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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商鞅变法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何北言
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在阐述政治、经济两者关系的时候也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政治统帅经济，历来如此。战国时期的商鞅虽然并不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但是他在变法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用政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正在日益增长，但在经济上，奴隶主阶级还处于优势。因此，当商鞅实行变法，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的时候，遭到了奴隶主阶级的种种抵制和反对。奴隶主贵族坐享世禄，不纳税，不服徭役，不参加农业生产。他们横行霸道，仗势欺压劳动人民。他们的子女，养尊处优，游游逛逛，不务正业，当“游事人”。唯利是图的商业奴隶主，囤积居奇，大搞粮食投机。甚至有数以千计的奴隶主跑到国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反对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
为了保障新兴地主阶级经济的顺利发展，商鞅运用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打击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镇压了一批又一批不法的奴隶主；并且根据他们不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数，征收赋税，加重徭役负担。对于奴隶主贵族嫡长子以外的儿子，命令他们到指定的地方登记，把他们编进指定的住所，强迫他们服役。对于横行霸道和挥霍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用“重刑”制裁，严加打击。对于商业奴隶主，按照他们的人口，摊派差役。商鞅对奴隶主阶级破坏活动的坚决打击，维护了新的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意识形态领域，商鞅也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从思想上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商鞅认为，以儒家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是腐蚀人心、削弱人们生产积极性的祸根。“国用诗书礼乐……必贫”，“不用……必富”。当时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商鞅指出，“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这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讲儒家的诗书和纵横之术的人，就会影响一千个人都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不愿意为国家立战功。儒家大搞“以礼为教”，商鞅便“更礼以教百姓”，提出“以法为教”的主张。同时，“燔诗书”，明令规定：“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意思是说，不准奴隶主贵族四出游窜，散布儒家那一套扰乱民心的东西。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了专政，人们“喜农而乐战”。
“地广人寡”的秦国，“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要发展经济，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商鞅变法后，制定和实行了这样的政策：努力从事耕织，生产粟帛多的人，免除徭役；由于从事商业、手工业或懒惰而造成贫穷的，连同妻子都要没入官府做奴婢；实行“訾粟而税”，即按照农作物产量征税，免得贪官污吏营私舞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用给田宅、“任其耕种，不限多少”，三代免征军役等办法，从人多地少的邻国“三晋”争取劳动力。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劳动力大大增加，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除此以外，商鞅还命令各级政府机关提高行政效能，减少征用民力的次数，以保证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农业生产。
商鞅首先着眼于政治，使生产沿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向前发展。原来，秦的耕地面积不到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山林河湖的自然资源也“不尽为用”，“地方数千里”而缺吃少穿，是当时诸侯国中最落后的。商鞅变法后，经过十八年的政治变革和发展生产，“乡邑大治”，“国富兵强，天下无敌”，一跃而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封建国家。秦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新兴封建制度比奴隶制优越，并且显示了先进的政治促进生产的威力。
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商鞅，虽然并不自觉，但是能够坚决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去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商鞅变法，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尚且在政治上经过那样严重的斗争，才使新的经济获得发展。今天我们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政治上必定要经过更加严重的斗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商鞅虽然不懂得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但商鞅变法的实践却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能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肃清它的流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伟大成就；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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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学为政治斗争服务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儒家反动史学的批判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部大批判组
历史科学从来就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国历史上，代表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儒法两家的斗争，也必然要在史学领域里反映出来。儒家以反动的历史学为其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而法家则猛烈地抨击儒家反动的史学，以进步的史学为革新进步的路线服务。
唐初，武则天时期的刘知几是一个著名的法家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法家的厚今薄古、革新前进的主张，反对儒家的复古倒退的论调，为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舆论。刘知几写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集。在这部著作中，他大声疾呼“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批判了儒家反动历史学的虚伪性，把矛头直指孔老二，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敢于正视历史、正视现实的战斗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史学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和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占领史学阵地是有现实意义的。
武则天是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她执政前后，正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革新前进和复古倒退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是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革新派和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始终站在革新派方面，是替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舆论的一个较突出的代表。
在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中，史学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唐初的豪强大地主，利用特权操纵撰史工作。他们收买史官，伪造历史，替自己的祖宗树碑立传，为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反动政治路线，大造舆论。刘知几对这种恶劣现象非常不满。武则天死后，他“退而私撰《史通》”，针对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提出了一系列与“流俗之士”尖锐对立的观点，以至“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把当时史学领域里的乌烟瘴气和孔老二以来的反动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矛头直指“流俗之士”的老祖宗孔老二。
《惑经》、《疑古》是《史通》中两篇有声有色的批孔论文。在《疑古》篇里，刘知几尖锐地指出儒家的经典都贯串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原则，因而记载历史，不是骗（“多诈”），就是瞒（“不实”）。他列举了十条疑难，具体论证《尚书》、《论语》等书所记的古代历史，“其妄甚矣”；并且斥责孔丘对历史人物的评论，“爱憎由己”，任意歪曲。《惑经》篇里，刘知几集中对《春秋》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并从各方面证明孟轲一伙对《春秋》的吹捧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孟轲胡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此，人们都把《春秋》当作是孔丘亲自编修的经典，儒生们无不把“春秋笔法”奉作编写历史的金科玉律。刘知几却断言：跟同时代的其他史籍相比，《春秋》“独为疏阔”，“厚诬来世”，是一部最坏的历史书。
《惑经》用事实揭露了《春秋》歪曲历史。明明是晋文公在今河南温县大会诸侯，把周襄王也当作一般诸侯看待，召去与会。《春秋》却把这一历史事件，歪曲成周襄王巡狩到河南与会（“天王狩于河阳”）。鲁隐公、鲁闵公都是被杀身死的，而《春秋》却只说“国君死了”（“公薨”），隐瞒了鲁国有七个君主先后被杀或被逐的事件。刘知几痛斥这种手法是对后世最大的欺骗。
刘知几认为，一部史书，至少应该使读者看后，对一个国家的兴亡，有个完整的了解。可是《春秋》对历史的叙述，残缺简陋得惊人。他指出，《春秋》对于晋国灭掉耿、魏、霍三国的历史事件毫无记载，而对于有六只鸟倒飞过宋国都城的传言却大书特书。“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怎能说是“善无不备”的典范呢？
刘知几相信《春秋》是孔丘编修的。因此，他对《春秋》的抨击，矛头直指孔丘。他指责孔丘蓄意愚惑当代，欺骗后世，这种精神在当时是极可贵的。尽管他不可能从政治路线上来批判，看不清《春秋》耍这一套把戏的根本目的是“克己复礼”、复辟倒退，却痛斥了孔丘的恶劣品质和不学无术。他把《春秋》和同时代的各国史籍作了一番对照，指出《春秋》里有好些文字连原文中的错字漏字，以及时间颠倒、顺序混乱的地方，都是照抄古籍原文，甚至经人指出，孔丘还强词夺理，拒绝改正；对于史料的真伪也不加甄别，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于缺乏现成材料的历史重大事件，又懒于下功夫去搜集资料。刘知几指出，孔丘“无所用心”，充其量不过是个蹩脚的抄书匠。刘知几还进一步责问孔丘，要是老老实实地抄书，倒也算了，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吹捧一些人，攻击一些人，有的事照抄，有的事又删掉呢？他还尖锐地揭发，《春秋》对鲁定公到鲁哀公这一段历史更是含糊其词。这是因为孔丘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担心说实话会招来祸殃，所以不敢得罪鲁国的统治者。刘知几断然指出：孔丘是个趋炎附势、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刘知几还指出：《尚书》删掉了殷周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诗》全部砍掉鲁国人民讽刺咒骂统治者的民歌，《论语》无耻吹捧鲁昭公娶同姓为妻是“知礼”。这些都是不顾事实，装出有智慧的样子去欺骗人们。他劝告人们不要随声附和，上孔丘的当。
鼓吹今不如昔，颂古非今，是没落阶级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的卑鄙伎俩。要宣扬“今不如昔”，就得歪曲历史，美化过去。自孔丘以来，儒家鼓吹“法先王”，推行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都要把他们吹捧的“先王”说得神乎其神。刘知几在《疑古》篇中，对儒家这套说教提出了怀疑和批判。他说：在尧的时候，有被称为“四凶”的坏人；舜的时候，也曾被“不仁者”掌握过政权；儒家美化上古时代，说当时人人都有贤德，真是奇谈怪论！他认为关于古代帝王主动让国的传说，也完全是儒家的虚构。他还提出：被孔丘吹捧为有“大德”的周文王，是一个野心家；在孔丘心目中最完备的“圣人”姬旦，是个飞扬跋扈、欺君杀弟的伪君子。
刘知几敢于大胆冲击儒家的传统偏见，指责儒家的“先王圣哲”都是一群假仁假义、明争暗夺的阴谋家。这对儒家的复古主义是当头一棒。刘知几进而提出：以法家厚今薄古的进步历史观代替儒家厚古薄今的反动历史观。他要求史家“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强调“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作者记事，贵在相时”，反对“贵远贱近”、“知古而不知今”、“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刘知几指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这种用“势”来解释历史的观点，是跟儒家利用“天命论”来解释历史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汉代儒家董仲舒，鼓吹《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胡说“祥瑞”或“灾异”的出现，是“天”对王朝兴衰的启示。也就是说，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是由“天意”决定的。刘知几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儒家这套神怪的历史观，强调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刘知几敢于叛逆儒家传统观念的精神，为后来的法家、进步思想家所继承。柳宗元的《封建论》进一步发挥了“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的观点；王安石怒斥《春秋》是“断烂朝报”，不准官府学堂用为教材。当然，刘知几对儒家经典的尖锐抨击，尤其是《惑经》《疑古》对儒家“圣人”的无情鞭笞，必然要遭到历代孔孟之徒的诽谤和谩骂。明代顾充贬抑先秦法家申不害、韩非，也看不起刘知几，把刘知几称为“史家申韩”。今天看来，倒是被他说对了。
刘知几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不可能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刘知几以“直笔”的主张来反对儒家歪曲历史的治史原则，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所谓的“直笔”，就是“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斯为实录”。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赞扬什么，反对什么，都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和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刘知几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庶族地主利益出发，他反对的只是豪强地主特权，并不反对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就是他的“直笔”的阶级内容。《春秋》标榜“惩恶而劝善”，刘知几并不反对这一原则，他批判《春秋》只是认为《春秋》“实乖此义”，违背了这一原则。而且，他对《春秋》为君亲耻讳，也不敢一概反对。他虽说这样有背“直道”，但认为从“名教”说来，还是可以允许的。他反对的只是“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他不可能认识儒家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当然，也不可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历史观，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刘知几已经死了一千多年，但史学上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虽然历史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但反动没落阶级还是要把“天命论”、历史倒退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当作救命符。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造谣言，说假话，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反对革命、复辟倒退的骗子哲学。孔丘之徒篡改春秋时代的历史是如此，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如此。林彪接过孔孟之道的衣钵，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嚷“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纠集黑秀才，伪造和篡改党史，其用心之恶毒，手法之卑劣，都不亚于历代反动儒生。
刘知几以及历史上其他法家对儒家的斗争经验，和他们从不同角度揭发批判孔丘一伙歪曲、伪造历史的战斗精神，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我们要建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科学，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史学阵地，把史学从历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必须彻底批判儒家反动的唯心史观，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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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刘知几和《史通》
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他二十岁中进士，在地方上当了多年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的小官。他积极支持代表庶族地主革新派的武则天执政。他曾两次给武则天上书，主张任用官吏要“明察功过，精甄赏罚”，做到“君不虚授，臣无虚受”，反对“无功获赏”。他的上书受到武则天的赞赏。不久，被提拔到中央任职，并兼史馆编史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凤阁舍人，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参议百官的奏章，可以说是皇帝的机要秘书。
刘知几十分蔑视那些“专治周孔之章句”的儒生。当时有个王元感，写了《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等书，向儒家经典挑战，受到“专守先儒章句”的儒家围攻。刘知几就同他的知己联名上书为王元感辩护。这件事说明，刘知几不仅敢于抨击当时的儒家，也敢于抨击儒家经典和孔老二。
刘知几写的《史通》，共二十卷，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三十九篇，现存三十六篇；外篇十三篇。由于《史通》对儒家的反动史学进行了一些批判，《史通》也就不断受到唐朝和以后历代儒家的攻击。他们不得不承认《史通》“论史法极严”，但又攻击它“殊非古法”，“其议论亦多偏驳之处”。儒家特别集中攻击《史通》外篇里的《疑古》、《惑经》这两篇，这是由于这两篇比较有力地触及了儒家的痛处，批判了儒家的老祖宗及其反动“经典”。《史通》里最出色的恰恰是这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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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而好古”者必亡
戍 兵
在孔老二的反动言行录《论语》中，有一句话，叫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句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信古”、“好古”。孔老二所“信”的、“好”的是些什么古东西呢？这就是反动腐朽的“先王之道”、“周公之礼”，就是以礼、乐、诗、书为主要内容的奴隶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西周的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孔老二“信”的、“好”的和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其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
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孔老二大叫大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要再捧夏代的历书，坐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演虞舜时代的音乐不可。他自己的话，为他自己活生生地画出一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的丑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为了复辟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在孔老二的眼里，奴隶制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丝毫不能改变的。对于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改变，对于当时社会大变革中涌现出来的一切新生事物，他都深恶痛绝。冉求帮助新兴地主阶级搞革新，孔老二疯狂反对，要他的门徒“鸣鼓而攻之”。他恶毒攻击“铸刑鼎”、“初税亩”等一切社会变革，成为当时新事物的死对头。
一切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都把事物看成静止的、不变的，把过时了的东西当作神圣的东西来加以维护和颂扬。孔老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正是建立在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在孔老二看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一旦人们破坏了旧事物，破坏了陈章旧典，就是“反常”，就是“无道”；一旦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就是“今不如昔”。对过去的一切，他都心向神往，恋恋不舍，死抱住不放。他把日益没落的奴隶制说成是“郁郁乎文哉”，抱定反革命志向要认真学习和继承。因为孔老二的这种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最后随着腐朽反动的奴隶制的死亡而被唾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的特征。秦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反动儒生甘龙和杜挚，反对商鞅变法，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也是一个复辟狂。他坚持奴隶主的反动立场，打起“法先王”的复古主义黑旗，攻击商鞅“不法古（不效法古人），不修今（不维持现状）”的法家路线。北宋的司马光竭力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南宋的朱熹大肆宣扬“古昔胜时”。以后的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无一不是颂古非今，宣扬复古倒退的。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孔老二的衣钵，大肆宣扬“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抄录孔孟之道的陈词滥调，颂古非今，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嘴脸。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复古守旧和革新前进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不断地对各种“信而好古”的腐朽思想进行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世界是变化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我们的思想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跟上新时代的步伐，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新要求，研究新问题，认识新事物，促进事物的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