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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照辉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辉县新的领导班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了。这个县在太行山麓，山丘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七十。新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是全县五十五万人民的期望：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改变辉县的面貌。县委第一书记郑永和回顾了群众对原县委的批评：“辉县在林县的旁边，林县变了，辉县为啥山河依旧？”这个问题，多么值得深思啊！
郑永和在太行山上生，在太行山上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了辉县的领导工作。算时间，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由青年变得两鬓斑白。可是，党叫咱改变辉县面貌，辉县山河依旧。怨谁？不怨天，不怨地，罪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党继续把辉县的重担交给咱，应该怎样去完成全县人民的重托呢？他激动地说：“辉县面貌变不变，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俺到大寨参观，人家手上老茧有多厚呀！比比俺的，羞得俺手没处搁。”
郑永和的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群众，重新认识辉县山河，这是大家一致的呼声。郑永和带领辉县干部走出机关大门，对全县的现状作了四次大调查。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辉县一些地方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受到严重损害。看到这种状况，阶级敌人高兴，贫下中农憋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贫下中农心中的怒火象火山爆发，迅猛地冲击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老郑他们来到山区，群众象当年迎八路军一样，把他们拉上热炕头：“老郑哪，别烦这太行山，山上是宝库，山下是粮仓，路线对了头，要啥啥都有呀！”多么火热的心，多么滚烫的语言。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自己被刘少奇刮起的妖风吹迷了方向，老郑觉得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眼泪禁不住唰唰地往下掉。
最使郑永和激动的，是南寨公社营寺沟大队党支部书记靳守信讲的一个故事：营寺沟是条穷山沟，四百四十亩地分成大小五千多块，常年是种一簸箕收一笸箩。有人说：营寺沟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多大发头。这种人主张放社员上山，搞副业单干。而广大贫下中农却强烈要求修地造田，壮大集体经济。有个七十多岁的老贫农元家清，每年都给集体造几分地。文化大革命前的靳守信，没能理解老人这颗心，也没支持贫下中农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上大寨参观回来，见元家清吭唷吭唷地掀石头造地，泪水霎时蒙住了眼睛：这不是咱营寺沟的活愚公吗！晚上，老靳把元家清请到支部会上，让他说说修地图啥。老人一把撕开衣襟，酱色的脊梁上有着道道伤痕。那是在旧社会，因为造了片地，被地主一顿皮鞭打的。元老汉激动地说：“俺不图啥，就图个社会主义。如今山是咱的，地是咱的，俺只嫌少长两只手哩！”从此，靳守信带领贫下中农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纠正了副业单干，坚定地走大寨的道路。靳守信的话引起郑永和的强烈共鸣：文化大革命前，咱不也是看不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吗？！营寺沟的路走对了，新县委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端正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让辉县出现更多的营寺沟。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辉县的领导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县委副书记张明信，刚进领导班子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他一见老郑就说：“老郑，给我任务吧！”
“往后咱一块拉车。”老郑说着，看张明信有点迷惑不解，他又补充道：“为革命掌权，可不是为了当官坐车，而要给人民拉车。”
张明信两眼发亮，激动地说：“请老同志驾辕，我学拉长套，我们一起为贫下中农当一辈子老黄牛。”
改造山河的战斗打响了，水库工地接连给县委打电话：石匠缺乏，请增加石匠。接到这个电话，郑永和召集了一批县委委员和公社干部，对他们说：“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不是愚公是智叟。从今天起，大家到群众中去，拿起铁锤钢钎，学会石匠活。”
工地上，石匠们没盼来同行，却盼来二十几个领导干部。郑永和劈头便说：“师傅们，你们不是缺石匠吗？现成的没有，收下我们这批徒弟吧！你们出题目，咱这二十几号人都来考石匠。”二十多天后，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吸引了工地上的所有民工。这批徒弟出师了。郑永和考了个第三。
从这个时候起，辉县从县委成员到县直机关实行了“三三制”，干部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参加劳动，蹲点调查。几年来，县委常委平均每人每年劳动九十六天，郑永和每年劳动一百一十天。群众斗争的风雨锤炼了一支崭新的干部队伍。他们扎根在群众中间，群众信得过他们。他们既是阶级斗争的带头人，又能当三匠：石匠，木匠，铁匠。你要了解这支队伍吗？请看拍石头公社党委书记孙钊。
一九六九年，辉县新建了拍石头公社。孙钊在柿子树下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会上念了几句顺口溜：“拍石头，拍石头，全是秃岭干河沟。出门路难走，吃水贵如油。住在拍石头，没有啥熬头。”孙钊指着大队刚腾出来的三间破房、七间牛棚说：“山区穷，责任在领导。过去，俺中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光蹲机关不上山。从今后，咱就在干河沟里干革命，秃岭上面洒汗水。有了这三间破房、七间牛棚，公社就算扎下了摊摊。先治坡，后治窝，粮食产量不上《纲要》，公社不盖新房。”
大雪封门的冬天，郑永和听说拍石头公社修了路，带领县里的干部，拉着平板车给他们送煤。车到拍石头断了路，孙钊领着公社干部担煤进深山。当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煤送到四十里外的张四沟时，老贫农流着眼泪说：“老孙，你们送来的不光是煤，还有公社干部改造山河的决心。”
从那以后，七个年头过去了，拍石头公社粮食产量超了《纲要》，过了“长江”，公社办公室还没有盖新房，孙钊仍然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为改变山河没日没晚地战斗着。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水利工地上灯光灿烂。孙钊觉得身上不舒服，同志们劝他回去休息，他仍然坚持工作。就在这沸腾的水利工地上，孙钊同志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听到孙钊逝世的消息，贫下中农纷纷赶来，他们摸摸孙钊的双手，满手老茧，看看孙钊的两肩，两块硬肉疙瘩。硬汉子也唰地流下悲痛的眼泪。他的确是辉县干部的一个代表呀！文化大革命使他焕发了革命青春，洗涤了思想上的灰尘，成为贫下中农出色的带头人。
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干部，也锻炼了群众。一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成长起来，一心扑到社会主义事业上。
听说县里要修水库，老贫农白永田对老伴说：“俺要上工地，俺要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楼村是个小山村，男劳力大部分去修建县里的重点工程，党支部想修个水库，劳力缺，石匠更缺。一次会上，“咚”地站出个姑娘郝小荣，火辣辣地说：“没石匠有俺们哩，大寨有铁姑娘队，咱就不能出个开山放炮的石姑娘队？！”消息传开，石姑娘队象烂漫的山花，开遍群山。那“红色娘子军桥”、“石姑娘水库”、“石姑娘洞”……记录着她们战斗的足迹。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文化大革命前，辉县大部分山区“吃水贵如油”；这几年，全县修建了中小水库三十三座，蓄水池八百五十多个，打机井五千多眼，挖山泉二百多处，截住地下潜流数十道。一九六九年，他们在丛山峻岭中修了条雁高干渠。今年又在修建群库干渠，明渠、暗渠，缠在山腰上的渠，悬在空中的渠，把大大小小的水库、水池连接起来，犹如“长藤结银瓜”，太行山出现了流水淙淙的水乡。
名胜古迹百泉，在旧社会，只供反动统治阶级游玩。今天，辉县人民修建了五级提水站，数道石砌大渡槽，引百泉水浇灌荒芜的东大荒。昔日的荒丘，如今土肥田方，改名为“东大方”。
文化大革命前的郊东沟是条季节河，雨季山洪暴发，旱季一片乱石滩。如今，深山凹里修建了水库，锁住冲向郊东沟的洪水。沿沟筑起三百多道石坝，厚厚的土层填平了河沟。四十多里的郊东沟，象三百多级绿色的阶梯，麦苗茁壮稻花香。
文化大革命前的洪州城，名之曰“城”，其实连间茅屋都没有。方圆四五十里，占地十几万亩，树木不长，五谷不生，全部是乱石滩。一九七二年，辉县人民到洪州城安营扎寨，造地盖房。一年，两年，洪州城出现了几万亩平平整整的良田。
文化大革命以前，辉县只有八十七公里的“晴天公路”，晴天行车下雨停。广大山区连手推车都推不进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辉县人民逢山打洞，遇沟架桥，修了五百六十八公里的公路，基本上实现了个个大队通汽车。一九七○年，辉县人民建成年产五千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年产十五万吨的小煤窑，七十三里的小铁路。从那以后，又陆续建设了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轴承厂、机械厂、动力修配厂、发电厂……工业年产值达六千七百多万元。
如今辉县的山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画卷，太行山正在高唱着文化大革命的赞歌。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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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
西藏夺得公社化后农业新丰收
据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自治区各族人民，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今年——人民公社化后的第一年农业丰收。
一九七四年，西藏人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了全区粮食自给。今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又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其中，江达、萨迦、米林等一批县增长幅度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继去年十个县上《纲要》、过“黄河”之后，今年又有几个县粮食单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冬播作物大面积丰产，高产典型不断涌现。全区六十多万克（克相当于亩）冬小麦、冬青稞，大部分单产上《纲要》，并且出现了一批单产过“黄河”、跨“长江”、超千斤的社队。
人民公社化的胜利实现，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这是西藏夺得今年农业新丰收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七四年，全区百分之九十三的乡建立了人民公社。今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西藏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随着人民公社化的胜利实现，西藏全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各人民公社充分发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以大寨为榜样，战天斗地，改变生产条件。去冬今春，西藏广大农村采取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更大规模地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一个冬春就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三十万克，水利建设速度之快，是西藏历史上少见的。今年的抗旱斗争，进一步促进了水利建设，拉萨、山南、昌都、日喀则等地区的干部和社员群众，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努力建设中小型水利工程。仅日喀则地区就扩大水浇地五万多克。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迅速改变，有效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农业增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藏农业的丰收，也是广大农业区深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的结果。学大寨走过的战斗历程，使各级党组织深刻认识到，在灾害面前，是听天由命还是人定胜天，这不仅是一场人和大自然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刻革命。因此，他们更加自觉地向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在田间地头和水利建设工地，在政治文化夜校，组织翻身农奴认真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天命观”。“过去信‘天命’，世世代代挨饿受冻；现在不信‘天命’干革命，幸福生活步步升。”大量的事实使翻身农奴进一步看清了“天命”、“神权”的反动实质。他们挣脱了千百年来的精神枷锁，焕发出移山填海的巨大力量。今年，乃东、札囊等县的社员群众，勇敢地登上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安营扎寨，炸开了十多个高山湖，浇灌了山下受旱的庄稼。过去下冰雹时，人们争着请“冰雹喇嘛”念经，幻想减轻灾害。今年夏季，比如、定结、日喀则等县的翻身农奴组织了数百个观天小组，合理设置了防雹点，成立了抗雹专业队伍。他们实行定人定点定信号，一发现雹云，就放炸药包、土火箭，驱云消雹，减轻了自然灾害，夺得了今年农业丰收。许多地方的社员还挖开了千年封闭的“山神泉”，到天葬场所在的“神山”上运老鹰粪，攀上悬崖峭壁，到“神洞”里掏鸽子粪，让沉积多年的“神粪”下了山。严峻的抗灾斗争，使广大西藏翻身农奴大破“天命观”的斗争更加深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学大寨的成果。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农业区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今年，全区有大批干部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一些县委领导成员把办公室搬到基层，和群众一起学理论，抓路线，促生产。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广大藏汉族职工，及时把农用物资运到社队。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组织大批人力物力支援农业，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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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纳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诞辰
陈锡联副总理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讯 为庆祝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诞辰，尼泊尔王国驻中国大使拉纳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国家体委负责人路金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寿山，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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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参观大港油田
据新华社天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电 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维利·拉卡伊为团长、国防部副部长纳扎尔·贝尔贝里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今天到大港油田参观访问。
今天，油田的工地、厂房上和海滨红旗飘扬，到处洋溢着中阿两国人民兄弟般的革命情谊和团结友好的气氛。代表团到达大港时，石油工人喜气洋洋地敲锣打鼓，热烈欢迎来自亚得里亚海畔的阿尔巴尼亚战友。大港油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石油工人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大庆工人的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在原来是盐碱荒滩和一片汪洋的地方建设起一个初具规模的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基地的经过。他告诉阿尔巴尼亚战友说，大港的石油工人今年已提前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
维利·拉卡伊团长说，今天我们来到大港油田参观访问，看到了英雄的中国石油工人取得的辉煌成绩，感到十分高兴。他祝油田工人在今后的石油工业建设方面取得更大胜利。
今天陪同参观的，还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一、政治委员王元和等。代表团是二十六日从北京到达天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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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部长访问缅甸后回到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讯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一行结束对缅甸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柴树藩等，到机场迎接。缅甸驻华大使德钦千吞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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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抢救三艘在我西沙群岛海域遇险外轮
泰国、巴拿马、日本船员和渔民全部安全脱险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先后有泰国“东方三号”拖轮、巴拿马“马利号”货轮、日本渔船“第五光丸”等三艘船只，在我国西沙群岛海域触礁遇险。经我国救助拖轮“穗救二○一号”、远洋轮船“太湖”号和西沙群岛渔船等进行抢救，这三艘外轮上的船员、船东、渔民等一共二十九人，全部安全脱险。
从香港驶往曼谷的泰国拖轮“东方三号”，十八日晚在我国西沙群岛浪花礁上搁浅遇险。交通部广州海难救助打捞局接到这艘泰国轮船发出的紧急呼救讯号后，迅速通知救助拖轮“穗救二○一号”，冒着九级大风，全速驶往西沙群岛搜寻泰国遇险船只，进行抢救。我救助船员在西沙群岛渔船“西渔七○二号”渔民们的协助下，克服了狂风大浪、暴雨和天黑的困难，在二十日晚经过整夜的抢救活动，把泰国“东方三号”船东林廷庄和船长、船员等共九人，全部安全救上“穗救二○一号”。
这时，“穗救二○一号”的船员们又根据巴拿马货轮“马利号”的求救信号，马上转航往西沙群岛的南沙洲，把在那里触礁遇险的“马利号”上的十一名船员，全部安全抢救上“穗救二○一号”。
十二月十八日，日本渔船“第五光丸”在西沙群岛海域触礁沉没，九名船员登上橡皮艇后，与日方失去联系，日方要求给予援助。我有关方面接到通知后，迅即转告有关船舶进行搜寻、救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也加派舰艇在西沙群岛海域搜寻日本遇险船员，以便救援。二十一日凌晨，我国远洋轮船“太湖”号在北纬十六度二十九分，东经一百一十度二十八分的海面上，发现了日本渔船“第五光丸”的橡皮艇，经努力施救，把“第五光丸”船长新谷幸光等九名日本船员，全部救上“太湖”号。这九名日本船员已在二十三日由日本派船到湛江接运返日本。
遇险获救的泰国“东方三号”和巴拿马“马利号”的船员，在本月二十三日乘“穗救二○一号”抵达广州。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国际海员俱乐部等有关部门曾举行茶会，对他们进行慰问。他们在广州参观游览后，已在二十七日离开广州，经由深圳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