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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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参加劳动 才能继续革命
浙江宁海县革委会主任 应四官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教导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根本措施。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中曾经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新宪法也明确规定:“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时刻梦想复辟,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可避免地一批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干部的鲜明特点。如果我们的干部长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末天长日久,他们就会蜕化变质,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分子,被他们掌握的那个地区或单位,就会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更好地学习广大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群众的帮助和教育,接受群众的监督;有助于斗掉官气和暮气,斗掉好逸恶劳的习气,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有助于增强领导同群众之间的团结。汗水流得越多,心与工人、贫下中农就贴得越紧;手上老茧磨得越厚,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就越强。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经不起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腐蚀和侵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会在头脑里膨胀起来,走上“懒、馋、占、贪、变”的邪路,甚至蜕化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前几年,我们越溪大队有个出身很好的干部,就是由于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差点被阶级敌人拉下了水。经过大家的帮助,他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是克服主观同客观相分裂、认识同实践相脱离的一个重要途径。干部同群众一起用劲,一起流汗,就能更好地听到群众的意见,摸清群众的思想,把得准阶级斗争的脉搏;就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领导群众进行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动权。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进一步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我原来是大队的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上了地、县革委会的领导岗位。我经常告诫自己,职务变了,地位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变。因此,只要有参加劳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我平均每年参加劳动九十多天,抬石,挑粪,施肥,耘田,样样都干。群众亲切地叫我“笠帽官”。过去,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极力鼓吹孔孟之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破坏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引诱人们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成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于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使用的这种阴谋手段,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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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参加劳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
解放军某部转运站站长 王炳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怎样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永保劳动人民的本色,永做普通一兵。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为我军规定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把我军参加生产劳动当成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我是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每当回顾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战斗历程,尤其是回想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到部队视察,同我们一起劳动的情景,心里就特别激动。那时,我们全体干部战士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开出了数千亩荒地,收获了数万担粮食。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物质困难,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大大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解放后,条件好了,环境变了,特别是自己当了领导干部,还要不要发扬南泥湾精神,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一个新的考验。毛主席深刻指出:“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根本措施。许多人变坏,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如果我们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就会丧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成为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多年来,我总是以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激励自己,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目标出发,同广大干部战士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并肩战斗,共同劳动。我从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领导和群众一起劳动,能够互相激励,互相鼓舞,增强革命感情,并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各项任务的完成。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我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懂得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三大差别还没有消灭,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因此,在无产阶级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还会发生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对于战胜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腐蚀和影响,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几千年来,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总是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继承这一反动衣钵,攻击干部参加劳动是“变相失业”,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资产阶级法权,腐蚀瓦解我们的干部队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反修防修,自己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更应该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真改造世界观,用实际行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才能不断提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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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资产阶级学者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叙述
李砚
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曾经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
是怎样叙述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主要指基佐、梯叶里和米涅,他们都是拿破仑被推翻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在十九世纪初期,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叙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他们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承认第三等级有推翻封建贵族的权利,但是否认第三等级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基佐的主要著作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梯叶里的主要著作有《历史研究的十年》、《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等,米涅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等。
基佐研究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时代,宣称土地关系是历史的基础。他说:“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当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他认为:“政府的形式”是由“人们的公民生活”来决定的,财产关系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基佐虽然热烈地赞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但却极端害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以后,基佐在《民主论》中写道:“国内和平,各种阶级公民之间的和平,社会和平!这是法国最迫切的需要,这是救世的呼声!”他力图证明法国现存的一切阶级是“法国社会中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成分”,为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制造理论根据。
梯叶里把英国革命的历史描写为资产阶级与贵族的斗争的历史。他说:在十七世纪第一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两个军队集合起来了,一个以安逸和政权为名,另一个以劳动和自由为名。不管其出身如何,一切游手好闲的人,一切在生活中只找寻不劳动而享乐的人都站在皇帝的旗帜下,保护着类似他们本身利益的利益;相反的,那些当时以工业为业的英国征服者的后裔则加入于平民的党派。”梯叶里看到了英国长老会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就是各政党为了各阶级的财产上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他写道:“双方都为现实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其他一切是外表或借口。”梯叶里同样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狭窄的,而第三等级的阶级利益是很宽广的,因为第三等级包括贵族和僧侣以外的整个民族。他认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后果是善良的,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完全破坏了社会安全”。马克思对梯叶里的这种观点做了很好的揭露和批判:“这位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的先生,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线索。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米涅分析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原因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各社会阶级的不同的物质利益中。他论述了革命时期各种政党的斗争表现了各种阶级利益的矛盾。他说:“贵族阶级的利益是同国民派的利益对立的。因此,坐在右边的贵族和高级僧侣,除了全民兴奋的几天以外,经常是反对这个政党的。”他认为,全部法国革命史说明了“文明社会进步的公式”:“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米涅仇视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诬蔑小手工业者、学徒、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平民的“轻举妄动”,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是怎样对各个阶级作经济上的分析的?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指法国重农主义者杜尔阁、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杜尔阁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其他各种劳动所以能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和完成者。亚当·斯密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他的主要著作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继亚当·斯密之后,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但李嘉图对劳动的两重性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劳动力和劳动,没有揭示剩余价值的本质。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在杜尔阁之前,重农主义创始人魁奈把社会阶级划分为三类,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各种劳动所以能够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因而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工业生产者则是不生产阶级。杜尔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接受了魁奈的观点,并作了补充。他把生产阶级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把不生产阶级分为工人和工业资本家。在这个基础上,对什么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了解释。他说:“企业家、制造业主、雇主阶层,都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依靠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通过垫支而赚取利润”。他认为雇佣工人就是“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
亚当·斯密在阶级划分问题上,比重农主义者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较为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认为在“文明社会”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是“构成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与三个阶级相适应,他区别了三种基本的收入,即地租、工资和利润。这三者合成全部的国民收入,而其他收入则由这三个基本阶级的收入“最终派生的”。亚当·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中,只有工资是劳动的收入。他从耗费掉的劳动决定价值出发,认为利润就是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斯密把利润的产生看成是直接生产者与其劳动条件相分离、劳动条件作为资本与劳动者相对立的结果,而利润的来源则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超出为补偿工资的余额。因此,马克思指出:“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Ⅰ第五八页)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三种基本的收入。李嘉图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关系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关系,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各个阶级利益对立的基础上的。他考察了地租、利润和工资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地租和工资愈低,利润就愈高,“凡是使劳动工资提高的东西都会降低资本利润”。
马克思在谈到李嘉图把劳动价值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联系的基础的时候,说:“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第一八三页)为什么资产阶级学者能够承认阶级斗争呢?
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为了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镇压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为了适应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论证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这些学者的阶级斗争学说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所以,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时候,这些学者就否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必然性了。
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建筑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了解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并由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他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必要性,不能正确了解阶级斗争是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能揭示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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