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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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员以后
  ——复员军人邹德财坚持乡村的先进事迹
一九五二年四月,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邹德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辽宁省新金县于房村。
回乡后,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于房村村长,他决心带领群众大干一场。这时,城里正招收工人,并提出荣复军人优先。有的人说:“德财,你是有功之人,提出到工厂去工作,组织上一定能批准。”是留在家乡战斗,还是到工厂去?这个在战火里闯过来的钢铁硬汉,很快作出了回答:服从党的安排,留在家乡战斗!
一九五七年,邹德财被调到乡里担任乡党总支副书记,成了国家干部。一九六二年,邹德财参加了县里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研究精简干部,加强基层问题。他想,革命者应该是那里艰苦那安家,就提出申请到第一线去。组织部门很快批准了他的申请。邹德财来到了姜家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从此,他由国家干部变成了普通社员,由挣工资变成了挣工分。有人对他说:“老邹,你放着国家干部不当,有工资不挣,怎么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穷山沟里来挣工分,自找苦吃呢?你革命多年,和组织上讲一讲,换个合适的工作吧。”邹德财回答说:“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从不讲价钱。到地方工作,更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党安排的地方,革命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战斗的地方”。邹德财就是这样,无论是由部队回到家乡,由领导到一般干部,由国家干部到普通社员,经过几上几下,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
邹德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过伤,是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后来,由于劳累过度,又得了肾炎、胃溃疡、肝炎等疾病。但邹德财回乡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因为负伤和疾病缠身,耽误党的工作,而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群众顽强地战斗在一起。
一九七一年,他的胃病很严重。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但都被他拒绝了。他总是回答说:“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负伤不下火线,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党支部不得不把他强送到医院里。病情刚刚有点好转,他就要求出院。组织上不批准,他就再三要求。最后,组织上不得不告诉他:“你的病还没有最后确诊,还有胃癌的怀疑。”他毫不在乎地说:“什么确不确诊,什么癌症不癌症,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能动弹,我就要战斗!”于是,他抱病跑回大队,又和群众一起战斗开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姜家大队秋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战斗打响了。正在这时,邹德财的肝炎病又复发了。但他毫不在乎,却给自己分了一个艰巨任务:负责全大队大车往山上运土压地,改良土壤的工作。他率领干部、群众大干了三十天,也和自己的肝炎病斗争了三十天,大车队共运土二十多万堆,压地六百余亩。紧接着,大队又在南边挖河塘。支部成员劝他:“老邹,这次你可就别参加了,你的任务我们加把劲就完成了!”他回答说:“你们能代替我劳动,却代替不了我改造思想。”他又拣了任务最重的东岚生产队,同那里的群众一起在泥里水里干开了。他的模范行动,有力地鼓舞了全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十二天时间就修了一个长二百五十米,宽四十米的大平塘。
邹德财不仅把我军的光荣传统接过来,而且把它传下去,传给青年一代。
邹德财很早就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事放在心上。一九六四年,复员军人王宪成回到了姜家大队。邹德财和大队党支部研究,选上了这棵好苗子。他把王宪成放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锤打磨练。先让王宪成担任生产队长,以后又让王宪成兼任大队民兵连长。邹德财处处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王宪成。王宪成刚担任民兵连长时,有点脱离劳动。他就给王宪成讲述革命战争年代,干部、战士同在一个战壕里战斗,同在一个山坡上开荒种地的事迹,教育王宪成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一九六五年,王宪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九年,姜家大队新的党支部成立,邹德财又主动建议由王宪成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自己担任副书记。在邹德财的培养教育下,王宪成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的左膀有关节脱臼的毛病,劳动时一不小心就容易脱臼。一次,王宪成带领全大队的干部群众,在黄土岭修梯田,正干得起劲,一不小心左膀脱臼了。他忍着痛叫几个青年帮助他使关节复位。只见豆大的汗珠从王宪成的脸上不住地往下滴,但是他没有吭一声。左膀复位后,社员们劝他不要干了,他回答说:“老支书肝病、胃病那么重,都能坚持参加劳动,我这点病更算不了什么。”说着,挥起铁锹,又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邹德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抽时间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他还紧密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写批判文章,同时积极组织和带领群众开展学习和批判,使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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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根农村干革命
一九六五年一月,张诗吉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他当过炮手,开过汽车,后来又担任过司务长、排长等职务。一九七三年初,组织上决定他复员回乡。临走前,他坚定地向组织上表示:“共产党员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把我撒向哪里,我就扎根在哪里!”他特地到供销社买了一套农具,决心回到家乡——四川省开江县光明公社第五大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张诗吉回乡后,有人对他说:
“在部队当了几年干部,现在回来打牛屁股,划不来。”张诗吉的爱人余以翠也对他说:“前几年有的干部复员回来分配了工作,你复员回来却挖泥巴,我真有点想不通。”
为了说服爱人,一天晚饭后,他把全家召集在一起,让母亲给大家讲苦难家史。解放前,张诗吉一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长工,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一九三三年,家乡遭受特大旱灾,张诗吉的母亲为了全家活命,上山剥了一篮梧桐树皮,准备拿回家去充饥。谁知被姓周的地主看见了,硬说是败坏了他家的风水,抢走了树皮,还把他母亲毒打了一顿……。
听完母亲的回忆,余以翠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张诗吉对爱人说:“解放前,咱贫下中农想挖泥巴,还没有自己的泥巴挖。今天解放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当家做了主人,为革命挖泥巴是最大的光荣,可千万不能嫌弃农业劳动呀。”为了激励自己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并进一步教育爱人,一个星期天,张诗吉和爱人一起,踏着铺满冰雪的山路,来到二十里外的山湾烈士墓。两人仰望着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座座烈士墓碑,心情无比激动: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革命先烈流血战斗过的地方生活和战斗,该是多么幸福啊!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在农村扎下根来,挖一辈子泥巴,干一辈子革命。
回乡两年来,在农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张诗吉总是站在斗争第一线。有一段时间,队里刮起一股砍伐集体树木的歪风。张诗吉看着集体财产受到破坏,心里十分着急。他想,是巩固还是削弱集体经济,是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我们一定要打好进攻仗。于是,他和队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深入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经过多次调查了解,终于揪出了躲在幕后鼓动一些人砍伐集体树木,妄图搞垮集体经济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擦亮了群众的眼睛,煞住了砍伐集体树木的歪风。
大队推广双季稻,有人在下面嘀咕:“一方黄土养一方人,咱这穷山沟,怕不是吃双季稻的命。”针对这种思想,白天,张诗吉利用劳动休息时间,组织社员学习《实践论》,介绍外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经验;晚上,他和队里的青年一起举办大批判专栏,批判反动的“天命论”,使广大群众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念,坚定了种双季稻的决心。
早春二月,川东北地区,寒风还象刀子一样扎人。为了抢时间,赶季节,张诗吉高挽裤腿,下到冰冷刺骨的水田里,平整秧田。在保温催芽的那些日子里,张诗吉常常一个晚上要跑到田边观察三、四次,脸冻肿了,眼熬红了,他全然不顾。在张诗吉和社员群众的精心管理下,第五大队的双季稻获得了好收成。
张诗吉复员回乡后,时刻不忘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人们经常看到他给五保户张友松挑水扫院,送柴送炭,经常看到他给老贫农蒋开贵出粪垫土,还经常看到他给劳力少的老贫农文宽仁送粮送菜。
一个冰霜盖地的腊月天,队里的囤水田决了堤,大水奔涌而出,威胁着周围群众的生命财产。正在病中的张诗吉闻讯后,立即率领青年赶来堵缺。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张诗吉毫不犹豫地脱下棉裤,挽起袖子,抱起一块大石头,“扑通”一声,跳进齐胸深的水里,向缺口处扑去。脚下乱石滚滚,身上冰水刺骨,冻得他全身直打寒战。他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石头,潜入水底堵洞。经过他和青年们几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堵住了缺口。当人们看着张诗吉脸色苍白、嘴唇乌紫地从泥水中爬起来时,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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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天换地的带头人
“革命战士不怕难,
铁肩能挑万斤担。”
这是山东省莒南县涝坡公社石泉河大队贫下中农对大队党支部书记、复员军人葛秀余的赞扬。
一九六四年,葛秀余复员回乡。那时的石泉河大队,山,是和尚头;河,是光腚猴;地,席大一块、箔大一块,挂在山脊梁上;亩产年年不过二百斤。葛秀余决心彻底改造石泉河的落后面貌。他首先带领干部和青年民兵,到毛主席亲笔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厉家寨大队参观学习。大家决心以厉家寨为榜样,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石泉河。他们决定在山上修梯田。有人听说要在山上修梯田,便摇着头说:“这好比辣椒面子点眼,治不好病,害了人,趁早别费那个劲了!”秀余听了这些话,毫不气馁,一边教育大家,一边扛起大镐头,带着民兵上山。大干了一冬春,在乱石窝里整出了大寨式的梯田四十多亩。当年亩产比没整的地增产近三倍,不仅多打了粮食,更重要的是教育了群众。接着,葛秀余又带领大家干了一冬,在山坡上新整出了大寨式梯田六十多亩。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全大队亩产增长到了四百多斤。
一九六六年冬,葛秀余为了帮助后进的生产队赶上来,就带着全家来到了第五生产队安家落户。在葛秀余的带领下,队干部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很快上去了。头一年亩产达到四百斤,接着他又带领五队群众大干了两年,亩产达到了六百三十多斤,上了《纲要》。
五队赶上来了,唯独一队产量还是上不来。一九六九年冬,葛秀余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主动提出要把家搬到一队去,决心帮着一队赶上来。
大家听说葛秀余又要搬家,纷纷称赞。有人说:“秀余放着富日子不过,偏要到穷队去,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真叫人佩服。”可秀余的爱人胡春翠却埋怨秀余说:“从二队调到五队,家刚安稳,日子刚富裕起来,你又要调队,要调你自己去,俺可不去了。”秀余说:“咱成天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今天连一队都不愿去,那怎么行?一队现在是一个落后队,俺不能看着不管呀!俺是共产党员,那里艰苦,就到那里去。”
春翠同意了秀余的意见,并表示到一队后,要带头参加劳动,帮助秀余把一队搞好。
秀余把家搬到一队后,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找到了一队上不去的原因是:阶级敌人在背后捣鬼。他组织社员和民兵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开展革命大批判,揭发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利用孔孟之道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行,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秀余帮助一队制定了治山治岭的计划。
治山治岭的战斗打响了,葛秀余把行李搬到工地上,住在临时搭的草棚里,带领群众一起大干。寒冬腊月,冷风刺骨。每天,他不等民兵和社员上工,就身穿单衣,汗流浃背地挥着十二斤重的大镐头干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工地干得热火朝天。经过一个冬春,就在山梁上整出大寨式梯田五十多亩。大干促大变,一队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一九七四年,虽然遭到历史上没有过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亩产八百七十斤的好收成。不但上了《纲要》,而且过了“长江”。
如今的石泉河:渠水绕山淌,梯田满山岗;机器轰隆隆,户户电灯亮;干部群众喜洋洋。人们在谈到这个变化时,都说:“我们队的变化,和我们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带头人分不开。”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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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教育的一课
一天,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某部六连野营训练来到一个哈萨克族村庄。这个村庄里有一个叫居坎的哈萨克族老大爷,非常高兴。他和其他哈萨克族贫下中农一起,热情地把部队安顿好。居坎老人想,现在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部队的青年战士多,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我应该把过去的苦告诉青年一代,让他们永远不忘阶级仇,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六连指导员。六连党支部认为,这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极好机会,决定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一起,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和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会。
批判会上,居坎老人给同志们介绍了他的苦难家史。解放前,居坎的父亲给巴依当了六十年牧工,被折磨成残废,巴依看到再也榨不出油水来了,就一脚把他父亲踢了出来,被活活冻死在戈壁滩上。居坎自己给巴依放了三十多年的牛羊,吃的是麸皮和野菜,住的是牛棚羊圈,冬天只有两块破山羊皮遮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居坎大爷家的生活过得比蜜还甜,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样样都有。老人说:“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叛徒、卖国贼林彪胡说什么‘今不如昔’,农民‘缺吃少穿’,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听了居坎老人的批判,六连指战员深受教育,大家说:“这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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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索桥上救亲人
一天,西藏边防部队某部卫生员王光云,过溜索桥去为藏族同胞治病。
小王刚刚溜了四分之一远,桥上的滑板突然出了故障,使他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悬吊在半空中。桥下水流湍急,白浪翻滚,小王只觉得头昏眼花,江水倒流。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候,藏族翻身农奴洛桑,正从河对岸路过。看见这危急情况,他箭一般地跑到桥前,双手抓住溜索,身子悬吊在空中,艰难地移动到小王的身边。然后,他一只手抓住溜索,一只手帮助小王系好腰带,扳正滑板。
在一根只有手指头粗的溜索上,洛桑吊在空中,用双手轮换拉着小王前进,移动了近百米。这时,他的一双胳臂疼得象断了似的,脸上沁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但是,洛桑想到,没有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米(解放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就没有自己幸福的新生活,他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亲人。他咬紧牙,拚尽全身的力气,继续拉着小王前进。就这样,硬是一寸一寸地把小王拉到了桥头。
小王脱险了!他无限感激地说了声“谢谢您,同志”就紧紧握住洛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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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夜带路
隆冬的一个夜晚,内蒙古军区某部战士张万虎,开着一辆满载战备物资的汽车,飞驰在风雪之中。
大雪填平了沟壑,埋没了道路。开着开着,小张迷路了。
汽车的马达声,惊醒了住在附近一个蒙古包里的勃勒脑海大爷。他想:深更半夜的,这里又没有公路,哪来的汽车呢?八成是驾驶员迷路了。他一骨碌爬起来,骑上马,朝着汽车的马达声方向奔去。
正在焦急的张万虎看到一位蒙古族老大爷骑马跑来,又惊又喜,急忙迎上前去。勃勒脑海大爷听说小张是去三十多里路外的边防哨所时,忙说:“解放军同志,我给你带路。”说完就翻身上马,走在前头。
当他们一气赶了十多里路的时候,不料汽油用完了。前面还有二十来里路,眼前夜色茫茫,风雪漫天。怎么办?勃勒脑海大爷想:保卫边疆是咱们军民共同的责任,今晚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帮助子弟兵把战备物资送到边防哨所。他立即从车上取下汽油桶,对小张说了声“我去取油”,就消失在风雪里。
勃勒脑海大爷策马飞驰,一气赶到了哨所,取了汽油,连气都顾不上喘,又翻身上马往回跑。
勃勒脑海大爷顶着暴风雪急速前进。他一会用右手抱着汽油桶,左手策马,一会用左手抱着汽油桶,右手扬鞭。风雪象针一样扎在脸上,两只胳臂又酸又疼,但是,当想到正在风雪中等待他的子弟兵时,更鼓足勇气,克服困难,一气把汽油送到小张手里。
汽车的马达又响了,在风雪草原上奏起了一曲军民团结战斗的凯歌。(附图片)
本报通讯员
天津工人在给驻军某部指战员介绍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经验。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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