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太平天国时期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
蓝大力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阶级搏斗。在这场搏斗中,伴随着“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斗争,在农民革命队伍内部始终存在着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还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旗手。他代表了革命农民的利益,继承了中国古代农民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在斗争的实践中,坚持了农民起义路线,向着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展开勇猛的斗争。混在太平天国内部的以石达开、李秀成为代表的投降派,却推行了一条与农民起义路线相对立的投降主义路线。
从推行投降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到搞分裂活动,最后公开投敌,这是石达开、李秀成投降活动的全过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革命派对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投降派搞投降活动,首先要篡改洪秀全的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
早在驻守安庆的时候,石达开就背叛了农民革命专政。他标榜自己的部队是什么“仁义之师”,对地主阶级讲“宽和”,行“仁政”。敌人赞扬他“易”太平天国“苛制”。所谓“易苛制”,就是变农民革命专政为地主阶级反革命专政。所以,地主分子“颂声大起”,吹嘘他“深得民心”。
李秀成窃踞了苏南、浙江地区的领导权之后,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疯狂地推行了一条“依古制而惠四方”,“宽刑以待万方”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经济上出卖革命人民的利益,对地主阶级妥协投降。在政治上,他悍然违背洪秀全打击“阎罗妖”(封建统治者)的目标,“招降一切”,搜罗和包庇了一帮子地主、反革命分子,让他们篡夺各级政权。清江苏候补知府李文炳、候选丞何英培等混入革命队伍后,李秀成都予重用,授以要职。何英培自供他钻进太平军是为了取得太平军的信任,等待机会,为清王朝效劳。后来,这一伙人都先后叛变降清。苏浙地区不少基层政权依然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在苏州,“耆老”成为乡官;在常熟,地主充任了军帅,土豪担任了师帅;在杭州,清政府的县太爷担任了乡官。在经济上,李秀成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开要农民向地主缴租,甚至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租息局来帮助地主收租。熊万荃到黄埭镇出布告,强迫农民向地主缴租。地主分子气势汹汹地说:“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地主分子的嚣张气焰,活龙活现地刻画了李秀成这个地主阶级代理人的反动嘴脸。李秀成控制地区的一些地方政权还大肆宣扬“剥削有理”的谬论,胡诌什么:“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当时,他们还普遍给土地所有者颁发《田凭》,证明地主的土地“并无假冒”,保证地主“领凭收租”,“以安恒业”,并且把抗租定为“死罪”,公开宣布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浙江石门守将邓光明,给反动地主沈庆余一份《护凭》,对这个反动地主说:如有佃户抗租,“以致不能安业”,你沈庆余“放胆持凭”,前来“控告”,一定要替你“一洗沉冤”。一个《田凭》,一个《护凭》,这两个“凭”就成了李秀成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
李秀成对人民实行残酷专政,对敌人大施“仁政”,受到了地主阶级的赞赏,说什么“革长毛之苛政”。苏州地主替他树了一座石碑,题上四个大字:“民不能忘”。“民”者,地主阶级也。常熟地主也替李秀成立了一块“报恩”牌坊。“报恩”者,报复辟之恩也。
一个封建文人说石达开“易苛制”,另一个封建文人说李秀成“革苛政”,这恰恰供出了石达开和李秀成是一丘之貉。这两个投降派代表人物都篡改了农民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专政。
洪秀全对石达开、李秀成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他觉察石达开在安庆倒行逆施后,就立即把石达开调回天京。他颁布诏令,谴责李秀成一伙镇压农民的罪恶活动,命令他们对人民“勿事压迫”。他痛斥李秀成招降纳叛的罪行,重申要坚决“杀绝妖魔”;他觉察李秀成对革命“不忠”,一度限制过李秀成的行动。
革命需要团结,团结保证胜利。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革命派非常重视太平军内部的团结和统一。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反复教育太平军将士要“一条草(心)”。他提出了两句团结战斗的响亮口号:“同心同力同向前”,“同心同力打江山”。洪秀全还提醒革命战士要警惕敌人“多端诱惑”,决不要“半路差”。太平天国革命初期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遥,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就是在农民革命路线基础上团结战斗的结果。
面对太平天国势如燎原的胜利发展形势,束手无策的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上。一个外国侵略分子曾经说过:“照现在形势看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有之,惟内讧而已。”
投降派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又必然要在组织上搞分裂,破坏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他们的分裂活动,正适应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需要。石达开在安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时候,就把他控制的地区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一八五六年秋,韦昌辉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妄图推翻以洪秀全为领袖的领导核心。天京(南京)军民在洪秀全领导下,“合朝同心讨内奸”,镇压了罪大恶极的阴谋家韦昌辉,粉碎了这场武装复辟政变。石达开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摇身一变,立即打起“勤王”的旗帜,欺骗群众,一度窃取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企图以反革命的另一手,达到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当这一阴谋又被洪秀全识破后,石达开见篡权无望,走上了一条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分裂出走的道路。
一八六○年以后,李秀成篡夺了苏浙广大地区的军政大权,也“分踞一隅以自雄”。他排斥忠于洪秀全革命路线的将领陈玉成、黄文金等,使他们在“江南无立足之地”,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上。苏浙地区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军事上,李秀成公开“逆主之命”,不服从天王的统一指挥和调度。一八六○年,清军围困安庆,天王作出“围魏救赵”的战略决定,命令李秀成与陈玉成配合从长江南北两岸夹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李秀成为了招兵买马,扩大个人的地盘和实力,公然抗拒,迟不进军,破坏了洪秀全的正确决定,导致了安庆保卫战的失败。一八六二年,湘军围困天京,天王命令李秀成从苏州回师夺回失去的雨花台高地。李秀成接到诏书后,竟拒不从命,说什么:“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贻误了解救天京的战机。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革命派,对石达开、李秀成搞分裂的罪恶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洪秀全当面痛斥李秀成有“自图之意”。一八五九年,洪秀全提拔洪仁玕和陈玉成到领导岗位上来,开展了反分裂割据的斗争。根据洪秀全的指示,洪仁玕总结了太平天国团结与分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太平天国后期之所以出现“进寸退尺”的状况,是投降派分裂活动造成的严重恶果。因此,他提出了“一禁朋党之弊”的建议和维护革命统一团结的《立法制喧喻》。陈玉成写信给洪仁玕,对此表示坚决拥护,并提出了制裁分裂活动的严厉措施。洪秀全批准了这些建议,并以太平天国法令形式颁布施行。洪仁玕还写了一系列文献,反复强调军事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
搞分裂是投降派公开投敌的准备步骤。石达开、李秀成闹分裂,搞独立王国,背叛革命,最后公开投敌,这是必然的。
石达开分裂出走后,妄想做“四川王”。一八六○年,他逃跑到广西庆远的时候,把庆远改为“龙兴”,想以此一帆风顺,做起“皇帝”来。广大群众是反对分裂、反对搞独立王国的。被他骗走的太平军将士,识破他的阴谋诡计后,纷纷跟他决裂,重新回到洪秀全的身边。石达开哀叹道:“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逐鹿空劳,天弗从愿”!在四川安顺场,他终于向清朝封建统治者投降,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他恬不知耻地乞求清朝反动皇帝“宏施大度”,不要杀他,“按官授职,量材擢用”,甘愿充当清王朝的忠实奴才。
李秀成在苏浙地区搞独立王国的时候,就策划投敌阴谋了。他纵容心腹李文炳、熊万荃、钱桂仁以及永昌地主团练局董徐佩瑗等,在苏州、常熟一带结成一个通敌的反革命武装集团。他们阴谋在中外反动派进攻的时候,里应外合,颠覆太平天国政权。后来常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主犯之一的钱桂仁被慕王谭绍光扣留在苏州,李秀成利用职权把他包庇下来。苏州守将郜永宽等密谋投敌,李秀成是明明知道的,他不仅不处罪,反而说什么“皆由尔便”。苏浙地区大片土地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敌人。尽管李秀成向清王朝频送“秋波”,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领他的情,李秀成讨了个没趣,无可奈何地说:“因我粤人,无门可投!”但是,李秀成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投降派。正当天京保卫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又指使其妻舅宋永祺向敌人乞降。一八六四年七月,天京沦陷,李秀成终于成为叛徒。他写了一份长达五、六万字的叛徒自白书。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对于我们认识投降派的反动面目是大有用处的。他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恶毒地攻击革命领袖洪秀全“乱天下”,肉麻地吹捧封建统治者,左一声“大清皇上”,右一声“中堂中丞大人”。他说他过去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犯了“罪”,对清王朝表示忏悔。他提出“收降十要”,表示要扑灭太平天国余部“数十万众”,“以赎旧日之罪”。他还向清王朝宣誓:永不“反复变心”,否则就“祈正国法”。李秀成完全成了地主阶级的一条凶恶的鹰犬!
当洪秀全意识到李秀成“变奸”的时候,对李秀成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一八六三年初,常熟叛乱发生后不久,洪秀全便发布诏令,痛斥李秀成一伙“不守正道”、“离开真理”、背叛革命,号召太平军广大将士“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战斗到底,“勿惧妖魔奸谋”。针对李秀成在天京的投敌活动,洪秀全号召军民提高警惕,严防敌人“通奸引诱”。他规定如发现有人进行投降活动,立即“抄斩全家”。天京军民在洪秀全号召下,很快就揭发了李秀成指使宋永祺密谋投敌的罪恶活动。“自此之后,时时有人防备”,对李秀成进行监督,煞住了他在天京城内刮起的投敌妖风。洪秀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使得李秀成公开投敌的阴谋在天京沦陷前没有能够得逞。
在天京保卫战中,农民英雄们顽强地进行战斗,提出了“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战斗口号。他们逐屋争夺,寸土不让,誓与天京共存亡,誓与革命共存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这种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崇高革命气概,真是气壮山河,可歌可泣!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严厉地批判了投降派的叛变罪行。
投降派石达开、李秀成是革命队伍中的蛀虫。他们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给太平天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从内部原因来说,太平天国败就败在这些投降派手里。洪秀全和广大太平天国革命将士对投降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们没有从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认识投降派的本质、特点、危害及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也就不能彻底制止投降派的罪恶活动。太平天国革命最后终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武装镇压下,在革命队伍内部投降派的破坏下,悲壮地失败了。今天,我们揭露历史上投降派的活动规律,“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吸取历史上反投降派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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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元末农民起义和《水浒》的成书
袁思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水浒的故事,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广为流传了,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已经有了水浒故事的梗概。《水浒》之所以到元末明初才成书,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水浒》这部书是元末的社会生活,即元末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元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及其社会基础,直接触犯了《水浒》作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
在这次起义中,农民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决心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渴望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们用“杀尽不平”和“摧富益贫”等革命口号来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于是那些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贱者”、“窭者”的贫苦农民“皆群起趋之”。他们到处打土豪、夺田地。“海内兵变,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一些封建文人视农民起义军为洪水猛兽,惶惶不可终日,象丧家之犬一样,过着“流离播徙”的生活。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封建文人,过去,往来于各大城市,过惯了寄生虫的生活。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寻欢作乐了,不得不“窜身岩石之下,屏迹田野之间。”可是,他们的心却时时思念着金陵(今江苏南京)、钱塘(今浙江杭州)等大都市,“每思金陵及钱塘,恍然如梦寐之所历,心虽系焉,而迹不可复至矣!”他们的处境狼狈,心情忧郁:“日日四山黄雾昏,时时战鼓响江村。愁看春色随流水,那得开怀对玉尊。”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红巾军身上,对红巾军进行了恶毒的咒骂:“磔红头,凿红骨,誓红不同生,灭红倒红窟。”他们把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希望寄托在“官军”身上,但这种希望却总是变成了泡影:“官军望断无消息,独立斜阳首重回。”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的处境是一样的。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集中,元代一些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城市经济更活跃了,杂剧也更繁盛了。钱塘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中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钱塘生活过一段时期,过着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一三五二年七月,彭莹玉率领南方红巾军占领钱塘,劳苦大众群起响应,元朝官吏及封建文人纷纷逃离,罗贯中从此流离奔波于各地,施耐庵也迁居兴化和淮安等地。施耐庵到兴化后,在答顾逖的诗中写道:“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兴化别名)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施耐庵对农民造反所抱的敌对态度。“年荒世乱走天涯”,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逼得施耐庵一类封建文人走东奔西,颠沛流离。“李生黄瓜,民皆无家”,这是元代所流行的一首童谣。“李生黄瓜”,当时被认为是农民造反的“预兆”。施耐庵笔下的“莫教李子结如瓜”,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忍受封建统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起来造反。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曾在金陵、钱塘等大都市生活过的极端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有着共同的情感和政治观点。施耐庵和罗贯中,正是以这种情感和观点来写《水浒》的。
在元末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存在着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元朝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总是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军的,镇压不了就招安,招安不了就镇压。当造反的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立即派出反动军队前往残酷镇压,然而,起义的火焰却越扑越旺,于是,他们又换上一副“牧师”的面孔,用官和禄作为诱饵,使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或钻进农民队伍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接受招安。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元朝统治者为农民造反者树立的两个“化敌为奴”的“样板”。施耐庵和罗贯中对元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十分理解。“怀柔胜征伐”,“招抚是良谋”,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者采用寻找和扶植投降派,从内部攻破农民革命堡垒的反革命策略的赞扬。《水浒》正是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者反革命两手的需要而编撰成书的。这也是作者赞扬和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污蔑和咒骂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及其农民革命路线的根本原因。
刘福通、彭莹玉是北方和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巾军始终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发动起义的时候曾倡言“天下大乱”、“挑动黄河天下反”,指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一三五五年,刘福通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宋政权。一三五七年,在刘福通指挥下,部将毛贵挥师北上,毛贵在战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他们决心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反动统治。彭莹玉在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后,很快就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天完政权。他领导起义群众“杀守令,据城邑”,颇有“天完”压“大元”之势。刘福通和彭莹玉虽然英勇牺牲了,但是他们的斗争精神是永不磨灭的,他们那种在敌人屠刀下不屈服,在敌人腐蚀拉拢面前不动摇的优秀品质,始终鼓舞着革命农民。而封建统治者对他们则恨之入骨,把他们视作“心腹大患”。《水浒》的作者对他们当然也是十分仇视的。
张士诚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他本是泰州的一个盐贩,因为受了元朝军士的“窘辱”才起兵反元的。他起兵反元,并不是为了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获得解放。占领兴化后,元朝派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招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一副叛徒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但是,由于双方讨价还价没有成交,他又起兵反元。一三五七年,张士诚再次投降元朝,官封太尉。这伙叛徒长期盘踞苏州,生活上骄奢淫佚,“无不志在良田美宅”,政治上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因而完全堕落成为一伙新地主阶级分子。一三六三年,张士诚派遣军队围攻北方红巾军宋政权的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农民领袖刘福通,充当了元朝统治者可耻的帮凶。张士诚堕落为封建统治者的鹰犬,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赞赏和欢迎的,元朝统治者给他高官厚禄,甚至“有官资者多趋附之”,一些封建文人也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为张士诚所重用。兴化地区民间流传,施耐庵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清人顾苓《塔影园集》记载,罗贯中也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丑恶表演,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也很符合施耐庵和罗贯中在《水浒》里所要塑造的投降派典型宋江的形象。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施耐庵和罗贯中把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水浒故事进行了精心的选择、摒弃和篡改,编撰了这部既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又是向农民起义领袖“讽谏”的小说——《水浒》。他们全盘继承了水浒故事中的消极东西,蓄意地“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昏庸无能、荒淫无耻的宋徽宗描绘成“至圣至明”的君主,对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极尽污蔑之能事,把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捧上了天。这一切,都是作者为加强当时封建统治服务的。对于方腊式的红巾军和宋江式的张士诚,《水浒》的作者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他们所赞赏的就是宋江这类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不爱黄金爱宋江”,确切地说,这是作者通过张叔夜的嘴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作者用宋江“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的结局去腐蚀和毒害广大群众,妄图达到破革命人民“心中贼”的目的,欺骗当时和以后的革命农民放下武器,走宋江投降主义的道路,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作者把自己的这种反动观点渗透在《水浒》这部文艺作品中,对广大群众起了更大的毒害作用。
《水浒》成书后,明清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曾对它作了一些修改和评点,尽管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策略上的分歧,有这样和那样的修改和评点,但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在封建社会里是被“世人视若官书”的。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部书“惟以招安为心”,“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所以他们常常把它拿来作为一把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的“软刀子”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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