唯有读书高’是为了愚弄劳动人民,维护奴隶制度;林彪拚命反对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妄图维护和扩大三大差别,使青年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小孙当上了清洁工,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她个子比较矮小,一辆粪车有六、七百斤重,每天要推着它来回跑上十几趟。但她从不叫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坚持战斗。
小孙热情为居民服务。遇到老年人,她帮助把马桶从楼上拎到楼下;遇到年幼的,她走过去把马桶接过来。坑里粪便出净了,她把周围冲洗干净后才离开。大通路祥兴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家中无人照顾,小孙经常上门服务,帮助这位老太太把马桶倒掉洗净。这位老太太感动地说:“小孙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青年。”
小孙在工作中,从不计较时间,更不计较报酬,自己的工作做完了,便主动去帮助别人。去冬一天,小孙正逢休息,半夜醒来时,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雪地。她一骨碌从床上起来,顶着北风,冒着严寒,放弃休息,直奔码头,和同志们一起投入了清扫积雪的紧张战斗。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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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让眼前的私利蒙住眼睛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广西钦州县那蒙公社竹山大队第七生产队去年农副业获得全面增产。丰收后的分配怎么搞?秋收开始,人们就议论纷纷。有的说,队里的公共积累已经不少,这回社员可该多分一些了。可是老队长陈正逸说:队里的公共积累确实比过去多了一些,但是决不是就不用再积累了,现有的一台手扶拖拉机远远不能满足机耕的需要,何况干社会主义大农业,各方面要办的事还多着呢,我们应当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有人为了使老队长采纳他那个多分少留的分配方案,还以老队长家劳力强,工分多,多分配可以多受益这样一笔得失账来鼓动他。其实,这个账老队长何尝不会算?但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决不能让眼前的个人私利蒙住自己的眼睛,而看不到社会主义方向,忘掉党的奋斗目标。他为了教育大家,就组织辅导员在政治夜校里上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搞好分配”这一课。他还给大家讲了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分光吃光”给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造成的损失。大家统一了认识,正确处理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分配结果,既增加了集体积累,扩大了再生产,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又提高了社员收入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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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指战员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是女战士们正在检修制药机械。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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