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敢将孔孟横称妖
——读洪秀全的反孔诗
杨一凡 姚会生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这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诗句。这位杰出的英雄人物，在率领百万农民大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中，写下了不少气势磅礴的战斗诗歌。这些诗，热情歌颂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猛烈抨击孔丘及其反动思想，对推动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洪秀全的诗歌是适应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配合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而创作的。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身受中外反动派双重压迫的我国劳动人民，奋起进行武装反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危局，在加强反革命武装镇压的同时，又“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妄图加强思想奴役，扑灭革命烈火。洪秀全领导的革命，一开始就宣布孔丘为“妖魔”，四书、五经为“妖书”。他的第一个革命举动，就是砸烂他所在村塾中的“至圣先师”孔丘的牌位。他在当天写的叛逆诗，就是讴歌这件事的。在这首诗中，他毅然表示与封建名教决裂，立志起来造反。接着，他又亲制“斩妖剑”一把，并谱以剑诗进行革命宣传：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气壮山河、激昂豪放的诗句，是太平军征讨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进军号声，是农民阶级革命理想的颂歌。在金田起义后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这首诗和太平天国的其他革命文献一起，曾广泛刊印发行，鼓舞着百万“天兵”去砸孔庙，烧“妖书”，杀“妖士”，战“妖兵”。
洪秀全领导的革命斗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跟随天王打江山”，万众一心伐孔妖。而以清王朝反动头子咸丰皇帝奕詝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则疯狂进行反扑。面对“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洪秀全毫不畏惧，他慷慨激昂地号召起义军团结战斗：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
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
在洪秀全看来，只要革命农民同仇敌忾，努力作战，反动派无论是纠集“妖兵”、“妖将”进行军事反扑，还是乞求孔孟“妖魔”亡灵搞反革命欺骗，都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正如洪秀全的《打服阎罗妖诗》所写的那样：
阎罗妖鬼都难飞，打得服服畏天威。
天父天兄手段高，阎妖低头钻地龟。
这首诗和洪秀全创作的“皇上帝”鞭笞孔丘，把孔丘打得“再三讨饶”、“哀求不已”的故事一样，以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将反动派及其“圣人”孔丘押上了审判台，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孙的威风。
洪秀全在用革命暴力打击反动封建统治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鼓吹“畏天命”，宣扬“王权神授”，是孔丘及其徒子徒孙欺骗压迫人民的惯用伎俩。清朝反动统治阶级也竭力贩卖这一套黑货。洪秀全认为：“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至于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象”，都是“人手造出”来的。为了“提醒世间人”，冲破地主阶级的“天命”、神权枷锁，他先后多次带头砸神庙、偶象，并“举笔题诗”揭露反动派“冒神号而骗人”的鬼把戏。在《毁偶象作》一诗中，他义愤填膺地写道：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岂能超出在凡尘。
这里，洪秀全代表着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政治要求，对儒家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统治者要人们向那些“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顶礼膜拜，是为了愚弄人民。洪秀全对封建神权的否定，目的是为了激励人民积极投入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所以，他总是把否定封建神权与宣传“乱极则治，暗极则光”的变化观点结合起来，强调“古来事业由人做”，只要农民阶级“手握乾坤杀伐权”，就能“斩邪留正解民悬”。
洪秀全的诗对儒家的“三纲五常”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我国历史上，从唐代黄巢以后的农民起义都以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为理论武器，向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反动伦理展开进攻。洪秀全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提出了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主张。他的诗作为革命的武器，也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还在准备起义的时候，洪秀全在他写的《原道救世歌》中，就响亮地提出了“普天之下皆兄弟”的革命理想，以农民阶级的朴素平等观坚决否定了儒家鼓吹的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
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何得君王私自专！
洪秀全在他写的《原道觉世训》中更加明白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天上总一家”，处处平等，而反动统治阶级这些“害累世人”的“阎罗”“他是何人，敢靦然称帝者乎！”洪秀全的这种平等思想，虽然与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有着原则区别，但在当时却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王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与此同时，洪秀全把造成人间“虎狼当道”、“饿莩流离”的祸根归于封建专制制度。在《古风》一诗中，他愤怒揭露道：
萑苻满地纷披猖，民如蝼蚁官如狼。携幼扶
老属道路，相逢但说今流亡。君王宫里犹欢宴，
贰臣俯首趋金殿。回望同胞水火中，闻如不闻见
不见。哀此大陆昏沉二百秋，不作人民作马牛。
英雄一恸气将绝，何时创及匈奴血！
真是“笔如干戈”！它用对比的手法把封建制度下的“不平”世道揭露得淋漓尽致，把“君主”、官僚们
“狼”的吃人本性暴露无余，强烈地喊出了劳动人民要砸烂这“昏沉”旧世界的心声。
洪秀全对孔孟之流散布的“男尊女卑”反动谬论和歧视劳动妇女的罪行特别愤恨。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兄弟姐妹，皆是同胞”，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在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里就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并坚决废除缠足、娼妓、蓄婢等侮辱妇女的封建恶习。洪秀全还写诗鼓励广大妇女冲破封建网罗，投入革命的武装斗争：
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
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
……
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洪秀全是非常重视发挥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的，也可以看出当时男女武装齐上前线，雄赳赳气昂昂的场面，以及男女并肩管理国家大事的崭新政治局面。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洪秀全的反孔批儒诗作，是太平天国革命路线的产物。这些诗代表着农民阶级要革命、要造反、要前进的思潮，直接为农民革命运动服务，为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风暴呐喊，斗争锋芒直指反动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圣人”孔丘，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这些诗语言朴实，明白晓畅，便于宣传群众，并在革命战争中广泛传播，“人人习见”，变成了广大起义军对敌斗争的思想武器。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洪秀全的革命诗还不能以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宗教色彩也有损于革命的政治内容。但是，这些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这些诗篇，对于我们吸取太平天国的反孔经验，认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更好地开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都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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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曹操诗歌中的法家思想
钟之成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法家代表人物。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强割据，混战不休。曹操顺乎历史潮流，“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实行了法家的路线，“以战去战”，平定了中 国北方，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对于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曹操在他的戎马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大部分，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曹操的法家思想。
首先，曹操在他的诗歌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表达了他对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发动分裂战争的愤慨，因而被称为“汉末实录”。在《蒿里》中，曹操愤怒斥责袁绍、袁术等豪强势力假借讨伐董卓为名，拥兵割据，“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行径，把由于这次混战所造成的人口大批死亡、土地荒芜的悲惨情景，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薤露》描写了董卓焚烧洛阳，居民被驱入关的情形：“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从这些诗里，可以听见曹操斥责分裂战争给国家民族造成灾难的愤怒心声。人民痛恨分裂割据，统一符合历史的潮流，曹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雄心勃发，要“一匡天下”，开创一个中央集权的“太平盛世”。
曹操一方面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正刑”。曹操在《度关山》这首诗里写道：“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就是说，必须实行法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在《对酒》里，曹操明确提出：“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这些诗歌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法治”思想。在社会实践中，曹操坚持法家政治路线。他“用法峻急，有犯必戮。”他在任济南相时，把凭借宦官、权贵势力贪赃枉法、作威作福的官吏“奏免其八”；即使对自己的故旧亲信，曹操也能坚持原则。征虏将军刘勋与曹操有旧，他纵使宾客、子弟犯法，被广平令司马芝收治。刘勋写匿名信威胁司马芝，司马芝不买账，把罪犯统统法办了。曹操知道后，升了司马芝的官，后来把刘勋也杀了。曹操崇尚刑名，冲破孔孟宣扬的“刑不上大夫”和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敢于制裁豪强，打破了东汉以来由豪门士族、宦官外戚垄断政治的腐败局面。
为了消灭封建割据势力，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维护国家的统一。曹操自己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一说法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作为法家人物的曹操，为了统一北方，对支持封建割据的乌桓贵族，采取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建安十二年，曹操亲率军队，跋涉千里，平定了乌桓，消灭了袁氏和乌桓联军，解放了被乌桓虏去成为奴隶的数十万汉族人民。在回师途中，曹操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下了《观沧海》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些吞吐宇宙的诗句，歌颂了祖国壮阔的河山，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曹操在用人方面，反对儒家“任人唯亲”，提倡“唯才是举”，实行了法家“任人唯贤”的路线。这一点在曹操诗歌里也有所反映。《善行哉》里叙述了周宣王和齐桓公在用人方面的经验教训，赞扬了早期法家人物管仲和晏婴，间接表明了他衡量贤、才的标准。《短歌行》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等等，道出了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情。曹操冲破了儒家“亲亲”、“世卿世禄”习俗的束缚，敢于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提拔那些主张“法治”的“进取”之士。对于那些门第显赫的反动儒生，曹操则深恶痛绝。曹操奉行的这条“唯才是举”的法家用人路线，是对儒家传统的挑战，因而遭到了儒家复辟、倒退势力代表孔融之流的竭力反对。曹操不仅严斥他们的种种谬论，并果断地把孔融等几个处处唱反调的反动儒生杀了。
曹操还有一条比较彻底的法家思想路线。他继承先秦法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鲜明地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观”。这种思想，在他的名篇《龟虽寿》中表现尤为突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曹操从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传说中的神龟和离开地面乘雾升天的腾蛇，终究逃脱不了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曹操一方面大胆否定了“神物”“长生不老”的迷信，指出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肯定。他的诗中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在这里，曹操表现了“不信天命”，驾驭自然的雄伟气魄和积极进取精神。曹操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年已半百，但他胸怀壮志，昂首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铿锵有力的诗句，表现了曹操生气勃勃的战斗姿态，反映了他一心一意地要实现统一中国的雄图大业。
千百年来，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一直把曹操诬蔑为“乱世奸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在攻击秦始皇的同时，也竭力丑化、攻击曹操，为他们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制造舆论。当然，曹操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他的政治立场和农民是根本对立的，甚至还亲身参加了镇压黄巾起义的军事行动。他的思想中也夹杂着不少糟粕。即使在他的那些气势豪壮的诗歌里，也不时流露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类的消极情绪。在批林批孔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评价曹操一类的法家人物，对于认识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痛击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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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中的反“天命”思想
刘哲夫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之间激烈的斗争中，屈原的长诗《天问》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它对没落奴隶主阶级关于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天问》不单是问，在问中就包含着答案，给以后一些进步思想家以有益的启示。
毛主席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
“天问”，其实就是问天。儒家宣扬“畏天命”，而屈原偏偏敢于问天。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阶级用反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天地的结构、变化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孔丘宣扬天是最高主宰，孟轲也鼓吹天能驾驭人间。而屈原的长诗却表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战斗精神。《天问》一开始便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等十二行，在关于天地、上下、昼夜、阴阳等问题上，对没落奴隶主阶级捏造的种种谬说提出了系统的质问，表示了对传统观念极大的怀疑。屈原笔下的天并不尊。《天问》一开始就由天问起，紧接着问天之后，对大地四方所提出的问题，则是对这种质疑的有力补充。
“天帝”一词，在奴隶主的心目中，是天的同义语和具体化。《天问》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描述：作者批评了天帝始而对鮌治水不加指导，继而将他囚禁处死的作法，嘲笑了天帝在挑战者周稷面前的无能为力，讽刺了天帝接受彭铿贿赂的丑态。下面的两问更其重要：“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谁尊奉伏羲登上天帝之位的？相传女娲创造了人类，那么他的身体又由谁个所造？）对两位天帝登位的合法性的质问，否定了天帝主宰人类的说教。没落奴隶主阶级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偶像在屈原的笔下威风扫地。
关于儒家津津乐道的“天命”，《孟子·万章》中作了这样的解释：非人力所为而做成的是天，非人力所致而达到的是命。在儒家的眼里，天命就是这样的了不起。屈原对这一观念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天问》就举齐桓公盛衰不定的事例，说明“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既然天命没有一定，因而也就根本谈不上保佑与惩罚。与儒家的天命观相反，屈原重视人力：“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蚁）微命力何固？”排开传统的种种曲解，这里涉及的是西周工商业者大起义的史实。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厉王为起义者赶出国都，然而政权却被两家贵族把持。诗中把起义者比作蜂、蚁，看来微小，其实强大。这种不信天而信人的态度，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伟大导师列宁明确指出过：“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奴隶主也是如此，他们假称天命，正是企图以此作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工具。天国本是人间的折光反映，天帝也即人王的影子。
屈原是反对天命的，他对儒家天授王权的说法也持否定的态度。《天问》毫不客气地驳斥孔孟之流：如果君主是秉承天命的，那么天帝既已把天下赐给某姓，怎么又让他人取代呢？诗中又举商朝无德而兴、无罪而亡的史实对此作了印证。
处于奴隶制全盛时期的周文王、武王和周公是儒家心目中的“圣君贤相”。与儒家吹捧文、武、周公相反，《天问》对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伯昌号（荷）衰（簑），秉鞭作牧。何令彻（撤）彼岐社，命有殷国？”（文王不过是个小部落的酋长，老天怎么便会将殷国授与他呢？）
“列（劲）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定周之命以咨嗟？”（周公既不赞成猛击纣王，为什么又助武王灭殷兴周呢？）
孔孟推崇文、武、周公，是妄图用奴隶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屈原对他们作出不同的评价，正是儒法两家在政治伦理观上尖锐对立的反映。
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里，统治阶级鼓吹：臣子服从君主，儿子服从父亲。《天问》对此也提出质问：为什么天帝本人要把自己的长子周稷抛弃在冰雪中呢？为什么唐尧不经过舜父的同意，却要把自己的二女私嫁给舜呢？到底是天帝不慈，还是稷、舜不孝？屈原尖锐地举出儒家吹捧的天帝自己违背传统礼法的事例，对儒家鼓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了尖锐的讥讽。
屈原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天问》，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观，作了尖锐的批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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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套色木刻）
赵荣纪 叶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