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武器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纪岩
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在学习中，我们应该重新温习一下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全面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变化情况，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学会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制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针对我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明确指出：对官僚资本必须采取没收政策，归国家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对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要根据具体情况，从各方面“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以便对它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对大量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主席还指出，如果否认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放弃对资本主义限制的政策，看不到改造个体经济的必要性，就会犯右的错误；如果认为可以立即全部消灭私人资本，忽视改造个体经济的长期性，则会犯“左”的错误。今天，认真领会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十九年前，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引的方向、道路，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过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新旧社会相比，确实是两重天。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必然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的任务，要在较长的时期内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仍然“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本质差别，而看不到它们之间在有些方面“没有多少差别”，就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为什么有些同志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分不清路线是非，甚至对它抱有极大的兴趣，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到它是旧社会的痕迹，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没有认识到它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
工人阶级中或党员中或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是同他们所在的地区、单位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他们自己欣赏和追求资产阶级法权分不开的。同时，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常常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所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对于尚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必要的限制，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与此相反，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千方百计地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并利用它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毛主席说：“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党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围绕着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斗争，就是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一项极为艰巨、极为复杂的斗争任务。所谓限制，就是要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和作用逐步加以缩小，并从思想上、物质上积极创造条件，以达到将来的最后取消。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它还不可能取消。因此，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武器，对资产阶级法权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既要看到它存在的必然性，又要看到限制它的必要性，要研究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限制和怎样进行限制以及限制到什么程度为好。不作这样的具体分析，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损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事业。
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现阶段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对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分配制度的否定。但由于各个劳动者在体力强弱、文化技术水平高低、赡养的人口多少等方面各不相同，而以同一尺度的分配应用在情况不同的劳动者身上，就必然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种分配原则通过工资的形式来实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等级，势必引起一些人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这同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相对立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反复强调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如果离开无产阶级政治这个“灵魂”，把“多劳多得”作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动力”，搞
“奖金挂帅”、“工分挂帅”，那就会把人们引到“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修正主义邪路上去。有的人还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打着“革命需要”、
“工作需要”的招牌，巧立名目，化公为私，侵吞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如果不加限制地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人们之间贫富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以至发生两极分化。这时，少数人就会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者放高利贷，或者开设地下工厂，或者进行投机倒把，去从事剥削他人的罪恶活动。一旦让这些新产生的“吸血鬼”上台掌权，旧社会那种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情景，就会重新出现。如果我们看不到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发展下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对它加以恰当的限制，甚至任意扩大，那就会犯右的错误。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现在可以取消“按劳分配”的原则，不需要执行现阶段农村的分配政策，就要犯“左”的错误。
对现行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我们国家的商品生产是在国家经济计划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劳动人民需要的，但作为商品，它同样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货币还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如不加以限制，仍然会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强调把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纳入国家计划，并由国家实行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和监督；强调充分发挥国营商业的领导作用，搞好商品的计划供应和正常流通；强调切实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就是为了堵塞商品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的漏洞。列宁曾经指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事实确实是这样。只要我们放弃对商品制度中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修正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就会在他们把持的部门和单位不服从国家计划，推行“利润挂帅”，搞资本主义经营，利大的大干，利小的小干，无利的不干。这样，就会造成某些商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现象，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发生矛盾。一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就会利用供求之间存在的这种“缺口”，以互相支援为名、行互相利用之实，擅自动用国家、集体的资金、设备和产品，搞以物易物，套购国家物资。在这种所谓“协作”中，什么损公肥己、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见不得阳光的勾当，他们都会干得出来。有些人还会把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搬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使一些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如果某一个单位发展到这种地步，社会主义就要变为资本主义，就会搞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如果不坚持对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恰当的限制，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为商品经济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否认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而主张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取消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及国家领导下的集市贸易。事实上，曾经提出“取消商品”这类“左”的口号的，正是坚持复辟资本主义反动纲领的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一类人物。
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是造成不再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是几千年来私有制的产物，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巩固和发展私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比起旧社会城乡对立的状况要缩小得多了。但是，工业比农业先进，城市比农村现代化，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仍然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有些人重视工业而看不起农业，有些人总是留恋城市生活而不愿意下农村，有些人一有了文化技术就自以为高人一等，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而认为自己应该有特殊的地位和待遇，这些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的表现。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毛主席、党中央提出全党办农业，工业及其他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号召广大干部和工农商学兵走五七道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动教育、卫生、文艺等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些都是为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所采取的革命措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我们作长期艰巨的努力。对三大差别如果不加以缩小而无限扩大，势必造成工农联盟的破坏，城市和农村的严重对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可靠的同盟军；势必产生一小撮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对社会的文化、教育等实行垄断，进而谋取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到那时，旧时代的那种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农村、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状况又会重新出现。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犯右的错误。但是，也要看到消灭三大差别只能是逐步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需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企图一下子就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脱离实际的情绪，也应该注意防止。
建国二十五年来，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我们党同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之间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激烈的斗争。认真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段历史经验，很有教益。一九五六年以前，斗争集中在保留还是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上。当时，刘少奇提出了“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说什么“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不要限制”，林彪则在他所领导的那个地区贴出了“四大自由”的布告。他们的这个纲领和口号是直接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精神相对抗的。这表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所奉行的是资产阶级那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经过一系列斗争，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取消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但还没有完全取消。经过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始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毛主席高度赞扬了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高兴地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集中了群众的革命要求，明确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而刘少奇一伙出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本性，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抱着死死不放的。当时在报刊上进行的那场限制还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论战，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的实际行动冲破了“资产阶级的框框”之后，刘少奇一伙则改变手法，以“左”的面目出现，鼓吹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取消价值规律。一九六二年，他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抛出“三自一包”、“利润挂帅”的黑货，妄图复辟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反复较量，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但是，作为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林彪一伙又跳了出来，疯狂反对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采取的各种革命措施。他们对大批冲击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行恶毒攻击，胡说什么革命干部走五七道路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等等。从他们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所以拚命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妄图利用这块土壤培植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基本力量”。现在，林彪反党集团早已垮台了，但这个集团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失。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还会再产生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认真学习和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理论的说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依据党的路线和政策，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产生资产阶级土壤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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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蹲点的“老八路”
山西省保德县人民银行行长高培烈，在贾家峁公社团结大队蹲点两年，帮助当地干部和社员迅速地改变了这个队的后进面貌。现在，这个大队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蓬勃发展。全大队粮食总产量一九七三年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一倍，一九七四年又比一九七三年翻了一番。
高培烈一九四四年参军，一九六三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一九七二年冬天，中共保德县委派他到团结大队蹲点。他同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一道深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干部和社员夸奖他象当年的“老八路”一样，有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团结大队有六十户人家、二百五十口人，村西是大山，村东是深沟，一千零八十亩耕地，支离破碎地斜挂在坡梁上，三年两头闹干旱，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一九七二年这里又遇上大旱，干部和群众情绪很不稳定。高培烈一到这里蹲点，就挨门挨户地访问，同贫下中农谈心，向贫下中农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鼓励大家坚决克服困难，进行生产自救。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到团结大队落后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队里资本主义倾向严重。于是，他帮助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学习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等教导，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随后，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高培烈帮助党支部发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破除懒汉懦夫世界观，激发干部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大队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高培烈还同干部、社员一起，翻山越岭，走遍沟沟岔岔，进行勘察，帮助大队制订了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规划。
在团结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高培烈带头苦干实干。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烈日盛夏，他总是和社员们一起出工。社员们担粪肥，他拣大筐子挑；社员们平地，他拿大镢头刨。这里崖高沟深，修大寨田时掏崖最危险。可是，高培烈说：“这活，我包下来了。”每当崖头快要崩塌的时候，他总是不顾自己危险，让社员们先躲开。他每次从公社或县里开会回来，总是先翻梁过沟，到地里察看一遍，那怕只有三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也要和社员们一起干活，直到收工才进村。
去年夏天，高培烈的臀部生了一个疮，已经开口流脓，大家逼着他留在家里休息治疗。可是，他还扛起锄头去锄地。社员心疼地说：“老高啊，你又不是个铁人！”高培烈笑着回答：“过去打仗，轻伤不下火线；如今搞社会主义建设，长个小疮，还能呆在家里休息？要改变咱村的面貌，不大干苦干，可不行呵！”
两年来，高培烈就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干的。他每年除了开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在二百五十天以上。团结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看见高培烈这样干，都争先恐后地出勤。有个叫王二斤的老社员，七十八岁了，也拄着拐棍来到平田整地的工地上。社员说：“二斤大爷，你上年岁了，回去歇着吧，不在乎你一个人。”这位老人激动地说：“歇不住了，看着老高带领你们大干苦干，我王二斤就是豁出老命来，也要为改变咱村的面貌添把力。”
在高培烈的带动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同心协力学大寨。两年来，这个大队打了一条大石坝，修成一座可蓄水七千方的水库；在坡梁上修成一百三十多亩梯田；修建了一个扬程七十五米的三级高灌站；增加水浇地一百零八亩。由于生产条件大变，粮食产量猛增。一九七二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三万二千斤，一九七三年达到六万八千斤；一九七四年达到十四万二千斤，第一次对国家作出了贡献，超额百分之四十完成了交售公购粮的任务。
高培烈在团结大队蹲点两年来，廉洁奉公，保持和发扬了“老八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年岁大了，又患有气管炎和胃病，但始终坚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不搞特殊化。社员们打心眼里爱戴他。他曾经对队干部说：“咱们当干部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啥时候也要为人民着想，这是我们的本分。谋私利，搞特殊化，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绝对不许可。”
高培烈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团结大队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大队采纳他的建议，成立了“贫下中农监督委员会”，实行民主理财，处处节约费用，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的各种费用下降到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大队管理费仅占百分之零点二。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