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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奴隶到主人
我们在西藏访问时，十分兴奋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千成万的少数民族干部正在迅速成长。他们，同其他旧社会的奴隶一样，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宽广的革命胸怀，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他们正率领百万翻身农奴，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战斗。
为了江山红万代
我们访问了隆子县列麦公社党支部书记仁增旺杰同志。他给我们介绍了列麦公社几年来农牧业生产所取得的成绩，描述了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的建设蓝图。但他谈得最多的，是党支部为反修防修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话头是从列麦公社干部的三个“三”说起的。一九七○年，有一次仁增旺杰从拉萨开会回来，带回几个苹果给孩子吃。别的孩子看见了，就吵着向自己的父母要苹果。孩子的父母说：“人家是书记的孩子，你能比吗？”仁增旺杰感到：这件事虽小，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员对干部及其家属的看法。他抓住这件事，多次召开党支部、干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反复检查，并且作出“三不特殊”的决议：干部本人不特殊，干部家属不特殊，干部子女不特殊。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社员的艰苦奋斗，一九七二年，列麦公社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在一片赞扬声中，有的干部有些飘飘然了，劳动、学习不再象过去那么积极了。事情虽然出在个别人身上，但却给仁增旺杰和党支部的同志敲了警钟。党支部经过认真研究，又作出了干部“三带头”和“三不脱离”的决议：带头学习马列主义，带头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带头大干社会主义；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他们连续举办干部和干部家属学习班，对照检查“三不特殊”、“三带头”、“三不脱离”决议执行的情况。现在，公社党支部三个副书记、九个委员和所有脱产和半脱产的干部，每人每年都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三百天以上。仁增旺杰兼任隆子县县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作很忙，每年也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二百多天。
仁增旺杰还特别注意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公社团支部副书记到城里学了两年医，由于不注意自我改造，沾染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犯了错误。有人要求撤销她的职务。党支部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仁增旺杰说，撤职不能去掉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旧社会，她和她的父母都是奴隶，但是出身好并不能决定她必然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她，教育她。仁增旺杰和党支部的同志一次一次地找她谈心，青年们严肃地批评她，热情地帮助她，她父母把过去当奴隶时穿的、盖的、用的一齐拿出来，对她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经过党团组织和群众长期耐心的教育和帮助，她终于转变过来了。青年们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列麦公社小学，办在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革命坝上。学校办在山上，开始有人反对。仁增旺杰和党支部却考虑到，革命坝上的七百六十克（一克相当一亩）土地，是列麦人民学大寨开出来的，应该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创业的艰苦。在学校里，孩子们边读书边生产，自己开荒，盖房，植树，种菜，还办了一个有二百多头牲畜的种畜场。从建校到现在，毕业了几十名学生，除少数人进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外，其他人都在公社里参加生产，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仁增旺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想的、做的，是如何依靠全体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力争农牧业生产年年丰收，对国家不断做出新贡献。但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使我们的下一代能接好革命的班，沿着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马列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在列宁的故乡苏联，由于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结果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革命接班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只有抓紧抓好，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红万代！
革命路上带头人
提起乃东县结巴公社党支部书记次仁拉姆同志，人们就自然会想起十几年前她领导的西藏高原上第一个朗生（奴隶）互助组。那是一九六一年春天，结巴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那时，次仁拉姆把十一户朗生组织起来，并且鼓励大家说：“河北省有一个王国藩农业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后来‘穷棒子社’办得很好，毛主席称赞他们‘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他们学习“穷棒子”精神，在世界屋脊上闹起了革命。结巴乡的反动富农骂朗生互助组是“奴隶组”，说穷人穷命，想变富是鸡毛要上天，办不到。次仁拉姆说：“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许多地方鸡毛已经上天了，在祖国的西藏，鸡毛也一定能飞上天。”朗生互助组在次仁拉姆领导下，在集体化道路上大步前进，被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
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当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次仁拉姆，如今是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我们来到雅鲁藏布江北岸，访问了结巴人民公社，访问了次仁拉姆和她的战友。我们高兴地看到，革命在深入，形势在发展，结巴乡已经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村，而次仁拉姆也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她现在考虑的是在所有制改变以后，如何用党的基本路线，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农民，如何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前几年，第一生产队由于队干部不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人心不齐，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生产上不去。次仁拉姆背着行李到一队蹲点，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这个队端正了路线，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这个队摘掉了吃返销粮的落后帽子，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余粮。
今年四月，党支部决定进行冬小麦移栽的试验，少数人想不通。他们说，冬小麦才试种两年，又要搞什么移栽的新名堂。次仁拉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残留着旧社会的痕迹。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些旧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学习大寨，就要永不满足，不断前进，不断革命。要引导农民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思想上提高他们。次仁拉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动群众，说服干部。他们在十克地上移栽了冬小麦，结果是穗大，粒饱，秆粗，不倒伏，克产一季过“长江”，比秋播小麦每克多收一百多斤。干部和社员看了十分高兴，都说，我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次仁拉姆现在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副书记等职务。她今年五十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但一直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在去年冬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时，在今年七月的抗旱斗争中，她都跟社员一起拚命干。别人劝她休息，她说，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我怎么能休息呢？我们带头人，就要带头干社会主义！
她还是个普通工人
“带头人就要带头干社会主义”，次仁拉姆这句朴素的话，我们在藏北土门煤矿也听错其同志说过。
错其是土门煤矿党委副书记，今年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常务委员。可她总是说：“我还是一个普通工人。”
一九六○年，翻了身的奴隶错其进了土门煤矿，成了西藏高原的第一代女矿工。后来，她又当了突击队长，不知疲倦地劳动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仍然和过去当突击队长时一样，同工人们滚打在一起。她除了参加每星期三个半天的机关劳动外，还经常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下井挖煤。土门煤矿地处唐古拉山上，海拔五千多米，终年朔风呼啸，高寒缺氧。旧社会长期流浪行乞的生活，给错其留下风湿性关节炎、胃疼等疾病。每次下井劳动，大家看她太辛苦了，都劝她少干点。她说，过去给领主当牛马才真苦呢，现在为革命劳动再苦心也甜。
一九七一年冬天，错其参加井建队，同大家一起挖一口二十米深的主井。挖到十八米深时出水了，跟着又发生了塌方。如果放弃不挖，浪费一米，就浪费一千五百元，丢了十八米，就要浪费二万七千元！当时井建队的主要领导和技术员都不在矿上。是抢救还是放弃？在这关键时刻，错其鼓舞大家坚持战斗。她召集十八名老工人和一些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开“诸葛亮”会，订出了排水抢险方案。她和工人们一起，日夜奋战一个多月，终于排除了障碍，挖成了主井。
在错其的家里，经常有干部、工人去谈思想、谈工作、唠家常。小学里的孩子们，也喜欢到错其阿姨家串门。两口子“闹矛盾”也要找上门来，要求排解排解。过去和错其一起战斗的姐妹们，还象往日一样，同她十分亲近。工人们说，错其地位变了，职位高了，而她的无产阶级本色却没有变。她还是一个普通工人！
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前进，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在成长。今天，在“世界屋脊”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万翻身农奴，正在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而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附图片）
错其（左）担任西藏土门煤矿党委副书记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她在和工人一起推矿车。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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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医疗卫生队伍壮大
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少数民族医疗卫生队伍，近几年来有了迅速发展。现在，全盟的医务工作者，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近两倍，其中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占一半以上。
呼伦贝尔草原居住着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十三个少数民族。解放前，这里的各族牧民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人口逐年下降。解放后，特别是在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后，党和政府从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抽调大批医务人员，组成医疗卫生工作队，来到呼伦贝尔草原，防病治病，帮助办合作医疗，培训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员。现在，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盟、旗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生产大队有卫生所，四级医疗卫生网基本形成，草原的许多牧业点上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
呼伦贝尔草原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给防病治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生在草原，熟悉当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与牧民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一年四季身背药箱，骑着马，从一个牧业点到另一个牧业点，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为贫下中牧送医送药，防病治病。陈巴尔虎旗一个蒙古族女赤脚医生，不但经常背着自己不满周岁的孩子骑马出诊，还把自己家住的蒙古包当成病房，热情接待病人。几年来，在她家“住院”治疗过的十四名重病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牧民们亲切地称她为“玛尼赛音鄂木其”（我们的好医生）。
文化大革命中，呼伦贝尔盟建立了卫生学校，设有民族学员班，用蒙古文讲授。少数民族学员免费上学，他们来自牧区，毕业后又回到牧区，为贫下中牧服务。盟还办起了蒙古族医生学习班。许多蒙古族老医生焕发了革命青春，把自己的医疗知识传授给年青人，使蒙古族医疗队伍不断发展。蒙古族医务工作者近年来还对蒙古族医学书籍进行了翻译、整理和搜集蒙古族医疗验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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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里田间都可以听到广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线广播事业迅速发展。现在，这个自治州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公社建立了广播站，百分之九十九的生产队通了广播，社员们在家里、田间都可以听到广播。为加速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自治州三个小型广播器材工厂，生产了五万多只广播喇叭和部分扩大机。花垣县雅酉公社的苗族干部和社员，文化大革命以来，自筹资金办了六处小水电站，架设了二百六十多公里广播专线，还购置了一千多只广播喇叭。与贵州省交界的凤凰县落潮井公社打落寨，只住着五户苗族社员，县委特地从三十五里外为他们接来广播专线，使他们能听到广播。
农村有线广播的迅速发展，推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为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好形势创造了条件。泸溪县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县、社党委层层举办广播讲课，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提高了大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保靖县毛沟公社拱桥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常组织干部群众收听广播，虚心学习外地经验，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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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放映员胡忠良
佤族放映员胡忠良，在云南省阿佤山区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干了二十年的电影放映工作，全县的四百多个村寨，他都到过。有人说：“老胡，你在阿佤山干了二十年，该换换地方了。”他却说：“只要革命需要，我就在这光荣的战斗岗位上干一辈子！”
胡忠良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根据中心工作选映影片。南腊公社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高潮，胡忠良和电影队的同志们，两个月内走遍了全公社的村寨，为干部、群众放映《沙石峪》、《大寨田》、《大寨红旗》等影片，还结合宣传了阿佤山上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事迹。贫下中农说：阿佤山离大寨千山万水，这场电影好象把我们带到了大寨。我们的条件不比人家差，大寨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要做到。克勐大队帮别生产队治坡改梯田的进度比较缓慢，部分干部、社员产生了畏难情绪。胡忠良就在那里放映了《大寨田》。佤族社员、干部看了电影，干劲倍增。生产队长李老二说，“我们要在阿佤山开出大寨田，多打粮食，多为国家作贡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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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访参乡
金秋十月，山区林海五彩斑斓，山下田野五谷丰登。在这人参收获、移植季节，我们走访了东北人参的著名产地——辽宁省新宾县。在山脚或山腰的一处处参园里，社员们拆掉架棚，挥锄破土，正在忙着起参和栽参。收拣起一棵棵胖娃娃形的人参，人们兴致勃勃地说：“今年学理论抓路线，人的干劲鼓足了，人参长得又大又好！”
新宾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地处长白山余脉，境内山高林密，腐植土层很厚，适宜人参生长。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人在这里“放山”——采集人参。清朝末年，有人开始创办参园，栽植人参。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封建军阀的疯狂掠夺，人参生产不可能得到发展。参农用四句话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参花好看泪水灌，参籽火红血染成，参农一生筋骨折，到头还是一场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在长白山一带大搞并村归屯，当时新宾地区仅有的几家参园也惨遭破坏，人参生产从此断了种。
解放后，当地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扶助养参事业，先后从吉林省的抚松、集安等地调进大批参籽、参苗，拨出上百万元的贷款，解决栽参养参的问题。县农业局和医药公司设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常年深入现场指导栽参养参。每逢收获季节，收购、加工部门坚持按质论价，就地收购、加工，有效地促进了人参生产的发展。
建国初期，全县仅有六户个体参农，养参一百一十五帘（十平方米为一帘）。到一九六六年，就有十六个公社、三百六十个大队和生产队养参，共养参一万帘，年产人参一万四千多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参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煞住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生产的歪风，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广大参农为革命养参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人参生产又有了迅猛发展。今年，全县有两个国营林、牧场，十八个公社，一千一百多个大队和生产队从事人参生产，养参达十五万六千多帘，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近十五倍；全县向国家交售商品参二十多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十倍。县制药厂利用参花、参叶、参根加工出边条红参、普通红参、生晒参、糖参，人参蜜浆、人参精、人参糖、人参膏、人参酒等二十五种名贵滋补药品。其中边条红参、参茸膏和人参蜜浆等连年出口，畅销国外。
当我们来到养参较多的新宾镇公社红旗沟大队时，社员们正在参园里起着六年生的人参，选挑没受伤害、不掉须根、浆气十足的上等参交售给国家。老队长、共产党员王彦贵深有体会地说：“人参好栽，道路难走。要为革命种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原来，这个大队经营了一千三百多帘人参，平均每个社员有参三帘。开始，受小生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在种参上存在资本主义倾向，只顾眼前增加经济收入，大量卖掉三年生的小秧，很少栽培成品参，钱分掉了，对国家没有做出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社员通过大批判，冲破小生产和旧习惯势力的思想牢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心为革命栽参养参。九年来，全大队每年都向国家交售三千多斤成品参。为保证国家医疗事业和出口的需要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农业扩大生产积累了资金，促使全大队的粮食连年增产。过去“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的穷山沟，变成了粮谷丰收，参果满山，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村。
栽参养参和种庄稼一样，也要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养参。在红庙子公社的社办参园里，我们看到了一棵重达四两八钱的九年生大人参。党支部书记颜国威说，过去由于没有解放思想，守着旧框框养参，参发病了也不敢打药，管理不善，致使人参产量很低，往往赔钱。后来，派人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办事，认真摸索规律，逐渐认识了人参的特殊习性，相应采取了精选品种、改进架棚、细致整地、扩大池埂、定期打药等科学管理措施。一九六六年以来，基本上控制了病虫害，抗御了旱涝等灾，今年的单帘平均产量比一九六六年提高两倍。向国家交售的七千五百斤商品参，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二、三等的高档参，取得了空前的好收成。
栽参养参事业的发展，壮大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大量资金。一九七二年以来，仅旺清门公社，就用人参收入购进了大中型拖拉机四十台，手扶拖拉机四十五台，电动机、脱谷机、扬场机、磨米机等三千多台。同时还逐年购买了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和小农具等大批急需物资。全公社粮食产量连年超《纲要》、过“黄河”，今年又跨过“长江”，实现了农、副两业齐跃进。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