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改革文字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一点体会
费锦昌
三十五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文字改革的方向问题。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要建立和发展革命文化，无产阶级就“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文字改革正是建立和壮大这支文化军队的重要条件和手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毛主席把文字改革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同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军队紧密联系起来，同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起来，使我们对文字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对文字改革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对我国文字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的文字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的文字改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深入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的文字改革理论和有关指示，使文字改革工作更加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使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他们得以苟延残喘的场所。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没有工农兵这支主力军是不行的。对此，毛主席曾经作过多次指示。毛主席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又强调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后来，毛主席还曾多次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强调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须建设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亿万工农兵群众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但是，工农兵在向知识化这个伟大目标迈进的时候，遇到了方块汉字这个“拦路虎”。
汉字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我国人民记录汉语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汉字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从出土的甲骨文算起，三千多年以来，汉字虽然也经过一些变革，但基本上仍处在表意文字阶段。语言所反映的事物和意义数不胜数，表意文字因表示语义而造字，所以符号众多，复杂繁难。拼音文字是通过有限的符号，标记语音来记录语言的。每种语言的基本音节有限（如现代汉语的基本音节是四百多个，加上声调区别，也只有一千二百多个），这些音节又可分析为几十个音素，所以拼音文字就简单易学。汉字最初是象形的，而文字的交际职责却要求它简易化，于是，结构上不断混同、减省，体态上愈益线条化、符号化。到头来，方块汉字“和形象就天差地远”，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古今音变、方音分歧，使绝大多数声符失去了标音作用，方块汉字又成了“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鲁迅：《门外文谈》）。汉字变成由若干笔画堆砌而成的音节符号了。这样的符号多至几万个，比较常用的也有七、八千。不少符号结构臃肿，笔画繁多，要一个一个地死记，一笔一画地摹写。正如鲁迅指出的：“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
方块汉字的难读、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不利于进一步缩短学制，加速教育革命的前进步伐，不利于文字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不利于兄弟民族和外国朋友学习汉语、汉字，特别不利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尽快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及早建成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认识到，文字改革不只是文化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措施。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的一个主要阵地是意识形态领域。他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他们极力扩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妄图继续做“劳心者治人”的酣梦，有朝一日在文化领域，进而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对汉字的“四难”（难读、难认、难记、难写）十分欣赏，对文字改革拚命反对，因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的建成，意味着他们手中的这一张“王牌”就要失灵，他们盘踞的最后几块“领地”就要被攻占，他们的日子就越发不好过了。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他们不是想凭借着汉字的“四难”搞“知识私有”吗？我们就要变汉字的“四难”为“四易”，让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字再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他们不是要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吗？我们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建成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实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他们不是拚命反对文字改革吗？我们就要落实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文字改革政策，踏踏实实地搞好文字改革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文字改革被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所推动，也必将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清算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文字改革的罪行，积极参加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和实践活动。广大工农兵使用简化字、创造简化字，认真学习普通话，刻苦掌握汉语拼音这个识字、正音的有效工具，提高了学文化、学理论的能力。文字改革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光辉的革命文献《新民主主义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教导，倍感亲切。
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文字改革工作跟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飞速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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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拥护以“○”字代“零”字编辑同志：
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这里，用“○”字代替了难写的“零”字。这是对文字改革工作的促进，也是汉字简化的范例。
汉字的数字有小写大写两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小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是大写。表示数的空位，用“零”或“另”，如：壹佰伍拾元零陆分，叁千肆佰捌拾元另玖分。近年来，也有用“○”代替“零”的，如：一九七○年、三○八号。“○”与阿拉伯数字的“0”同读作“零”，而且与“零”概念一致。“○”只一笔，较“零”少十二笔，写起来方便。群众对这样简化是欢迎的。但这个“○”字，过去却没有被收进公开发行的字典词书里，好象汉字里不容它存在似的。有的讲现代汉语的词书，虽然给了这个字一个位置，把它收进书中，但规定只用于“数的空位（同“零”），多用于数字中：三○六号、一九六○年”。对于在百、千、万等数位字中夹用“○”字，一般都以为不可，如常用“三百零六”、“七千零八”。
“○”字既容易写，又谁看了都明白，毛主席肯定了它，我们完全拥护。我们以后就用“○”字表示数的空位，不再去写那个难写的“零”字了。这样做，对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少年儿童都是莫大的方便。
哈尔滨市道里区教育局教研室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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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要重视推广普通话编辑同志：
前不久，我回到苏北家乡探亲，发现那里有的学校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教师这样说：“我们是本地生、当地长的，哪需要学外地话。”有的学生也说：“农村的学生就该象农村的样子，哪能学得土不土、洋不洋的。”由于有这样一些想法，在我们家乡，普通话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我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说汉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今天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方言分歧。有的地区，不但在同一个省的这个县和那个县之间，而且在同一个县的这个村和那个村之间，人们的方言都有很大差别。这种现象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我国文字的改革都很不利。普通话不普及，就不可能实现汉字拼音化。因此，必须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在汉民族中普及普通话，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城市还是农村，内地还是边疆，都是需要的。那种以为学普通话就是“土不土、洋不洋”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上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我说的都是方言，入伍后干通讯工作，讲话别人听不懂，有时甚至造成差误。后来经过刻苦地学习普通话，我讲话才使人能听懂。建议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要重视推广普通话工作，并希望在报纸上经常报道推广普通话工作搞得好的经验。
解放军某部 武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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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大力简化农村常用字编辑同志：
我们在农村学校工作中，了解到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对于进一步简化汉字，特别是简化农村常用字，要求是很迫切的。
农村常用字大部分笔画比较多，结构比较复杂，较为难写、难认、难记。例如：“薅草”的“薅”，“攒粪”的“攒”，“分蘖”的“蘖”，“耩地”的“耩”，“檩条”的“檩”，等等，连我们学校语文教师还得翻字典，广大贫下中农掌握这些字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有关部门在搜集、研究新的简化字的时候，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着重考虑简化农村常用字的问题。农村常用字，在印刷厂的字架上，或者在打字机的字盘上，可能不是常用字。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全国有几亿农村人口要经常使用它，从这个角度讲，它简直是最常用的字了。
河南南召县第五中学 孙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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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音归并 精简汉字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心理研究所文字改革研究小组
简化汉字，包括形体简化和字数精简两方面。国务院在一九五六年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给群众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了不少方便。但是，现在应用的汉字，有些仍然笔画太繁，难写难记，而且字数太多。广大印刷工人对于字数太多所造成的困难，有着深切的体会。排字车间里的拣字架，象密密麻麻的小蜂窝，有八千多个格子。这还不够，有时还得到备用字架上去找或临时刻字。排字工人要在这么多格子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拣，劳动强度大，效率难提高。而且字数这么多，也不利于印刷排字技术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近来，我们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看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不但普遍要求加快我国文字改革的进度，而且正在创造和使用一批新简化字。因此，在目前，从形体和字数两方面，较大量地简化一批汉字，已经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
怎样才能使汉字的字数得到精简呢？我们认为，同音归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就是在意义不发生混淆的情况下，用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代替那些与它读音相同、笔画较多或不常用的汉字，从而使形体和字数同时得到精简。国务院在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已经应用了这种方法，近年来群众又创造了很多这类简化字，如“年龄”写成“年令”、“舞台”写成“午台”、“包裹”写成“包果”等都是。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群众最欢迎这一类简化字，强烈希望多采用这种方法。
同音归并的第一个好处是精简了字数。
印刷厂的拣字架上有些格子里的铅字拣空又填满，填满又拣空了多次，有些格子却几年都难得碰它，以至积上了一层灰。这种情况说明，汉字的使用频率是很不一样的。常用字由于使用频繁，见面次数多，就很容易记住。而那些不常用的字，学起来是个负担，学会了又很长时间不用，再碰到时可能又忘记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非要保留这些用途很少、难学难记的字呢？干脆取消它，用一个笔画少的同音字来代替它，不就可以少学一些字，减少一些“拦路虎”吗？常用字中一些笔画多的难字，在意义不混淆的情况下，也应当照此办理。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用字通盘规划一下，能够同音归并的尽量归并，就可以使汉字的数量大幅度地减少。这样一来，常用字变动不大，而识字任务将大为减轻，小学三、四年就可以基本完成，印刷厂的拣字架可以缩小许多，排版的机械化将可以逐步实现，汉字材料的信息处理也将减少困难。这不就可以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很大方便吗？
同音归并的第二个好处是不增加新字。
从形体上简化汉字，通常是用一个新字代替一个旧字。笔画是减少了，但汉字的数目没有减少。同音归并所保留下来的字，都是现有的字，是已识字的人早已熟悉和掌握了的，无须重新学习，不过是把一个难字所负担的任务迁移到一个容易的字上罢了。对于小学生来说，原来要学两个或几个字，现在只学一个就可以了，自然要比过去容易。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字多义问题，由于有具体的词语环境，是不会造成什么困难的。我们曾经请识字的成人试认过一批新的同音归并字，结果表明在意义的理解上毫无问题，而且看过一遍之后，就可以掌握和采用四分之三以上。我们知道，每一个汉字都有音、形、义三个因素，其中，音和义之间的联系大部分是在生活实践中建立的，而字形的学习则是一个突出的难点。采用同音归并的办法，可以取消一个或几个繁体字，这就减轻了学习的负担，易于推广。在印刷上，不增加新字，就不必增制新铜模，这是很大的节约。
同音归并的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逐步形成汉字表音的习惯。
毛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简化汉字，是为了有利于目前应用，但同时也要着眼于将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作好准备。汉字发展到今天，虽然几经演变，却始终没有摆脱表意成分的束缚。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一个字的形体推测它代表的意义，而不把它只当做记录语言的工具。就连新创造的简化字，有些也还是沿袭了字形表意的习惯。这些字学起来确有有利的一面，其中有些也应当采纳和推广。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在简化汉字的时候，不尽可能地限制其表意成分，虽然使一部分字得到简化，却无助于摆脱汉字以形表意的老框框。同音归并，则是限制汉字的表意成分、扩大其表音成分的一种好方法。因为这种简化方法的原则是在意义不混淆的前提下保留一组同音字中笔画最少的一个，所以象三点水、草字头、提手、立人之类的表意偏旁就将大为减少。比如我们如果将聋、笼、珑、昽等字都归并成“龙”，一点也不会影响对“耳龙、蒸龙、玲龙、蒙龙”等词的理解。
正如鲁迅指出的：“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这样一来，文字就会趋向于只表示一定的语音，从而使一个字中音、形、义三者的联系成为以语音为中心的音形、音义联系，这对将来汉字走向拼音化，显然是有利的。
同音归并，同样会遇到一些问题，这里，首先是已经识字的人们的习惯问题。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表意的汉字。本来是同一个字，因为用在不同的地方，就演化出来许多字，如蝴、葫、猢、糊、湖、瑚、醐、鹕等就是如此。现在要加以归并，使曾经是“同音别字”的某些字合法化，有的人就会感到不大习惯，因而产生一些阻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多数工农兵群众积极赞成的一批同音代替字，而某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却不大赞成，所以对这些同志还需要做广泛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
要根据群众接受的难易，有步骤地分批推行。同音归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的调查和实验表明，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同音归并字，是新旧字之间在字形上有一定联系的字。如以“欠”代“歉”、以“伐”代“阀”、以“丁”代“钉”、“盯”，等等。这一类字，大都是去掉了原字表意的一部分偏旁，保留了表音的一部分，可以叫做“去枝留根”。它与原字存在音形两方面的联系，已识字的人很容易从新字和它所处的词语环境想到它所代替的旧字，不会增加什么负担，推行起来也比较容易。此外，新旧字之间意义上有联系的，如以“沿”代“檐”、“环”代“寰”等，这些字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归并了群众也比较容易接受。
还有一种同音归并字是形、义都不相干，只有音同的，如以“吕”代“旅”、“斗”代“陡”、“刁”代“碉”等。群众看到这种字，不如上面说的几种容易接受，但当我们把这些字组成词，让各方面的同志试认时，没有一个人因为写成了“吕馆”、“斗坡”、“刁堡”而弄不清楚词义或理解错误。这就消除了我们对同音归并会妨碍理解词义的担心。
同音归并，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推广普通话。有些字普通话念起来同音，地方话却不同音，这就会给同音归并带来困难，当然就更谈不上拼音化了。所以推广普通话是文字改革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简化汉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完成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的任务，象造新形声字、轮廓字、特征字等，都是切实可行的方法。群众已经运用这些办法简化了不少常用字中的难字，如“?（漆）、?（菜）、歺（餐）、亍（街）”等，流行很广。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着重解决形体的简化。而同音归并则着重字数的精简，同时也实现了形体的简化。所以我们主张，在简化汉字的时候，应当优先考虑同音归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