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放”与“屏”和“反”与“拜”说明了什么？
上海大众制药厂工人理论小组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艺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往往是通过对主要人物相互关系的描写反映出来的。《水浒》正是通过描写宋江和晁盖、宋江和高俅的关系，宣扬投降主义。
一
从第十八回《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写了宋江先放晁盖，后屏晁盖的全过程。
宋江放晁盖，是《水浒》作者寓意很深的一笔。作者让宋江以放晁盖出场，一开始就把他写成晁盖的救命恩人。作者用怎样的手法写下这一笔的呢？首先，把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反抗活动仅仅局限在只反贪官这个框框里。晁盖他们仅仅因为“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充其量只是反了梁中书、蔡京这些贪官而已。其次，着重渲染了宋江的“仗义”，把他美化成所谓救人危难的“及时雨”。宋江放晁盖，是为了给宋江脸上贴金，为他篡夺梁山起义军领导权制造舆论。再次，写宋江对晁盖的不满。他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想晁盖上梁山造反，干下了被他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灭九族的勾当”。
所以，《水浒》作者写宋江放晁盖，既是为了表现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也为后来宋江屏晁盖设下了伏笔。故“放”中就伏下了“屏”，并且必然引出“屏”。“放”晁盖只是个幌子，“屏”晁盖，最终搞投降，才是实质。
宋江上山后，《水浒》屏晁盖就突出了。作者竭力渲染宋江“皆备仁义礼智信，兼受九天玄女经”，感动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造成了山寨兴旺景象，无论哪个好汉，只要听说是“山东及时雨”就纳头便拜。一顶顶桂冠直往宋江头上戴，晁盖便相形见绌了。宋江对晁盖虽然口口声声“与哥哥同死共生”，然而动辄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名，自己统率军马，架空晁盖，造成了梁山泊里唯宋公明之命是从的局面。最后，作者又特意让晁盖中箭身亡，在梁山泊排座次的时候，完全把晁盖排挤出一百○八人之外。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唯宋江能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一语道破了《水浒》屏晁盖的用意。晁盖“托胆称王”，不仅仅反贪官，而且还要和皇帝作个对头，所以非屏不可。屏晁盖，实质上就是屏弃了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屏弃了晁盖对梁山的领导权。屏晁盖的目的是为了让宋江上台，把农民革命纳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轨道，接受皇帝的招安。
二
毛主席说：“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江和高俅的阶级地位和宋江同高俅关系的实质。
《水浒》如何处理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矛盾呢？在人物安排上，高俅是个大权在手、声势赫赫的在朝派，宋江却是个飘蓬江湖、混迹绿林的在野派；在情节处理上，则写了宋江先反高俅、后拜高俅的全过程。
宋江反高俅，是因为高俅是贪官，蒙蔽了“至圣至明”的皇帝。同时，还因为高俅堵塞了宋江的官路。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仗着踢得一脚好气球，被当初的“九大王”、后来的徽宗天子看中，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跃居皇朝显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握有重权的一分子。他最大的“奸佞”之处，就是“闭塞贤路”、阻挡忠良向皇帝尽忠。宋江虽然“忠义双全”，但是“三旬之上，功又不成，名又不就”，始终“不得进步”，最后连个小小的押司也当不成，几乎被高俅的同党蔡京害了性命。宋江想做官，高俅不答应，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一个矛盾。宋江上梁山以后，修正了晁盖的路线，树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专等朝廷降诏招安。”高俅却百般阻拦，重兵征剿，企图斩尽杀绝，不让宋江效忠皇帝。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二个矛盾。宋江受了招安，东征西战，成了皇帝镇压农民起义的别动队，满心指望“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高俅却恶言中伤，挑拨离间，最后还瞒着皇帝，毒死宋江。这是作者塑造的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第三个矛盾。这三个矛盾，贯穿了全书的始终，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其实，他们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在朝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拚命排挤、打击在野派。在野的为了在统治集团内部占据一席地位，一心想打倒在朝派，取而代之。这种斗争的实质只是反动阶级内部的“狗打架”而已。《水浒》把高俅作为贪官奸臣来反，为的是歌颂宋江之类的清官忠臣，改变“奸邪到底困忠良”的状况。可见，反贪官正是为了不反皇帝，使皇帝的天下可以稍微太平一些。
高俅在政治上挡了宋江的道，所以《水浒》反高俅。但在第八十回中，作者又安排了宋江拜高俅的情节。当梁山起义军抓住了高俅以后，宋江不仅不杀，反而“纳头便拜”，摇尾乞怜。“反”和“拜”似乎矛盾得很，其实恰恰说明了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九天玄女娘娘所赠的“天言”中不是有所谓“逢高不是凶”吗？宋江和“清官”宿元景固然同气相投，和“贪官”高俅实际上也没有大不了的矛盾——“不是凶”。因为“高俅奸佞虽堪恨”，但比不上农民起义的“大祸”临头。高俅毕竟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本质上是和宋江一样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所以，在消灭梁山这支农民起义队伍时，宋江和高俅尽管各使神通，手法不一，根本点却一致。宋江当时反高俅，是为了效忠皇帝，宋江后来拜高俅，是为了通过高俅，向皇帝乞求“赦罪招安”，同样是为了效忠皇帝。所以“反”与“拜”这一对矛盾，在效忠皇帝这一大前提下统一起来了。后来在血腥镇压方腊起义时，他们更是协同作战，沆瀣一气。从“反”到“拜”，走向了同流合污。
三
从宋江对晁盖的“放”与“屏”和对高俅的
“反”与“拜”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水浒》反对的是农民阶级，歌颂的是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中，《水浒》反对的是所谓贪官，同情的是所谓忠义之士。而目的都是为了不反皇帝，效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核心，是《水浒》全书的主旨。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剖析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可以看出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宋江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号称“宋家村宋大户”，拥有庄园、大小庄客，还有祠堂，至于金银，更是不计其数，宋江本人“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北宋末年，一方面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当时代表一部分要求改革的中小地主利益的王安石变法，首先反对的就是土地兼并；另一方面，货币地租也在逐步发展。《水浒》讲宋家“务农”，有着“偌大一个庄园”，又写他握有大量货币，可见他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十分残酷。“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态度。宋江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封建剥削关系。而皇帝，正是这种关系的总代表，是维护这种关系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化身。因此，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宋江，就必然要忠于皇帝、反对以晁盖为领袖的农民起义、把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引到向皇帝投降的邪路上去。
宋江在经济上固然如此，而所处的政治地位却十分低下，只是郓城县里的一个小押司。所谓“官好做，吏难当”，就是说为官者握有实权，为吏者身不由己。这决定了宋江想获取更大权势的急切心。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重新瓜分赃物的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争夺始终无法止息。特别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的汹涌怒涛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在《水浒》里，便表现为宋江和高俅的斗争。
恩格斯说过，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作者通过塑造宋江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的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愿望，宣扬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不过，在艺术处理上，由于宋江在与高俅斗争的过程中借助了晁盖所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这支革命力量，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非常容易给人以假象。“放”晁盖和“反”高俅就是这种假象。“放”晁盖的假象掩盖了宋江反对农民阶级的实质，“反”高俅的假象又掩盖了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的实质。《水浒》成书以来，这种假象欺骗了不少人。那些“《水浒》歌颂了农民起义”、“表现了官逼民反”的论调，就是没有透过假象看到《水浒》本质的表现。但是，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加以分析，就不难从《水浒》人物关系的艺术处理上看出它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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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江拉卢俊义上山是为了投降
解放军某部 李波安 刘百粤
晁盖中箭身亡，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后，放着曾头市的大仇不报，却千方百计地去赚取卢俊义上山。为此，他甚至不惜动用山寨人马，几番远征，“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
查《水浒》，先后被赚取上山的，有十人之多。其中有的是出于山寨的迫切需要：如会写蔡京字体的萧让，会刻图章的金大坚，会治病的安道全，会使钩镰枪的徐宁等，有的则是与山寨有恩，或者已同山寨的行动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如朱仝、李应、李云、秦明、黄信等。唯独卢俊义，既同山寨没有任何瓜葛，又不是梁山泊急需的人，而且他还是河北大名府的豪强大地主，同梁山起义军“不共戴天”，曾扬言要亲手杀得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被俘上山后，他还口口声声嚎叫“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坚决不肯“入伙”。象这样一个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宋江为什么硬要把他拉上山呢？
宋江要把卢俊义拉上山，完全是出于乞求招安投降的需要。当时，身在水泊心向朝廷的宋江，已经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更加明目张胆地把晁盖与皇帝作对的造反路线篡改为“专待朝廷招安”的投降路线。在各地起义军已经危及朝廷，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宋江很想调和他这派地主同高俅、蔡京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地主之间的斗争，以便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但是，宋江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山东及时雨”，虽在他代表的这一派地主中，颇有影响，但在另一派地主中，却影响甚不佳。要同另一派地主求得谅解，结成同盟，来消灭敢于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强盗”，就必须找一个那派地主中信得过的人上山来作一个首领。在这方面“河北玉麒麟”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卢俊义不仅有“海阔一个家业”，而且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有了这样一个豪门大地主来充当梁山泊首领，是很容易向另一派大地主，特别是地主总头子皇帝转达心曲，便于打通向宋王朝投降的关系，铺平受招安的道路。宋江收罗卢俊义上山，正是出于这种反革命的需要。
为了蛊惑人心，宋江还表演了一场“让贤”的丑剧。他跪拜在大地主卢俊义脚下，诉说着他有三条不如“卢某”。第一，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象；第二，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第三，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有如此才德，正应做山寨之主。其实，所谓相貌、才德之类，都是扯淡，“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才是最重要的。宋江获“宝”大喜之余，有这样一段赞词：“山寨让卢员外领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这段绝妙的自白，岂不是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这位有“权谋”的野心家急于“归顺朝廷”，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以便他日后“官爵升迁”，“尽生光彩”的奴才嘴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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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
中共陕县委员会中心学习组
梁山起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却落了个“宋公明全伙受招安”的败局。这惨痛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实践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梁山起义开始，领导权掌握在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手里，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路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队伍日益壮大。但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极盛时期，为什么会走上覆灭道路呢？就是因为这支队伍的领袖不好，是个投降派，窃取了起义军的领导权。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我们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执行什么路线，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质。路线变了，政权性质也就变了。梁山投降主义路线头子宋江的掌权，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同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搞复辟必然是极力先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我们一些部门和单位的性质吗？因此，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下去，就必须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告诫我们的。正如贫下中农说的：“学理论，评《水浒》，真假革命分清楚；学理论，批宋江，阶级斗争不能忘。”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识别投降派的能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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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宋江诗词批注
靳昭志 田师源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①，那堪配在江州②。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③口。（西江月）
心在山东身在吴④，飘蓬江海谩嗟吁⑤。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⑥不丈夫。
—— 第三十九回
〔注〕①刺文双颊：在发配的犯人脸颊上刺字，以防逃跑。②江州：宋代州名，在今江西九江一带。③浔阳江：江西境内的一段长江，古称浔阳江。④吴：这里指江州，三国时是“吴”的辖境。⑤飘蓬：飘零。谩：同“漫”，徒、空。⑥黄巢：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
〔批〕宋江仗着自己通经史，有权谋，野心勃勃，拚命想挤进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闹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小小的押司地位，本来就是不堪忍受的。不料因杀了阎婆惜，被刺配江州，连押司也做不成了，“求得进步”的路堵死了，“飘蓬江海谩嗟吁”，更加不能忍受，万般无奈，只好喊冤叫屈，发泄牢骚，并且开始另打主意。就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在浔阳楼上，酒后题了这两首诗词。是“反诗”吗？哪里！正象鲁迅在《流氓的变迁》里所说，这不是“叛”，不过想“闹点小乱子”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肉骨头被地主阶级在朝派的一群饱狗抢去了，宋江这条饿狗红了眼，不免向饱狗嚎叫几声。这就是宋江所说的要“报冤仇”，也是他以后打出“反贪官”这块招牌的来由。
宋江立下“凌云志”，决心杀出一条血路来。但请注意，他是要“血染浔阳江口”，而绝不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无法抑制的政治野心驱使他另转念头，要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领导权，捞取一笔政治资本，走曲线忠君求官的道路。宋江确实称得起一个权谋家、投机家。
于是，宋江又飘飘然，凶凶然起来，竟至写出“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话。其实这也并不是说他要造反，而是说要做“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大丈夫”。
从这两首诗词中，绝对看不出宋江的“反”相，恰恰相反，它充分暴露了宋江的奴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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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花石纲和生辰纲
花石纲和生辰纲都叫“纲”，但花石纲是史实，生辰纲却是杜撰。
“纲”的起源相当早，唐玄宗时，江淮转运使刘宴首创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宋徽宗赵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纲的各种不同说法就多起来了，如运税粮的叫“粮饷纲”，从各地直运宫城的叫“直达纲”，专门供奉皇帝挥霍的叫“御前纲”。而花石纲就是宋徽宗最大的一种“御前纲”。
宋徽宗当皇帝的第二年（一一○二年），在苏州、杭州设置“应奉局”，为皇家制造形形色色的器用。这是“花石纲之役”的开始。一一○五年，他任命朱勔主持苏杭应奉局，大规模掠夺奇花异石，“大率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等等。从深山老林到江湖不测之渊，从穷苦农民到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诸道逋员，造巨船二千四百艘”，还不够装运一批花石。
花石纲的耗费“类以亿巨万计”，它迫使广大农民群众丧失家业，鬻卖子女，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起来。正如方腊说：“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不堪。”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东南六州五十二县。花石纲才被迫暂告中断。以欺骗农民阶级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的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刽子手童贯代替宋徽宗下了一道假的“罪己诏”，撤罢了朱勔的官职和苏杭应奉局。但是方腊农民起义军刚一失败，朱勔就复了官，“苏杭应奉局”立即重新开张。更加疯狂的掠夺，变本加厉的剥削，延续到赵佶当皇帝终了。
在众多官绅所修的正史、野史里，尽管多方“为尊者讳”，但还是抹杀不掉宋徽宗是花石纲之役的罪魁祸首。《水浒》写“花石纲”轻轻一笔带过，写“生辰纲”却花了不少篇幅。并且经过精心设计，安放在投降派宋江出场之前，为宋江私放晁盖作铺垫，目的在于着重表现宋江的“义”。《水浒》编撰者不画实物而画影子，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这样，皇帝的罪行不见了，宋徽宗是个“至圣至明”的好皇帝；贪官的罪行突出了，被推到第一线，作了替罪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缩小为个别官吏的贪赃枉法。一场规模浩大，历时二十年之久，象瘟疫一样的大灾难——花石纲，被化为几担过生日的礼物——生辰纲。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本质，也表明《水浒》作者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