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阳光灿烂照苗山
——京剧《苗岭风雷》观后
辛文彤
贵州省贵阳市京剧团创作并演出的京剧
《苗岭风雷》，通过描写解放初期我人民解放军某部与苗族人民一道，剿灭残匪，解放苗岭的战斗生活，赞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讴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苗岭风雷》（以下简称《苗》剧），通过典型化的矛盾冲突和生动的故事情节，较好地塑造人物，展现主题。剧中设置了两条矛盾线：一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剿匪部队指挥长龙岩松为代表的汉、苗族革命军民与国民党特务分子蒋士望、苗族反动统治者龙勒山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矛盾斗争，这是全剧的主线；一是龙岩松与被蒙蔽的苗族群众领袖腊梅的矛盾斗争，这是全剧的副线。两条矛盾线联系紧密，相辅相成，构成了复杂纷纭的斗争生活场景，为揭示全剧的主题、塑造龙岩松的英雄形象，提供了广阔天地。
龙岩松与龙勒山之流的矛盾斗争，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龙岩松的父亲因不甘阶级压迫，奋起反抗，被龙勒山杀害；一九三五年，龙岩松因给红军带路，几乎被龙勒山丢进了蟒洞；一九五○年，蒋龙匪帮为了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又把龙岩松的妹妹腊梅强行抓走。龙岩松与蒋龙匪帮之间，是有世代冤仇的阶级对立关系。这次，龙岩松带领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进山剿匪，正是要推翻蒋、龙匪帮的反革命专政，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苗族人民，巩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红色政权。这一行动，代表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利益。蒋、龙匪帮相互勾结，盘踞山寨，设置了所谓“苗岭屏障”，妄图在西南建立反动基地，与新中国红色政权长期为敌，阴谋变天复辟，是违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苗》剧在表现这一矛盾时，把它放在一九五○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的广阔背景中去展现，就比较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矛盾的实质。剧中，蒋、龙匪帮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的前进，由蒋士望幕后操纵，龙勒山公开出面，对龙岩松大讲什么“同山又同水”、都是苗家人；说什么只要“汉军不过境，汉马不入山”，就与龙岩松一起“共管苗山”，妄图用汉、苗之间的所谓民族矛盾掩盖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龙勒山口口声声讲：“我是苗家他是汉，我们从来不相攀”，可实际上，他攀的正是蒋士望这样的国民党汉族反动分子，在蒋士望的指使下，他们拿出了历代反动派惯用的一手，在民族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胁迫苗族群众在阵前摆下“人墙”，引诱我军开枪，妄图挑起民族争端；他们派遣爪牙火烧龙家寨、枪杀龙大妈，嫁祸我军，煽动民族间的对立情绪。蒋、龙匪帮自以为拿出了这一手，苗族群众“弓就会向共军张，箭向共军放”，他们就可以在汉、苗民族矛盾的掩盖下，经营他们的反动巢穴。《苗》剧通过对主要矛盾的描写，使我们看清：龙岩松与蒋、龙匪帮之间的斗争，决不是什么汉、苗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是汉、苗族革命人民与他们的共同阶级敌人——蒋、龙匪帮的阶级斗争。敌人在民族问题上大作文章，无非是用民族矛盾来抹煞和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所谓民族矛盾，正是反动统治者一手造成的，是由反动派的反动政治目的和策略需要而决定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苗岭风雷》着力阐述的正是这一伟大真理。
龙岩松与腊梅等受蒙蔽的苗族群众的矛盾，是从另一个侧面深化主题的。剧中的腊梅是一个饱受剥削、敢于反抗的苗族群众领袖。在蒋、龙匪帮的蒙蔽下，她误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杀人、放火的“客家军”，向龙岩松等战士射出了表示绝交、相斗的利箭，还带领部分群众起盟议榔、抵抗“客家军”。这样，能不能教育、团结腊梅这样的受蒙蔽的苗族同胞，就成了解放军能否进军苗岭、顺利剿匪的关键一环。我们看到，龙岩松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面对这种复杂情况，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区分敌、我、友，分清阶级阵线，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少数敌人，取得节节胜利。见到腊梅射来的那支绑着辣椒、火炭的利箭，龙岩松马上觉察到，这是“残匪欺骗群众，破坏军民关系的”征兆，立即动员广大战士去做群众工作。他满怀阶级深情，背着满筐的糯米团，踏遍荒山野岭，到深山密林中去寻访亲人；他手捧芦笙，高唱苗家山歌，用对歌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亲人。“芦笙传送阶级情，山歌唱出心里音”，广大苗族同胞终于从龙岩松等战士的实际行动中，了解了我军的本质和宗旨，认清了眼前的军队正是当年的红军，是他们日夜盼望的亲人，从敌视、怀疑、观望的态度转变为热烈欢迎与积极支持。在议榔台上，龙岩松用“亲不亲阶级分”的革命道理开导腊梅，尖锐地指出“民族间旧隔阂遮住了你的双眼，分亲仇必须要找到那阶级根源”。龙岩松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擦亮了腊梅等苗族群众的眼睛，使他们认出了苗山上的乌鸦和凤凰，分清了敌我。最后，腊梅这个起盟议榔的带头人成了苗岭民兵队的领导者。广大苗族群众团结在人民解放军周围，发出了“军民团结心向党，清匪反霸杀狼豺”的战斗誓言，把敌人希望他们射向亲人的弓箭，对准了万恶的蒋、龙匪帮。戏的结尾，呈现了汉、苗军民团结战斗，一举全歼残匪的动人情景。苗岭解放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灿烂光辉，照耀着焕然一新的苗家山寨，照耀着苗族人民的心田。
《苗》剧通过历史的回溯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苗族人民世世代代造反，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功？龙岩松带领汉、苗军民解放苗岭靠的又是什么？剧本回答了这一问题：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党的民族政策，靠的是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事实说明：在各族人民翻身求解放，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民族团结，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是一部文艺作品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苗》剧在北京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还因为它努力使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这个戏在运用京剧艺术形式表现当代少数民族斗争生活时，力求时代特点、民族特点与京剧特点的有机结合，不论是语言、音乐、舞蹈、舞台美术以及服装、道具，都力求做到这一点。“破雾对歌”一场，是这三者结合得较好的一场戏。具有时代特点的矛盾冲突，在强烈民族特点的具体场景下展开，又通过“对歌”这种具有苗族民间传统色彩的斗争方式得以表现。“对歌”的几个唱段，既保持了京剧音乐的特色，又吸收了苗族民歌的特长，别具一格，使这一场戏声情并茂，富有诗意，生活气息很浓，充满了抒情色彩，较好地突出了龙岩松对苗族人民的阶级深情，突出了军民团结战斗的革命情谊。
看了《苗岭风雷》，不禁使我们回忆起去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京剧团来京演出过的京剧《瑶山春》。这两出戏都是反映解放初期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也都不失为比较好的京剧。但我们注意到两出戏都设计了这样一个相近似的情节，即都设计并表现了主要英雄人物与少数民族群众领袖的矛盾，对立面的双方，或是结义兄弟，或是兄妹，这样的人物关系，固然便于安排故事情节，造成一定的戏剧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告诉我们，民族与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的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还是阶级关系。因此，过于强调亲友之情，不能不使情节的发展、矛盾的解决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对于深化主题是不利的。我们以为，这是表现这类题材的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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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欢迎这样的小戏
北京大兴县红星公社文艺评论组
参加全国文艺汇演的山东省小戏演出队，曾来到我们大兴县，为广大贫下中农演出了几场精彩的小戏，其中有吕剧《半边天》、《支农晨曲》、《管得好》和莱芜梆子《三定桩》。这几个小戏，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现的新气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先进人物形象。其中，有坚决与传统观念决裂，批判男尊女卑错误思想，带领广大妇女大干社会主义的妇女队长常金凤；有一心为公，为“大打矿山之仗”多做贡献的老贫农陈大爷；有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的支农尖兵张兰；有坚持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团结广大师生沿着五·七道路胜利前进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组长张奶奶。这些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写得比较好，演得比较活，令人久久难忘。
吕剧《半边天》，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它说的是，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妇女队长常金凤带领广大妇女群众，砸烂孔孟之道的精神锁链，焕发革命干劲，掀起了一个扩种水稻的生产高潮。可是，却遇到了生产队长刘建德的阻拦。在刘建德的眼里，妇女只能“敲敲边鼓，打打帮锤，不能扛大梁”，他听信了风言风语，对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不问青红皂白，就横加指责。这时，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老四”也乘机拉妇女去做绣花私活，从中捞取外快。在这种情况下，常金凤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了群众，帮助了同志。她一方面引导刘建德想当年，看现在，用广大妇女在学大寨、改山河的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来教育他；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轻视妇女是孔孟之道的流毒，这种思想要不得，“不是妇女天生矮，眼低才把人看矬。”最后，又发动妇女勇敢地和生产队长展开插秧竞赛，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刘建德，使他不由得发出“怪不得敢顶半边天，妇女们真是不简单”的赞叹。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主题思想。
莱芜梆子《三定桩》，则是通过老贫农陈大爷以主人翁的态度，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为大打矿山之仗铺轨让路、带头搬迁的动人事迹，热情歌颂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思想和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这几个小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一些场面和细节描写幽默风趣，引人入胜，颇受广大群众欢迎。如吕剧《半边天》中群众插秧的几次过场，本来动作很简单，场面也有重复，但由于使歌与舞巧妙地结合，并着眼于用舞蹈语汇揭示人物心理，使这几次过场，载歌载舞，别开生面，动作虽简单而不显平淡，场面虽重复而又觉新鲜，把“人来人往织锦缎，你追我赶满坡欢”的热烈景象很好地表达出来了。莱芜梆子《三定桩》的情节安排很巧妙，陈大娘先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后又受富裕中农的挑拨，两次拔桩，陈大爷说服老伴三次定桩，整个过程演来流畅自如而又紧凑，老两口你来我往，对答风趣，情节描写比较细腻，语言也比较幽默简炼，生活气息很浓，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样的小戏，人物不多，时间不长，而又反映了当前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意义，能够发挥很大的战斗作用，很适合到基层演出。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非常欢迎这样的小戏，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小戏出现。（附图片）
山东省吕剧团演出的《半边天》剧照：妇女队长常金凤带领妇女们和生产队长刘建德展开插秧竞赛，用活生生的事实纠正了他轻视妇女的思想。
山东省吕剧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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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风暴雨起长虹
——评话剧《大江飞虹》
何永康 王新民
彩虹，绚丽夺目，它是急风暴雨的产物；
大桥，雄伟壮观，它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诞生。
江苏省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七场话剧《大江飞虹》（以下简称《虹》剧）通过描写世界上罕见的江口大桥建设过程中尖锐复杂的斗争，塑造了中国建桥工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
我们历来提倡，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要努力表现重大题材，反映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刘少奇之流却反对文艺创作表现重大题材，胡说什么重大题材会把文艺工作窒息。《虹》剧批判了刘少奇之流反对描写重大题材的种种谬论，知难而进，勇敢实践，坚持描写重大题材，热情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这种精神，首先就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描写工业战线的重大题材，常常会遇到许多复杂的生产技术问题。处理不好，人物就容易被这些生产技术问题所淹没，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得不到深刻揭示。《虹》剧所描写的江口大桥的建设过程，其中也涉及到大型沉井、深潜水、深水电焊等等生产技术问题，但由于作者精心设置了具有时代特色，能反映社会本质的典型冲突，全力突出大桥建设过程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首先，《虹》剧以江心墩为全剧中心事件，设置了两组矛盾：江志强和韩成之间的路线斗争，这为主线；江志强和陈一端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为副线。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突出了英雄人物江志强面临的困难，虽然有建设过程中风、雨、潮的袭击和严重的技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陈一端的破坏，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韩成的错误领导。比如，在战胜大翻沙那场戏里，剧本先写大翻沙是叛徒陈一端、特务陶广发一手造成的政治事故。接着，又写韩成被“友好大国”停止钢材供应的讹诈行径吓昏了头，因此不去追查大翻沙的原因，却下令强行浇灌混凝土。而江志强坚持查明翻沙原因，排除翻沙事故，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桥墩问题，而是“人家从我们头上压了过来，我们是乖乖地跪下，还是顶天立地地站着”，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样，《虹》剧就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围绕着处理大翻沙事故的斗争，决不是一场技术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其次，《虹》剧将矛盾冲突贯穿三个重大历史时刻：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苏修背信弃义和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六十年代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一九六六年。通过江、韩与江、陈之间关于开工还是停工，上马还是下马，保卫江心墩还是放弃江心墩这三个重大斗争回合，生动地反映出这三个急风暴雨的年代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本质内容。这样，全剧的情节安排就不至于成为大桥生产建设过程的图解，而是集中地反映了江口大桥的这一场斗争，是一个举什么旗，抓什么纲，走什么路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虹》剧不仅敢于描写重大题材，而且敢于激化矛盾冲突。激化矛盾，首先必须写出矛盾冲突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虹》剧通过努力揭示江志强、韩成所执行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根本对立，写出了矛盾激化的必然性。韩成虽然在枪林弹雨中吹过冲锋号，但进城以后，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不相信工人群众，只迷信外国专家，在建桥过程中，他崇洋迷外，搞爬行主义。江志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代表，他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信不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因而，在怎样建桥，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封锁、社会帝国主义的讹诈和国内反动派的进攻等问题上，江、韩之间必然发生尖锐的斗争，随着大桥建设的进展，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层层深入，逐步激化。
为了激化江、韩之间的冲突，《虹》剧将江、韩之间的路线斗争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以修正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来激化江、韩冲突，从而加强冲突的深度和广度。比如，第二场，韩成对江志强他们的大型沉井方案虽然有保留，但还是同意了开工计划。就在大家准备打第一根桩时，几个“友好大国”的“专家”窜到了大桥工地，经他们指手画脚地一说，韩成就突然改变计划，决定停工。这使得韩成与江志强发生了开工还是停工的斗争。在江志强等准备向江心墩进军的时候，又是这个“友好大国”突然中断钢材供应，本来就对大型沉井方案抱怀疑态度的韩成，这时更认为向江心墩进军不过是一个幻想。因此，决定“将整个工程放慢脚步”。这使得韩成与江志强爆发了一场更激烈的斗争。这样的处理，使得《虹》剧的矛盾冲突从形式上激化了，从思想意义上也深化了。此外，《虹》剧还将主副线交织起来，以阶级斗争这条副线来激化江、韩之间的冲突。陈一端这个叛徒，在江、韩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把罪恶的黑手伸进来，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比如在江心墩一战，由于台风的袭击和洪水的提前到来，沉井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一端先是煽动部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继而又指使陶广发切断电线，利用这个“毁灭性事故”，怂恿韩成放掉沉井，放弃大桥的建设。这样韩成与江志强在江心墩上展开了一场电闪雷鸣般的斗争，整个戏剧冲突也随之达到高潮。
在描写重大题材中的路线斗争的曲折时，必须十分注意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虹》剧在处理江志强与韩成的斗争时，着力表现江志强在斗争中处处掌握主动权，来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江志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典型。他既坚定沉着，又具有狂飙突进的战斗风格。会战大桥的阵势刚刚摆开，他就一马当先，带领“三结合”小组搞出了大型沉井方案；当韩成在“外国专家”的影响下，制止工程上马时，他用火车头代替蒸汽锅炉，打响了第一锤；在韩成要“整个工程放慢脚步”时，江志强带头迎着风浪上，击退了下马妖风；后来，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委书记赵鹏被调走，江志强也被撤职，斗争发生了更大的曲折。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了，江志强勇敢斗争，贴出了一张革命大字报，在大桥工地点燃了斗争的烈火，终于冲破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束缚，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虹》剧题材重大，主题鲜明，写得很有气势，不足之处是主要英雄形象还不够丰满，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我们希望《虹》剧的同志再接再厉，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