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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儒侠合一的投降派宋江
  刘大杰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是个儒侠合一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作为两个流派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那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儒和侠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乱法”、“犯禁”,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效劳,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所以韩非说他们是两条危险的蛀虫。生活在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其实他所写的游侠,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不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救”所“振”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或那一派。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
到了唐朝,许多具有非儒思想的诗人,往往向往游侠,表示对儒生的轻蔑。李白的《侠客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非儒是对的,但是颂侠是错的。中唐以降,政治日益混乱,宦官当权,藩镇割据,形成朝廷与地方以及藩镇与藩镇的对立,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侠士之风,一时称盛。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被刺,都是出于藩镇和宦官的主使。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许多以游侠为题材的侠义小说。其中如红线、聂隐娘、昆伦奴等男女侠客,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或为藩镇效劳,或为贵公子卖命,但无一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从历史上看,儒和侠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孔子之徒中,有人也具有“侠”的作风,二者又可以结合。说得早一些,子路就是儒中之侠。《汉书·游侠传》云:“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子路)……,死而不悔也”。可见前汉游侠是把子路也作为游侠的祖宗来推尊的。子路的特征是,文可以读经,宣传孔丘之道;武可以用剑,“杀身成名,死而不悔”,具有文武双全的“本领”。可是汉代的游侠和晚唐的侠客,只能传其后者,不能传其前者,儒和侠还是分开了。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再把子路之流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儒和武侠的结合上,成为儒、侠合一的人物形象。
《水浒》中的宋江家有庄园,有“大小庄客”,“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自幼曾攻经史”,“幼读经书明礼义”;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的最高信念,是要为皇帝尽忠,要为父亲尽孝,要做一个“全忠全孝”、“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徒;从而争取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他这样的儒徒,不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造反、要起义,而且他对于造反、起义是坚决反对,是深恶痛绝的。晁盖劫了生辰纲,他说是犯了“迷天大罪”;伤了何观察,活捉黄安,他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他杀了阎婆惜,情愿刺配江州。在路上被晁盖救上梁山,劝他留在山上。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连戴在自己颈上的枷锁,也不许人动,说这是“国家法度”。在这些地方,充分暴露出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奴才,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水浒》中的宋江是董仲舒的忠实信徒。笃信“天命”这一点,儒和侠是共同的。《水浒》的作者非常着力地描写和赞扬了宋江利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活动。《水浒》中,九天玄女的“法旨”,假造童谣,石碣天书以至最后的“神聚蓼儿洼”,无一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邪说的艺术表演,无一不是神权迷信的蛊惑人心,无一不是为写宋江笃信天命作铺垫。“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宋江宣扬天命主宰一切,用天命来消除阶级的对立关系,用天命来压服梁山泊头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达到他叛卖革命的目的。
《水浒》中的宋江又是作者按照程、朱理学的模子塑造的形象。所谓理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天理之学。朱熹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谓天理、天命、天道,等等,都是一个货色,都是借天意神权,来推行孔孟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压迫穷苦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理学家朱熹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认为:天理是正,人欲是邪,也就是说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是正;穷苦人民因为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是属于人欲的,所以是邪。朱熹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集中表现了孔孟之徒的千言万语,就是要表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穷苦劳动人民必须“灭人欲”,甘心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水浒》中九天玄女交给宋江的“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的旗号,就是“替天行理”和“天理昭昭不可诬”的旗号。宋江正是用这一旗号,来同造反派对抗,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晁盖劝他上山,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万万做不得,情愿死在众位手里。刘唐要杀死那两个押送宋江的“公人”时,宋江连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倒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不如我自己死了,立刻抽出刀来准备自刎。在宋江看来,忠孝是天理,造反是人欲,天理万万违反不得。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儒徒,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当然不能成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精通儒道,也能诗词,在封建社会应当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派别倾轧的激烈斗争中,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年已三旬”,仍然是郓城县的一个小押司,“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正道出他这种怨恨的心情。文儒求官的路走不通,他要另谋出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是很懂得这点道理的,于是在江州被救上山以后,决心走造反求官的路。《满江红》词云:“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宋江造反求官的真实自白。请看!宋江跪在宿太尉面前哀求说:“宋江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又向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又宋江听到朝廷颁降诏书,赦罪招安时,“喜从天降,笑颜逐开”。奴才嘴脸何等鲜明;孔孟之道,表现得又是何等露骨。
宋江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在革命旗号的掩护下,走投降、受招安的道路,正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梁山起义军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有强大的力量,时时阻碍宋江投降路线的推行。李逵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意味着打倒赵宋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政治要求。宋江在菊花会上正在听乐和高唱《满江红》词时,李逵首先表示反对投降。宋江在李师师家里搞投降阴谋时,李逵怒气冲天,放火烧房子,并把“香桌椅凳,打得粉碎”。陈太尉第一次来招安时,阮小七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扯得粉碎,并把陈太尉痛打一顿。
在这种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形势下,宋江专以孔孟的“全忠”之道,很难贯彻他的投降路线。于是他不得不借助游侠的“仗义”之道,彼此结合,相辅而行,使他在推行投降路线方面,收到了效果。宋江是文儒,又是武侠。他的文武双全的“本领”,可以说在其祖师爷子路之上。小说中写他:“爱习枪棒,学得多般武艺。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临江仙》词赞他:“济弱扶倾心慷慨”,“疏财仗义更多能”。这不是儒生,而是游侠形象的美化。他用小恩小惠的手段和多般武艺,博得了“豪杰”、“及时雨”、“呼保义”的美名,成为江湖上的巨侠。由于他是一个巨侠,他精通、并且善于运用“超阶级”的“江湖义气”(侠义),来蒙蔽群众,收买人心,夺利争权,招降纳叛,从而培养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小说里所写的“锄暴安良,劫富济贫”,“轻死重义”,“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朝夕相见,死生可同”,“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都是游侠语言,也正是宋江所利用的法宝。他并且通过“歃血誓盟”,把侠义变为法律,成为约束和统治群众的精神武器。在第七十一回里,宋江利用石碣天书,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就对大众宣布:我们“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又说:“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把所谓江湖义气的“侠义”,具体化成为如此可怕的神圣法律,这固然是出于反动统治者的阴谋,但当时的穷苦劳动人民,很不容易认识隐藏在“侠义”美名后面的剥削阶级的骗术实质,往往受到它的利用和毒害。《水浒》中的宋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大搞阴谋诡计,把梁山起义队伍引向了投降道路。这说明“侠义”真是麻醉人民的毒药和杀害人民的软刀子。
所谓“义”,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晁盖由“七星聚义”到“聚义厅”,他所讲的“义”,是要聚农民起义的“义”,是要聚“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义,是要推行农民起义路线。他对众人说过:“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所以他的“大义”是正义的,得到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拥护。在他的领导下,梁山起义事业形势大好。由几个头领发展到八十多个,由几百士兵,发展到几千军马,把宋朝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宋江夺取领导权以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实际就是用投降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忠”是忠君,“义”是侠义。忠是纲领,义是手段,义是为忠服务的。儒家也讲义,但《水浒》中的义,主要讲的是游侠的江湖义气。“忠义堂”的出现,正是儒、侠结合的象征。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再把“侠义”骗术变成军法,于是放手推行投降路线,作为求官的工具。他为了接受招安,对腐朽的朝廷极尽其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能事;对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人们,则利诱、威逼,软硬兼施,甚至假装酒醉,以砍头威胁李逵。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诺言了。就这样,宋江终于成为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把梁山农民起义军,改变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武装,自称“天兵”,扬威耀武,替反动统治者效劳。他对待方腊起义军的将领士兵,不是剖腹,就是剜心,这是何等毒辣与残暴!“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就是他的“替天行道”的实质。九天玄女降给宋江的法旨,是全忠和仗义。第五十五回诗云:“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这正表明儒、侠精神的结合。鲁迅指出:《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可以说是宋江的徒子徒孙。
儒和侠,韩非看作是两蠹,儒、侠合一,就会成为一条更大的蠹。宋江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终于葬送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事业,做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做的事,起了童贯、高俅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受到了深刻教育。这不仅对于我今后的文学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我也有一定的提高。《水浒》确实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说,宋江确实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我一定要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很光荣的,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改造世界观的优越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把立足点真正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充分认识到: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前途,否则就要犯错误。


第2版()
专栏:

  “黑三郎”与“中山狼”
  解放军某部 胡世宗
读了《水浒》关于宋江的文字,不由得想到《东郭先生》里的“中山狼”。“黑三郎”宋江,被梁山起义军救全性命之后,玩弄权术篡夺梁山泊的领导权,反转身来又用投降主义路线,吞噬了梁山起义军。他同那只在蒙蔽了东郭先生得以躲过大难之后,又猖狂起来、张着血盆大口要吃掉东郭先生的中山狼,不是很相似吗?
宋江本是残酷压榨、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群狼”中的一只。他“学儒”、“攻经”,一心只想为封建统治者建功立业,这就是他所谓的“凌云志”。这个“黑三郎”,在同高俅等另一批狼的角斗中失利后,飘泊流离,刺配江州,被逼得无路可走,头颅险些被“法度”之刀剁了去。正当他被开刀问斩的时候,梁山泊的起义队伍“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把他救脱了,才使他的小命得以苟延。然而,此人的地主阶级本性是不改的。这个与皇帝——狼头子“本无异心”的“黑三郎”,在晁盖中箭身亡后,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时,他篡改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毁灭了整个梁山起义军。在与梁山起义军“本是同根生”的方腊起义军面前,“黑三郎”杀气腾腾地叫嚣:“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在帮原洞战役中,“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你看,这只缓过气儿来的“中山狼”是何等凶残!
“黑三郎”也有不同于“中山狼”之处。“中山狼”吃人是张着血盆大口,而“黑三郎”吃人却是一面张着血口,一面还滴着“忠义”的眼泪。宋江不仅用“御赐鸩酒”害死了舍生忘死救他性命的李逵,而且用“忠义”的“鸩酒”,把整个梁山起义军坑害殆尽!“黑三郎”这一招儿,确实是高于“中山狼”的。
“中山狼”虽然一时骗过了东郭先生,但最后还是被农夫和觉醒了的东郭“操刃共殪”了,故事以农民的胜利、狼的失败而告终;而《水浒》却美化了宋江,歌颂了“狼”的胜利。梁山起义军——那些农夫和东郭们,于不知不觉中,全部落入了恶狼的血盆大口!当我们读到八十二回,看到“黑三郎”打着“顺天”、“护国”两面降旗,率梁山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受“天子”和“文武百官”检阅,宋徽宗“喜动龙颜,心中大悦”时,是多么愤慨,多么痛心呵!“黑三郎”终于把这支农民起义军“吃”掉了。《水浒》作者是以欣赏的眼光、赞美的语调,来描写这个场面的。
从这两部作品的不同结局,可以看出,两部作品的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立脚点。《东郭先生》的故事,使人们擦亮眼睛,警惕中山狼一类以假象蒙骗人。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农夫这一面的。而《水浒》却着意美化宋江,歌颂了骗人、吃人的豺狼。作者的立场显然是站在了“狼”那一面。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深批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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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吉林大学学员 王琦 解放军某部战士 白鸿
《水浒》第七十一回,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以前的《水浒》评论者,把这段骈文,看作是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言书。这样一说,充满了尖锐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的梁山泊,竟成了理想的大同世界。事实真是这样么?否!这决不是“农民革命思想”的描绘,而是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所谓“忠诚信义并无差”,这是用“超阶级”的道德观来否认意识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生活环境、遭遇的不同,阶级地位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基础不同。《水浒》中一百零八人虽然都上了梁山,但他们上山的动机和目的是大相径庭的。李逵、三阮这些人,他们起义是为了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改变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与此相反,“潜身水泊”的宋江,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以及被拉上山的朝廷命官,这帮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他们上山,是为了恢复、加强或提高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地位,他们不反皇帝,忠于皇帝。可见,在起义军内部,思想是千差万别的。这段骈文却宣扬什么“忠诚信义并无差”,企图用“忠义”把各个阶级的不同思想统一起来,否认各种思想的阶级烙印,它宣扬的恰恰是阶级调和论。
所谓“一般儿哥弟称呼”,是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抹煞人的阶级性。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决定了社会必然分为地主、农民两大对立阶级,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纯属阶级关系。《水浒》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过的:“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宋江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和“猎户渔人”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对前者,低声下气,动辄跪拜;对后者,动辄斥骂,甚至要杀头。宋江是地主阶级分子,他不可能真正同李逵等下层人民建立兄弟关系。宋江和李逵,属于两个不同的对立阶级,他们之间血淋淋的阶级关系,用“一般儿哥弟称呼”是掩盖不了的。然而,这段骈文大讲江湖中的“兄弟”关系,从根本上抹煞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否定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阶级所宣扬的人性论。
既然农民和地主可以在一起称兄道弟,“酒筵欢乐”,那么梁山农民起义军同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也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既然如此,皇帝“赦罪招安”起义军,起义军投降受招安,也就合情合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骈文的最后一句是:“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见百二十回本),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啸聚山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在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休言啸聚山林”,歪曲农民的阶级斗争,并把农民起义引向“瞻依廊庙”即效忠皇帝——这正是作者写《水浒》的反动的用心所在。
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贯伎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者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必然要捡起阶级调和论这个破烂武器,古往今来,没有例外。宋江是这样,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批判《水浒》中的阶级调和论,对于识别投降派,认识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是极有帮助的。(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某部通讯连干部和战士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判林彪搞投降主义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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