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闪烁着战斗光芒的一部文学史
——学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体会
厦门大学中文系写作组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编写的。当时，中国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给予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以沉重的打击。从革命文学阵营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如胡适之类新型的孔孟之徒、洋奴买办，和封建文人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他们适应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需要，狂热地鼓吹“尊孔读经”。“污浊”的空气袭击着当时的整个文坛。在文学史研究中，儒家的观点从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五四”以后，儒家思想依然统治着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阵地。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反击当时崇儒尊孔的逆流，打破旧传统、旧观念，占领古典文学研究阵地，鲁迅决心“功罪在所不计”，要编写一部“较好的文学史”。他说：“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鲁迅敢想、敢说、敢做，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对历史事实，重新一一作了审查，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及作品重新进行考察和分析，编写出一部批判儒家思想的文学史。这部书，尽管还没有写完，只写了先秦至西汉部分，而且只是纲要，但是，它却闪烁着战斗的光芒，冲破了陈腐的儒家观点，在文学史研究的阵地上别开了新生面。
《汉文学史纲要》出现以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以儒家观点为准绳来编写的。它们歪曲我国优秀的战斗的文艺传统，把一切文学纳入儒家思想的轨道，使我国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灰尘。《汉文学史纲要》一反旧文学史的尊儒反法的思想体系，确实说出了前人所“没有见到的话”。
关于文学的起源，历来是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文学领域里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分析了从文字至文学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关于文字的创造、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真相。他认为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字、文学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对反动阶级和儒家所宣扬的“仓颉造字”，“伏羲作卦”，“文学得圣而传”这些“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鲁迅作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文字的创造“且由众手……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鲁迅批判了“圣人”创造文字这种“凭臆”之说，也就批判了儒家宣扬的唯心史观。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学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鲁迅认为原始社会的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由于“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有些歌，“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一直流传到后代，这些群众创造的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文学。鲁迅的这一观点，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四年，他在《门外文谈》中就明确地指出：文学是同劳动息息相关的，文学起源于劳动。鲁迅的这些论述，有力地驳斥了胡适之流所竭力鼓吹的文学是“天才的降生”，“文学不是大多数的”，是少数人所有等反动谬论。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服从并服务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在如何对待文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尖锐对立，集中地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的文学主张。买办文人胡适认为：文学是“自由发展”的，不受客观现实阶级斗争的影响。他把文学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用主观唯心主义来解释文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其目的是反对革命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
鲁迅认为，文学的发展，新文体的创造，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十分重视把作家和作品放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强调这种斗争对文学的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例如对于“汉宫之楚声”的分析，鲁迅就推重与儒家对立的楚声，指出由于刘邦“不乐儒术”，“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鲁迅这样说明楚声的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的关系，总结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规律。
《汉文学史纲要》剥夺了孔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我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自从儒家思想统治文艺领域后，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就把孔丘推崇为文学的祖师爷，把孔丘所立的文学“矩度”定为万世不变的标准。有的文学史说：“孔子身通六艺，集上古文学之大成，为儒家宗传”。有的人说：“中国二千六百年来之文化，纯以孔子之学为基础。”他们把孔丘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剥落了儒家给孔丘戴上的文学桂冠。在旧文学史的著作里，论述孔丘占了很大的篇幅，鲁迅对于孔丘则投之以蔑视，只用了寥寥几十个字，把他作为进步文学的对立面来进行介绍和批判。至于儒家推崇的《论语》，鲁迅尖锐地指出：这是“门人”记录孔丘的言行，“取其达意而已”，绝无文学价值可言。孔丘本身没有创作，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孔丘的儒学，在当时虽称“显学”，而实在是“道不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处碰壁。对于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贻祸千古的孔丘，鲁迅横眉冷对，挥起如椽之笔，把他扫出文学史的领域。这充分表现出鲁迅反对旧思想、旧传统的革命精神。
鲁迅对旧文学史推崇的“诗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因为“诗教”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的文艺观点，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很深，危害很大。据《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序》用中庸之道解释温柔敦厚为“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儒家妄图以此抹杀阶级斗争，把文艺变为宣传孔丘“克己复礼”的传声筒，为他们开历史倒车、搞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以达到维护旧制度和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鲁迅指出：古诗的内容绝非全部都是温柔敦厚的，就在《大雅》中，已有
“激切”反抗的呼声，而《风》则“直抒胸臆”，完全脱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桎梏。对于把古诗作为“诗教”的典范，鲁迅指出：这是“后儒之言”，有力地驳斥了“诗教”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对于冲决旧礼教，表达新的社会力量的《郑声》，因为它与“诗教”相对立，孔丘斥为“郑声淫”，主张“放郑声”。鲁迅却肯定《郑声》的价值，指出孔丘及其信徒认为“《郑声》淫佚”，是“失其旨矣”。儒家用“诗教”去衡量《郑声》，当然要抹杀《郑声》的价值，一味歪曲、贬低它。鲁迅用讽刺的口吻批判道：“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儒家丑恶的嘴脸，有力地鞭挞了他们肮脏的灵魂。正如鲁迅所挖苦讽刺的那样，孔丘曾演过“子见南子”的丑剧；而其他儒家则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私生子”。其思想是极端下流卑劣的，并不是象“诗教”所说的那样“敦厚”。
《汉文学史纲要》对于作家的评论，破除了旧文学史的老例陈套，另立新章，突出了法家或具有法家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对于那些在政治上坚持前进、文学上有所创新的作家及作品，总是给予充分肯定并作出较为正确的评价。
屈原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可是，历代的儒家对他不是贬抑就是歪曲。他们用孔老二的眼光观察文学，认为《离骚》“扬才露己”，“数责怀王”。宋代的朱熹，更是变本加厉地责骂屈原的“志行”违反“中庸”，“不可以为法”，《离骚》的“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
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鲁迅正确地剖析了屈原作品的精神实质，阐发了它的积极意义，深刻地揭示了屈原“放言暇想”，“不遵矩度”的反抗精神，他的“怨愤责数”，“九死未悔”，则更是放射出他不屈不挠的战斗光芒。与此同时，鲁迅也尖锐地指出屈原“孤伟自死，社会依然”，他的反抗斗争只是孤军奋战。由于阶级的局限，屈原不懂得也不可能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并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因素。
《汉文学史纲要》对于李斯，设立专篇，突出地加以肯定和评价。李斯是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的得力助手。鲁迅肯定他“不师儒者之道”，“以法术为治”。他还称赞李斯对于统一中国的文字具有“殊勋”。肯定他具有华美的文采，能够较准确地表达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对于李斯所写的歌颂秦始皇的《泰山刻石文》，鲁迅也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指出他对后代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鲁迅还明确指出，李斯所学的是“帝王之术”，毕竟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手段，不是为劳动人民的。这也是李斯无法突破的阶级局限性。
《汉文学史纲要》对贾谊、晁错，立了专篇，突出地加以论述和评价，这在历来的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贾谊和晁错承继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先秦法家精神，力图变革现实，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削弱当时诸侯的复辟势力，以利巩固中央集权。鲁迅称赞他们二人“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特别肯定贾谊的《治安策》、《吊屈原赋》，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
《守边劝农疏》，他认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对后代坚持革新、坚持前进的人们，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鲁迅还把晁、贾二人进行比较分析。他说：“惟谊尤有文采，而沈实则稍逊”，“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鲁迅是为了突出法家或具有法家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鲁迅评价作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从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如何从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破旧立新，批判地学习和总结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发扬我国优秀文学的战斗传统的。鲁迅曾经预言：“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与继承者。”鲁迅这个预言，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
鲁迅这部文学史，是二十年代写的，到了后期，鲁迅继续坚持对于儒家的批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分析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更加全面地评价了文学史上重大的斗争及重要的作家。鲁迅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是很清晰的，前后是一致的。解放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周扬等甚至恶意贬低它是鲁迅早期写的一部纯学术性著作。今天，我们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学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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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海岛上的京族理论队伍
在北部湾畔的山心岛上，活跃着一支由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山心大队的京族社员组成的理论队伍。他们努力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促进了岛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
山心大队的京族理论队伍，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和壮大起来的。现在，全大队已有理论骨干六十多人，各个生产队都有了三到四名理论辅导员。半年多来，他们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和《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许多理论骨干还读了一些儒法斗争史和一些法家著作。在批林批孔中，他们联系林彪借攻击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编写了介绍秦始皇坚持革新、坚持进步，同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复辟势力进行斗争的历史故事，使大家看清了林彪攻击秦始皇，其罪恶目的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这支理论队伍为了帮助渔民学好革命理论，他们根据岛上渔业生产流动性大，突击任务多等特点，利用政治文化夜校和在随船出海当中向渔民作辅导。去年夏收分配的时候，大队理论骨干组织渔民联系实际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帮助渔民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步树立为革命捕鱼的思想。广大渔民勤出海，多下网，把捕到的大鱼大虾选出来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生产队理论辅导员李世新，多次随深海拖船出海，组织和辅导渔民学习革命理论，在船上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激发了渔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七四年的鱼产量比上一年增产了三倍多。
在理论骨干的带动下，山心大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冲击着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理论骨干和大家一起写批判文章二百多篇，开批判会八十多次，群众登台批判达五百多人次。解放前山心岛上有一所封建歌庙，是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封建迷信，散布“天命”思想，大讲孔孟之道，传播黄色歌谣的场所。解放后，京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地主、渔霸，但是，剥削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一小撮反动势力，并不甘心退出这块阵地，一有机会还乘机进行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理论队伍联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成一支小型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把歌庙旧址变成了开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活动的阵地，每月定期举行故事会和业余文艺演出，全大队京族社员扶老携幼聚集到这里，听理论辅导员讲革命故事，或观看文艺演出。理论小组的成员还以身作则，带头移风易俗，实行婚事新办，女方不收男家的彩礼，男方不要女家的嫁妆，不请客送礼。在他们的带动下，山心岛上婚事新办蔚然成风。最近结婚的六对京族社员，没有一个收彩礼、办喜酒的。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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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新军（中国画）工人 胡松亭 郑美杨 陈国正 濮德良 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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燔虱与除蠹
张法
虱子吸血害人，蠹虫蛀器蚀物。商鞅把毒害人民的儒家思想归为“六虱”之列，韩非把反动的孔门之徒斥为“五蠹”之尤，真是一针见血，入骨三分。
商鞅在《靳令》篇中说，儒家宣扬的什么诗书礼乐、孝悌仁义，统统是害人的
“虱”，国家提倡它就会衰弱下去。如果用它来培养和选拔人材，那就会“治烦言生”，这些人就会造谣生事。他的结论是：“好用六虱者亡”。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历史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就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执行儒家“复礼”、复辟路线的诸侯国，不是都衰弱而至灭亡了吗；而坚定地执行法家“明法”、革新路线的秦国，却很快兴旺发达起来，最后统一了中国。
把孔孟之道比作虱子，实在是既通俗，又贴切。寄生于人们身上的虱子，吸食血液，传染疾病，危害身体健康；人的头脑如果让孔孟之道寄生，就会中毒。叛徒、卖国贼林彪竭力宣扬孔孟之道，就是妄图把这个“虱”寄生于人们的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韩非在《五蠹》篇中，更把“称先王之道”“疑当世之法”的反动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斥之为“邦之蠹”。他说，不把这蛀虫一样的家伙清除掉，不培养那些光明正直的人，国家就要遭破亡，朝廷就要被削灭。如果任用反动的孔孟之徒，这号人只会把国家治坏。只有任用代表社会进步势力的“耿介之士”，才能把国家治理好。难怪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百般赞赏，甚至说，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说明韩非的主张正符合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
蠹虫的危害，可怕在钻进内部。万丈高楼有了蠹虫，有朝一日会内里蛀空，全部塌毁；强盛之国有了“蠹虫”，就会日蚀月蛀，以至使整个国家改变颜色。鲁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亲见周扬一类蠹虫对革命的危害，曾愤慨地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又说，“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是有血的经验教训的。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告诉我们：刘少奇、林彪一类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也就是蛀蚀我们党和国家的蠹虫。
怎样对付这样的“虱”和“蠹”？法家代表人物也有可贵的经验。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主张“除此五蠹之民”，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燔虱除蠹的革命实践。当然，腐蚀人们思想的虱并不是一焚即了事的，蛀国之蠹也不会一坑就绝灭的，因为只要有一定的条件，虱、蠹就还会滋生、繁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孔孟之道这类“虱”，有待我们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的烈火彻底燔灭；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一类的“蠹”，需要我们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加以清除。燔虱和除蠹，正是今天的无产阶级极其光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