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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浒》与农民革命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叶桂生 诸葛计
《水浒》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过去，一些评论文章把它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史诗”、“农民革命的经典”、“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等等。在当前开展的《水浒》评论中，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水浒》与农民革命的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认识。
一《水浒》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吗？不是，它是对农民革命的反动。它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是一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降派——宋江的形象，宣扬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它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对农民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集中地表现为反对皇帝的斗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反皇帝的第一幕。此后，农民起义代代相承，此伏彼起。象北宋末年浙江睦州人方腊领导农民起义，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并豪迈地提出了“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远大抱负，表现了推翻以宋徽宗为头子的封建王朝的坚定决心。历代的封建王朝正是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一个个相继崩溃覆亡的。
《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农民阶级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其核心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要为皇帝尽忠效力。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围绕着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阶级的拚死搏斗中，《水浒》恰恰是顽固地站在封建王权的一边。
封建制度是广大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因此，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就成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唐末农民起义就提出过“均平”的理想。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等就更明确地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军的宗旨。他们的斗争不断地给予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水浒》却与农民革命背道而驰。它宣扬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不是反对封建制度。
政治和经济战线上两个阶级的搏斗也必然反映到思想战线上来。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宋儒大倡理学，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妄图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遏制任何反抗和革命的发生。然而，不堪忍受奴役和剥削的农民冲决了理学的牢笼，起来造反了。他们反对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等一系列革命口号，无疑都是对反动理学最强有力的批判。
《水浒》在这场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同样是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宋江诬蔑晁盖领导的农民革命行动是“上逆天理”、“不忠不孝”。上梁山后，他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腐蚀梁山起义军，引导他们去为地主阶级“尽忠报国”。晁盖等人踢开宋儒理学的思想羁绊，开创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宋江却又运用宋儒理学作武器扼杀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是对农民革命反理学斗争的反攻倒算。二
《水浒》是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不是！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地主阶级对付农民革命的反动教科书。
整个《水浒》的情节，主要是围绕宋江的活动展开的。它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宋江这个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如何一步步地篡夺了领导权，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正”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招安的投降路线，从而彻底叛卖了这支革命队伍，把农民起义引进了失败的死胡同。
《水浒》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立了一个采用从内部来瓦解农民革命运动的标本，是一部为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从起义队伍中寻找代理人、行其“笼络驾驭之术”的教科书。不过，它并不是以什么“策对”、“奏疏”、“呈札”等形式出现的，而是“特不明言其所以然，仅从诡谲当中，尽力描写，以待斯人自悟”罢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水浒》作者的苦心用意，当然是能为地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所领悟的。所以，它一出笼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明人杨定见在《水浒全传小引》中，不是说有的人一见到它便高兴得发狂，“欣然如获至宝”，极力要扩大它的影响吗？明人胡应麟还说：“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真是被当作时时加以诵读的经典了。另据清人周亮工说，《续文献通考》的作者还正式把《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清代，针对明崇祯十五年曾一度下令禁毁《水浒》，有的人就出来为之辩护，大声疾呼：《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可也。”
正是在地主阶级这样一片狂热的喝采声中，各种版本的《水浒》便纷纷出笼了。仅就明代而言，除了民间的书坊大量刻印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世袭贵族武定侯郭勋的翻刻。甚至连明朝都察院也把它作为官书刊行于世。郭勋是明初武定侯郭英的后代，是个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监察机关。他们都来竞相传刻《水浒》，足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对此书之热衷了。
至于《水浒》所塑造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宋江形象，更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推崇，为“当世尚之”。除了一些大官僚们都“喜听人说宋江”外，据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当时的扬子、济宁等地，即现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不少地方都立有宋江的庙，受到地主阶级的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的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水浒》确也曾为地主阶级中另一些人所切齿咒骂，说它“坏人心术”，是“诲盗”之书，甚至遭到禁毁和砍削。引起这种纠葛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对待农民革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水浒》所采用的“春秋”笔法，“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昏庸至极的家伙，一时没有悟出这部书的妙用，把一部旨在瓦解、镇压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当成了危及他们统治地位的书，所以，对它大骂、大禁、大砍。
所谓“诲盗”之说，清朝就有人作过解释，指出“世以耐庵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安，为天下害”；反之，“盗而受诲”，则可以“肃清天下”。这番议论，在地主阶级中较之疾呼《水浒》是“坏人心术”的那些昏庸之辈，确实有几分见地。《水浒》的“诲盗”，是要人做宋江这样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把农民起义队伍拉上受招安、“替天行道”的邪路。
在封建社会中，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有农民的反抗和斗争。尤其是当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的时候，更是“盗贼遍野”，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当这种时候，施耐庵等人炮制出《水浒》这种“诲盗”的教科书，不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吗？
三《水浒》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吗？不是，它是农民革命的腐蚀剂。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要害就是宣扬投降。充斥全书的是宋江“专等朝廷招安”等投降主义论调。它不厌其详着力描写的，也是宋江如何不择手段地多方乞求封建统治阶级的“慈悯”、“救拔”、“赦宥重罪”，终于得到了“一道招安赦书”。书的后半部还特地安排了宋江打方腊的情节，用方腊坚持革命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来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让宋江踏着革命人民的尸骨所筑就的阶梯往上爬。可以说，一部《水浒》的主题歌就是：投降好，投降可以“官爵升迁”、“青史留名”；革命不好，革命要遭到“斩首”、“割腹”、“剜心”、“灭九族”。
这样一部反对革命，宣扬投降主义，为一切叛徒、投降派提供成套乞降经验的小说，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的“经典”呢？
事实恰恰相反。《水浒》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腐蚀剂。它出笼之后，曾经对明、清两代的农民革命起了严重的瓦解和腐蚀作用，影响极其恶劣。明末李青山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李自成、张献忠掀起农民起义高潮的影响下，李青山在梁山地区发动起义。这支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活动于兖州、沂州等地，多次进攻兖州等重要城镇，“破城焚漕”，使得南北大运河“咽喉梗塞”。这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主力农民军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配合。可是，由于李青山等人受《水浒》的影响太深，不仅学习它“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而且还学习它“如何讲招安”，这就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李青山等，在混进内部来的“东平州诸生”王邻臣的怂恿下，接受了招安。他们以为明朝统治者会象《水浒》中宋徽宗对宋江等人一样，给自己一官半职。当李青山被敌人作为“献俘”解到京师时，还幻想着得到赦免封官，对皇帝高叫：“许我做官，乃缚我耶”！结果被封建统治者杀了头。这样的例子难道还不充分说明《水浒》的毒害之深吗？
《水浒》竭力宣扬投降可以博取宋江那样“衣锦还乡”的荣耀，获得“忠义之士”的美名，甚至死后还为之立庙，受到“年年享祭，万民顶礼”等等。这套铺张渲染，颇能打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刘国能、高杰、李万庆等都是最早跟随李自成、张献忠从陕北起义的，后来都先后投降了明朝统治者，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和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刘国能投降的时候向明朝招降者表白：“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这与宋江见到宋徽宗时所说的“臣乃鄙猥小吏，……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臣披肝沥胆，……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何其相似！清代有个叫顾苓的人说：在《水浒》成书三百年之后，有高杰等人，“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可以说，“始于盗贼，归于忠义”这八个字，概括了农民起义军内部少数人，在《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蜕化变质的过程。
《水浒》对农民革命的腐蚀作用，还在于它通过宋江所走的道路，把“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仕途捷径具体化了。所以，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投机分子，在农民革命起来的时候，也学走宋江的道路——混到农民革命队伍去进行投机，破坏农民革命。在这方面，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石达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他酷爱《水浒》，是宋江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所作所为，与宋江如出一辙。石达开“家本富饶”，当过永安州书吏，因不得志而投入太平军队伍。进来之后，他对洪秀全的思想和路线“不甚付会”，极力改变它。他平日和宋江一样，“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当他掌握相当一部分权力之后，便乘韦昌辉叛乱使革命遭到挫折、革命形势开始逆转之机，跳出来与洪秀全对抗，公然裹胁十数万太平军战士，走上了一条分裂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分裂主义者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战士识破了石达开搞分裂、搞投降的可耻面目，纷纷回到洪秀全的旗帜下来，使他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现出了原形，无耻地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了。他在乞降书中向清政府提出对他的部下要“按官授职，量材擢用”，这和宋江为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不是一个腔调吗？
在当前对《水浒》的评论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批判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同时，我们要用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指示来指导农民革命战争的研究工作，批判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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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派上台的教训
解放军某部 纪军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第一把手。宋江上台，就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是一种什么情景？那就是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
宋江这个叛徒，被《水浒》作者描绘成一个仁爱忠厚的慈悲菩萨，甚至连燕青射死几只大雁他都要发出一番“岂忍害之”的叹息。可是，当他投降后，马上露出了杀人不眨眼的凶相，充当了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替宋王朝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个无耻叛徒亲自向朝廷请战，“情愿请兵，前去征进”方腊起义军。于是，他当上了征讨方腊的“正先锋”。他在亲领“圣旨”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调拨战船，传令军马头领整顿箭炮，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恶狠狠地向方腊起义军扑去，加以野蛮的残杀。仅最后帮源洞一仗，就“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此时，宋江一反过去在梁山宽待被俘的朝廷将领的常态，将抓到的农民起义军“剖腹剜心”，把农民起义领袖方腊，送给朝廷，绑赴“东京市曹上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真是凶残至极！
宋江的反革命一生，从反面告诉人们，搞修正主义的人，必然搞投降主义；实现投降以后，又总是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镇压革命人民群众。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坚持反修防修，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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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看宋江的修正主义
洪城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搞修正主义，其政治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剖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宋江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
《水浒》为了美化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路线，也写了晁盖、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反抗朝廷，打击官吏的活动，作为反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些被作者贬低的人物所表现的正是起义农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李逵、阮氏三兄弟等人，出身贫苦，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最深重。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把他们逼上了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对当时的广大农民来说，要掀翻北宋王朝的“吃人筵席”，不仅要扫荡封建官吏、土豪劣绅，而且还必须将斗争矛头对准“大宋皇帝”。李逵就响亮地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声。这说明，在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存在着一条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豪言壮语，就是这条革命路线的概括。
宋江却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幡，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主张对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进行修正。宋江始终认为，“当朝天子”宋徽宗是个“至圣至明”的“有道明君”，只是因为高俅、蔡京一伙权奸陷害“忠良”，闭塞贤路，鱼肉百姓，搜刮民财，致使江湖鼎沸，民变蜂起。他在梁山上，整日不厌其烦地散布什么大宋天子“爱民如恐不及”。他的宗旨，就是剪除贪官，维护皇帝的统治。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不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恰恰是地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所需要的。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是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人格化。各级官吏都是皇帝所分设，他们的权力是皇帝所赐予。皇帝与全国各级官吏、地主绅士上下串连、互相勾结，结成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统治网。“贪官”则是这个统治网的组成部分，是皇帝姑息纵容的党羽和爪牙。就拿《水浒》所说的贪官高俅来说，他原来是个流氓无赖，只因善于踢球逢迎，被宋徽宗看中，不到半年，竟被抬举为“殿帅府太尉”，以皇帝为靠山，飞扬跋扈，无恶不作。《水浒》中出现的贪官，大都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本身就是皇亲国戚。如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江州知府蔡德章，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等等。因此，农民起义仅仅反对直接统治他们的大小官吏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打倒作为封建政体首脑和一切官吏、士绅总后台的皇帝。否则，即使暂时除掉了一些官吏，也必然会有另一批官吏来代替，而“赵官家”的“江山社稷”却依旧安然无恙。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的是“替天行道”、整饬吏治、重振朝纲，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专政。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完全适应了北宋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招降政策。其最后的归宿，必然是投降受招安。
征剿与招抚，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究竟采用那手策略来消灭梁山农民起义军，宋朝地主阶级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吵。主剿派曾一度得势，于是，呼延灼进犯于前；关胜“围剿”于后；乃至童贯、高俅亲兴问罪之师。但接连损兵折将，宠臣名将也大都作了俘虏。由于征剿次次破产，阶级斗争空前激化，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难以镇压下去，北宋统治阶级便把“招抚”政策提到日程上来。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本来就是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以“建功立业”、“尽忠报国”。此时，他便越发积极地配合朝廷的招安政策，加紧在革命队伍内进行叛卖和乞降活动。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接受招安，拜倒在宋徽宗脚下，直至去镇压方腊起义，这就是宋江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的全过程。可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十分符合统治阶级招降政策的需要。
钻入革命队伍之中，篡改、修正革命阶级的政治路线，使之成为符合反动阶级利益的东西，最后叛卖革命事业，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宋江，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偷换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结果，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被阉割成了地主阶级可以接受的修正主义路线，农民革命斗争被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一支本来是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队伍也演变成替皇帝镇压农民起义的御林军。宋江在革命队伍中，打着“革命”的旗号，干了高俅之流所干不了的叛卖革命的勾当，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应和走狗。
宋江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来篡改农民革命路线的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凡是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篡改和修正革命路线的实质，从而改变革命的性质，最后葬送革命。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复杂的斗争中学会辨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