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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清除旧道德垃圾
——批判维护反动统治的忠恕之道
天津第二毛纺厂工人理论组 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
列宁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七页）忠恕之道本是没落奴隶主阶级鼓吹的一种道德说教，后来，被地主资产阶级加以继承和改造，成为我国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
忠恕之道的最早鼓吹者是孔老二。它是孔老二宣扬的仁义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孔老二所谓的“忠恕”，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所谓“忠”，对于奴隶主阶级来说，就是要他们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尽忠效死；对于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忠于奴隶主，不要起来造反。所谓“恕”，就是提倡原谅、宽恕。什么“不念旧恶”，什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恕”道，对于奴隶主阶级来说，就是要他们加强反革命的团结，同心协力地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对于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犯而不校”，受到奴隶主的侵害也不计较，服服帖帖地接受奴隶主的反动统治。
其实，儒家反动派宣扬的这套忠恕之道，全是骗人的鬼话。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反动统治者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一切宣扬忠恕之道的儒家反动派，无不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巧伪人”。他们对劳动人民和主张革新的进步人物，从来不讲“忠恕”。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奴隶主阶级到地主资产阶级，从孔老二到蒋介石，哪一个不是专搞
“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吸血鬼、刽子手？天津第二毛纺厂的前身，解放前的仁立毛纺厂的资本家，就是些忠恕之道的鼓吹者，他们打着“仁”的旗号，标榜“以仁立厂”。有的资本家还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厂训”。但是，他们对工人的剥削却是敲骨吸髓，极其狠毒。正如马克思揭露的那样，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四——三三五页）这种血淋淋的事实，无论儒家反动派怎样用“仁义”、“忠恕”来装潢，都是掩盖不了的。
到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忠恕之道仍然是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搞复辟的一个思想武器。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页）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及其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搞复辟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旧社会遗留下的痕迹，其中就包括利用忠恕之道一类的旧道德垃圾。彭德怀早就把孔老二的忠恕之道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捏合在一起，鼓吹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精神。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鼓吹“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公然要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象孔夫子那样行恕道”。陈伯达也胡说什么只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改成“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封建“美德”就变成了“极高的‘忠恕之道’”，“极高的人类美德”。林彪更是把忠恕之道吹到天上去，胡说那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鼓吹“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等等。林彪一类的调子，完全是孔老二的反动道德说教。
林彪一类如此狂热地鼓吹忠恕之道，目的也和孔老二一样，就是要利用这一套来干反革命复辟的勾当。他们宣扬“忠”，就是用它去拼凑新老资产阶级的复辟死党，要这一小撮败类搞什么“不成功便成仁”，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尽忠卖命。他们还妄图用“忠恕”来叫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充当他们反动路线的“驯服工具”，不去造他们的反。林彪一类宣扬“恕”的目的，就是要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对地主资产阶级讲恕道，放弃斗争哲学，调和阶级矛盾，解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武装。
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的时候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七九——四八○页）忠恕之道，正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种旧道德观念。因此，批判忠恕之道一类反动道德说教，肃清它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流毒，就成了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无产阶级断然宣告：“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二页）孔老二、林彪鼓吹的忠恕之道，正是从这种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来的道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绝不相信那些超阶级的道德说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五页）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进行坚决斗争。对于牛鬼蛇神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不能给半点“宽宥原谅之恕”。对于资产阶级，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阶段、在一切领域，对其实行全面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清除忠恕之道一类旧道德垃圾，为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努力作战，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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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理论 批“仁政” 干革命
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吴仁宝
千百年来，一切孔孟信徒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百般颂扬“仁政”，但从来不对劳动人民施一点“仁政”。我们大队有个地主，满口“仁义道德”，表面上一副“慈善”面孔，骨子里却比砒霜还毒。解放前，他总是乘人之危，大放高利贷，逼得债户家破人亡。解放后，我们搞土地改革，他又拣起孔孟之道的破烂，要贫下中农以“仁”待他，以“礼”对他。贫下中农不信这一套，分了他的地，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并没有死心，躲在阴暗角落里写变天账，还藏了杀人凶器，妄想杀害革命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把他的变天账、杀人刀抄了出来，狠狠批斗了他。可见，孔孟的“仁政”，不过是反动阶级的护身符。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鼓吹“仁政”，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暴政”，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等等。这一套，完全是从孔孟那里拾来的。事实上，他的“仁政”，就是要对被人民打翻在地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他反对革命暴力，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工具，是革命暴力，决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反动剥削阶级不敢公开讲他们的专政是暴力，总是把他们的专政美化为“仁政”、“德治”，借以欺骗广大群众，维护其反动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向敌人宣布：“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林彪反党集团鼓吹要建立什么施“仁政”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说穿了，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新资产阶级分子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切领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社会主义是在同资本主义斗争中斗出来的。我们华西大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前进的。一九六四年，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当我们战天斗地，铲除小农经济在土地上遗留的痕迹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跳了出来，叫嚣什么“穷小子要拆天啦”，“老祖宗也不要啦”，等等。总之是违反“仁政”，“大逆不道”。贫下中农奋起反击，在田边、场头摆开战场，批臭了他们的反动谬论。广大干部和群众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团结战斗，大干社会主义，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对国家的贡献增大了，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生活改善了。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华西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坚决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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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钱神论》谈起
昌兴 力战
《钱神论》是西晋时期鲁褒写的一篇讽刺文章。当时，司马氏集团已经篡改了曹操的法家路线，西晋王朝极为腐败，封建统治阶级极度贪财、奢侈。这些社会蛀虫们，表面上装得道貌岸然，骨子里利欲熏心，个个都是坐在钱眼儿里的吸血鬼。鲁褒针对这种情况，写了《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文章活画出剥削阶级贪婪的嘴脸，把一个“钱能通神”的腐朽社会制度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实，这“钱能通神”，原来就是孔老二的信条。他鼓吹的“富贵，人之所欲也”和“无币不相见”等谬论，都是“钱能通神”的翻版。
孔老二一生东跑西窜，疲于奔命，巴结奴隶主，既是为了自己谋高官厚禄，也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的等级制度。
鲁褒在《钱神论》所说的“钱之为体”的“体”字，在晋代与“礼”通义，故“钱之为体”就是“钱之为礼”，为“复礼”服务的意思。比方说吧，曹操统一北方后，本来立法很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而司马氏集团炮制的《晋律》竟规定，有钱就可以开脱罪责，赎死罪的价格不过黄金两斤。在官僚地主斗富比宝，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岂不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反动“礼治”的变种吗？所以，反动没落阶级鼓吹“钱能通神”，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复辟旧的社会制度。
两千年来，“钱能通神”论者代代不乏其人。搞“钱之为礼”的历史丑类中，卖国贼林彪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明里叫喊革命口号，床头挂的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桌子上放着的是“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的座右铭。一个“唯此”，一个“唯有”，便活现出了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的丑恶嘴脸，暴露出他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且不谈林彪一伙如何不择手段聚敛财富，骄奢淫逸地追求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要看一看他的“诱：以官，禄，德”的反革命策略，就完全清楚了。他搞“官诱”，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拉山头，结死党；他搞“禄诱”，主张用钞票去“刺激”人们，“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他搞“德诱”，用孔孟之道来腐蚀人们，鼓吹什么“仁爱之心”，“大家发财”之类的黑货。然而，一切搞“克己复礼”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即使求助“钱神”也无济于事，中外古今，没有例外。林彪一伙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又一次宣告了“钱之为礼”的破产。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这就告诉我们，“钱能通神”的幽魂还有游荡的市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往往利用货币交换，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搞“钱之为礼”。事实也正是如此。你看，“物质刺激”到林彪一类手里就成了“唯物主义”；还可以打着“关心”群众“福利”的幌子宣扬“吃光分净”；甚至要使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富”起来，也可贴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签。这种以假乱真的手法，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敌人进行复辟活动的新花招。对此，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一小撮阶级敌人搞“钱之为礼”的反革命活动还会更隐蔽、狡猾。因此，我们一定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努力搞清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地为清除“钱能通神”之类的旧思想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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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天生的“神童”
桂林市木材加工厂工人工程师 王全禄
浸透孔孟之道的坏书《神童诗》，极力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鼓吹“自小多才学”、“年少初登第”的鬼话，捏造所谓“神童”的形象。这一套，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天生就有高有低，“神童”从小就“才高压众英”，日后必定做“大官”，是天生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天生不能平等，等级制度是“天然合理”的，万古不变的。
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神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的知识和才能，只能来自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这一点，我有着深切的体会。解放前，我没有念过半句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名工人工程师。二十多年来，我和全厂职工一道，在生产实践中，大搞技术革新，使我们这个过去用手工操作的工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我能够在技术革新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一分力量，并不是因为“自小多才学”。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四岁就跟着母亲讨饭，十四岁到一家小木器厂当学徒，每天煮饭烧水，沏茶递烟，端屎倒尿，侍候老板。斧、锯、刨、凿这些工具，连摸都难得摸。三年学徒满了，连一张小板凳都做不好。老板骂我脑子不灵，是“天生的笨货”。解放以后，我们工人阶级做了国家的主人，我才真正拿起斧、锯、刨、凿，有了学习和实践的条件。在和群众一起不断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人的才学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实践，靠党的领导，靠集体智慧，靠群众路线。因此，当了工程技术人员，仍然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决不能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决不能搞特殊化。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孔孟的衣钵，鼓吹反动的“天才论”。他吹嘘自己那“爹妈给的”脑袋“特别灵”，他篡党夺权是受命于天。不仅如此，他还大造舆论，妄图挑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的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支持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可上林彪一类的当。
为了逐步地削弱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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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安县胜利大队第八生产队社员，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