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坏戏《一捧雪》、《九更天》宣扬了什么？
辛文彤
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或复辟旧制度，总是要大造反革命舆论。其手段之一是竭力施行“高台教化”，即利用旧戏舞台，宣扬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以毒害人民群众。大肆污蔑和丑化劳动人民，贩卖儒家的奴才道德，是旧戏曲宣扬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流传的旧戏《一捧雪》和《九更天》，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两出。
《一捧雪》又名《莫成替主》，源出于明末清初的同名传奇，说的是儒生莫怀古携带家传宝杯“一捧雪”进京求官，因献假杯与权贵，招致抄家、追捕的杀身大祸；在开刀问斩的紧要关头，家奴莫成自愿替死，保住了莫怀古的身家性命。《九更天》又名《马义救主》，脱胎于明末清初的《未央天》传奇，说的是儒生米进图的老仆马义，为救被判死刑的主人，不惜逼死自己无辜的女儿，进而忍受试铡刀、滚钉板的种种痛苦，终于感动了“青天大老爷”，于九更天亮时赶来，救出了米进图。这两出戏虽然情节有别，人物各异，但编撰的都是奴仆舍身救主的荒诞故事，歌颂的都是儒家“舍生取义”的奴才道德。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捧雪》、《九更天》所宣扬的奴才道德是什么货色呢？
其一、“奴报主恩”。这两出戏通过莫成、马义之口，左一句“我家老爷，待我十分恩厚”，“只得替老爷一死”；右一声“二东人他待我恩德非浅，受他人点水恩当报涌泉”。仿佛封建地主阶级真是奴仆的恩人，而奴仆必须誓死相报。这纯粹是美化剥削阶级，诋毁劳动人民的反动说教！
谁养活谁？难道不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养活剥削阶级，反倒是剥削阶级养活劳动人民吗？从来的剥削阶级，对于被压迫的人民，不仅谈不上有恩，恰恰是有罪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家奴之间的关系，正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而不是恩赐和被恩赐的关系。
号称“义仆”的莫成和马义，实际上是反动统治阶级臆造出来的。他们作为世代相袭的家奴，平日对主人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甚至遭受主人的打骂也毫无怨言。在莫怀古大难临头时，莫成居然向主人跪求替死：“乌鸦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马有渡江之力，这犬有救主之心。畜生尚且如此，难道小人不如禽兽乎？”当米进图危在旦夕时，马义甘愿试铡刀、滚钉板，代主人告状：“慢说虎头铜铡，就是粉身碎骨，理所当然。”在莫成、马义看来，主人是奴仆的恩人，奴仆是主人的犬马，主人对奴仆驱使、打骂，固然是天经地义的；奴仆为主人卖命、替死，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为了救主人，一口一个“理”！这究竟是哪一家的理呢？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广大奴仆，被地主阶级榨干了血肉，敲断了筋骨，只能爆发出愤怒和反抗的呼声。唯有地主阶级的看家狗和应声虫，才会讲出这种为虎作伥的歪理。这个“理”，就是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受压迫而毫不反抗的“理”，就是中外反动派叫嚣了几千年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和“造反无理”。这就无怪乎莫成“替死”之言刚一出口，莫怀古就慌忙不迭地屈尊下跪、“拜你如同拜先人”了。列宁指出：“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莫成和马义，就是两个背叛了本阶级的奴才和无耻之徒。《一捧雪》和《九更天》肆意歪曲主奴关系，鼓吹“奴报主恩”，其实质就在于掩盖被压迫人民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妄图毒害和麻醉广大劳动人民，把奴隶变成奴才。
其二、“乐天安命”。这两出戏极力兜售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谬论。在《一捧雪》中，先是让莫成回忆相面先生的一段鬼话：“你有你老爷之相，可惜无你老爷之福，你家老爷日后有杀身大祸，要应在你的身上。”接着，又让他表白：“想我莫成，一世为奴，今日替我老爷一死，乃是一桩喜事，必须大笑三声……。”这一呼一应，不仅把莫成之死说成是上天安排、命中注定的，而且把乐天安命说成是奴隶的“本分”，完全是儒家“天命观”的图解！
世上哪有什么“天命”？人们的命运，只能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答案。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命运是由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莫怀古和米进图所以能死里逃生，不是因为他们命里有“福”、命不该绝，而是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就可以拿奴仆作替罪羊；莫成和马义的女儿所以不能逃脱一死，也不是因为他们命里有“灾”、命定该绝，而是由于他们是任人宰割的奴仆，所谓心甘情愿为主人当替死鬼，完全是反动文人的歪曲。这就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所提供的结论。所谓“天命”，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代名词。《一捧雪》和《九更天》鼓吹“乐天安命”，正是要世间的奴隶安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宰割的命运，服服帖帖地忍受反动派的统治，欢欢喜喜地充当剥削者的犬马。
其三、“求荣得贵”。这两出戏还用剥削阶级的美妙理想来安慰奴仆的灵魂。莫成替死之前，不仅表示要博个“万古流芳”，而且哀求主人“另眼看待”他的儿子。据《一捧雪》续篇所写，莫成死后，果然被皇帝追封为“殷烈大夫”，他的儿子也得到了高官厚禄，成为莫怀古及其好友的义子、贵婿。《九更天》中的马义，虽然送掉了一个亲生女儿的命，却换来了一个高贵的儿子——米进图。这两出戏告诉人们：奴仆为主人卖命、替死，既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你看，莫成、马义两家不是一个个脱离了苦海，进入天堂，从此永享荣华富贵了吗？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的骗局。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从来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没有什么你怜我爱的“阶级合作”。在那奴隶的鲜血填不满吸血鬼的肥肠的黑暗世道，几曾出现过奴仆与主人拥抱的奇迹？难道剥削阶级大人先生会容忍奴隶的脚板去亵渎他们神圣的天堂吗？历史表明：奴隶们要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有挺起胸膛，拿起刀枪，向反动派展开前仆后继的斗争，而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反动派的怜悯和恩赐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不是爱用廉价的帝王封诰、虚幻的功名利禄以及荒诞无稽的宗教迷信，来炮制种种天上人间的“极乐图”，作为奴才显贵的解说和佐证吗？戳穿他们无需兑现的万花筒，无非是一些腐蚀和欺骗被压迫人民的鬼把戏。《一捧雪》和《九更天》鼓吹“求荣得贵”，正是要被压迫人民象莫成、马义那样，不反抗，不斗争，甘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剥削阶级的荣华富贵，使万恶的剥削制度永世长存。
“奴报主恩”——“乐天安命”——“求荣得贵”，这是贯串《一捧雪》、《九更天》的一条思想脉络，也是剧中给奴隶规定的一条生活道路。莫成、马义就是沿着这一阶梯，一步一爬，越爬越“高”，一直爬上儒家鼓吹的“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成为奴才道德的殉葬品。
奴才道德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禁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精神锁链。它标榜的是所谓“义”。孔老二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轲进一步提出了“舍生取义”的反动口号。封建社会的孔孟之徒，为了确保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也无不在“义”字上大做文章。和历代反动派一样，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大肆鼓吹超阶级的“义”。叛徒、卖国贼王明，把“舍生取义”奉为“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甚至把“舍生取义”称作“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当然的事情”；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及其死党，更是大加发挥，叫嚷“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一捧雪》和《九更天》所宣扬的奴才道德，就是以这个“义”为核心的吃人的道德。
这两出坏戏产生于明末清初，决非偶然。明末清初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不但迫使广大农民举行起义，也激起了江南各地和淮北一带的家奴暴动。不堪忍受地主阶级凌辱的万千奴仆，纷纷起来造反，要求削除奴籍、铲平贵贱，改变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他们公开宣称：“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向主人索还卖身契，烧庄园，杀劣绅，惩豪强……。一时间，使富室豪绅“相率以蓄奴为戒”。反动统治者为了扑灭“奴变”和农民起义的烈火，一手进行反革命的暴力镇压，一手玩弄牧师式的欺骗宣传。《一捧雪》和《九更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出笼，充当着维护封建秩序的反动舆论工具。
社会的发展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又把这两出戏作为推行奴化教育的黑教材。一些北洋军阀、日伪汉奸不仅亲自捧场叫好，甚至组织大批家奴观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们又成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攻的新炮弹。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操纵下，《一捧雪》竟然被吹捧为“体现了人民的要求”的“优秀剧作”，不断上演；舞台形象极端丑恶、早已明令列为“禁戏”的《九更天》，也两度开禁。这两出坏戏之所以在历代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手里一传再传，归根结底，是因为剧中宣扬的奴才道德迎合了他们大搞复辟倒退的心愿，适应了他们推行反动政治路线的需要。因此，今天批判《一捧雪》、《九更天》，揭露奴才道德的反动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对于我们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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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文艺阵地的生力军
——上海工人文艺评论队伍的调查
在上海市的文艺战线上，活跃着一支朝气蓬勃的工人文艺评论队伍。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工人理论队伍的一个方面军。
革命斗争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工人阶级就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教导，积极投入了对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毒草小说、戏剧、电影的批判，在斗争中锻炼和形成了一支工人文艺评论骨干。
当时，有少数同志认为，文艺评论是专业文艺理论队伍的事，自己是“能握榔头柄，难提三寸笔”的“大老粗”，和文艺评论“不搭界”。后来，他们发现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部分青年工人中偷偷地传播被批判过的毒草作品，才认识到文艺评论不是和工人“不搭界”，而是关系很密切。文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许多工人深有感触地说：“敌人的一粒子弹只能伤害一个人，一部坏作品却能毒害一批人。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进攻。”
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人批判了林彪利用反革命的“笔杆子”，为他阴谋篡党夺权造舆论的罪行，批判了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三上桃峰》、《园丁之歌》，并且认真研究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革命行动，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高了认识。许多工人说得好：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文艺阵地，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这样的大事，我们工人阶级不抓，谁抓？
这样，工厂企业中群众性文艺评论活动就日益活跃，工人文艺评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日益显著的作用
上海工人文艺评论队伍，坚持文艺评论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几年来，他们密切注视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动向，经常采取座谈讨论、开批判会、办文艺评论专栏和专题讲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结合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开展锄封、资、修毒草，赞无产阶级新作的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有分析、有战斗性的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用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他们已成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生力军。广大群众亲切地称他们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
去年以来，他们紧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具体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运用文艺批判的武器，不断清除封、资、修的流毒。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等单位的工人文艺评论组，针对贩卖儒家反动思想的旧戏在部分人中还有影响的情况，和工人群众一起，对攻击法家代表人物、宣扬孔孟之道的《霸王别姬》、《捉放曹》、《三娘教子》、《武家坡》等旧戏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工人们说：“刘少奇、林彪一伙把这些毒汁四溅的旧戏封为‘传统剧目’，为的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让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
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介古典文艺作品。去年，上海工人文艺评论队伍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普遍开展了对《红楼梦》的研究。上海自行车厂的工人文艺评论组在研究《红楼梦》时，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第四回这个总纲，研究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必然灭亡的规律性。他们和工人们一起，结合《红楼梦》研究，开展对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批判。
三、宣传革命的文艺作品，促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去年，他们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满腔热情地宣传了革命样板戏，宣传了一批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时批判了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毒草作品。对一些内容是革命的，形式是健康的，但也存在某些缺点的文艺作品，他们依据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帮助这些作品逐步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上海工人文艺评论活动所以能蓬勃开展，是因为上海市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关于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指示和“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对工人文艺评论队伍切实加强了领导。上海电机厂、上钢三厂党委，把培养工人文艺评论队伍，作为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大事来抓。
上海各级党组织抓工人文艺评论队伍，首先抓思想建设，抓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文艺理论水平。红光内衣厂党委多次举办学习班，组织工人文艺评论队伍认真学习马、列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掌握文艺评论的理论武器。同时，组织文艺评论队伍积极投身于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
上海各级党组织注意组织专业文艺评论队伍同工人文艺评论队伍相结合，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几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的新闻、出版、电影等部门和图书馆、大学文科的专业文艺评论队伍，采取多种形式，同工人文艺评论队伍配合作战，互相支持。
上海工人文艺评论队伍建立时间不长，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给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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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新反儒的呼声
刘祯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引用了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关头。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没落，随着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伸向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在农民起义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影响下，以龚自珍和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以法家思想为武器，同封建顽固派、投降派的守旧、卖国路线和尊儒反法思想展开了积极的斗争。早在青年时代，龚自珍就鄙薄时文制艺，不甘程朱理学的束缚，而“好杂家之言”，“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古史钩沉论三》）。后来，他在朝廷做了小官，不断写诗作文，指当时社会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尊隐》），从各个方面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更法”主张。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一八三九年），龚自珍看到朝政已不堪挽救，毅然抛弃京官，辞职回乡。在南归途中，他绘景咏物，以诗言志，写了三百多首《己亥杂诗》，抨击社会，指斥时政，发出变法革新的强烈呼声。上面这首诗，就是《己亥杂诗》中的一篇代表作。
诗的开头一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以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作者的变法革新愿望。风雷，是天候变化的象征。事物的生命，存在于变化运动之中。中国要有生气，必须依靠风暴雷霆般的社会大变动。短短七个字，说得多么有力和深刻！
接着，诗人以“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句子，集中揭露了当时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黑暗。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拚命加强孔孟之道的统治地位，大力鼓吹复古倒退、投降卖国的儒家思想，并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社会，去搞烦琐的考证工作，去做空洞的八股文章。谁要发表一点不同意见，立即遭到文字狱的迫害。正是这种“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乙丙之际箸议第七》）的反动政策，在政治思想领域造成了“万马齐喑（读音，缄默的意思）”的沉闷空气。生活在这“奄然而无有生气”（《明良论三》）的社会里，怎能不使人感到“可哀”而又可恨！
于是，诗人满怀激情，愤怒地喊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在龚自珍看来，“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上大学士书》）只有出现一批不拘“一祖之法”，敢于向孔孟之道进攻的革新人材，才能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象一声响亮的号炮，呼唤一切有志革新的人们，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封建顽固派、投降派和反动的孔孟之道，发起猛烈的冲击。
由于明显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龚自珍希望出现的“人材”，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抵抗派，他所期待的“风雷”，也还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变法革新运动。依靠这样的“人材”和“风雷”，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守旧、卖国路线和尊儒反法思想的阶级基础，打破“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创造一个有生气的国家。但是，他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大声疾呼地倡导变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思想和主张，也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
龚自珍死后一百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劳动人民是创造新世界的真正的“人材”，农民起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风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千百万劳动人民，进行风暴雷霆般的大革命，才能把死气沉沉的旧中国，变成生气勃勃的新中国。
伟大领袖毛主席借用龚自珍的这一首诗，说明一九五八年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利用大字报这一新式武器，冲破刘少奇一类机会主义头子造成的沉闷空气，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我们树立了“古为今用”的典范。我们在研究儒法斗争的文艺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联系现实斗争，贯彻执行“古为今用”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