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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
北仓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水浒》中宋江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打击坚持农民起义事业的人们，拼凑黑班底。这正是宋江投降主义组织路线的基本特点。一
农民起义要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必须发展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而地主阶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必然要千方百计破坏和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在《水浒》中，两个阶级的这种对立，表现在如何扩大梁山队伍问题上，便出现了晁盖和宋江之间的原则分歧。晁盖的方针是：“招接四方入伙好汉”，以壮大山寨的革命力量。宋江的方针是：借用晁盖的这个口号，纠集富豪和朝廷命官上山，以培植山寨的投降势力。
晁盖的“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有其朴素的阶级内容。这里所说的好汉，主要指的是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起义人物。“智取生辰纲”是晁盖等人起来造反，与封建统治直接对抗的起点。参加此次聚义造反的是阮氏三雄等劳动群众，以及吴用这样的拥护革命的下层知识分子。阮氏兄弟一得知晁盖的举事计划，便喜不自胜，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表现了对起义造反的热切向往。晁盖等人的这次聚义，不仅为梁山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而且为梁山起义事业的兴旺奠定了组织基础。
晁盖的“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是对梁山“落第腐儒”王伦所实行的关门主义的清算。晁盖一做了梁山的领袖，便立即与吴用、三阮、朱贵、林冲等人团结一心，在反抗官军中开拓了新局面。从此，出现了“众虎同心归水泊”的形势，汇成了一支威震朝廷的农民革命军。
然而，赌咒要“与哥哥同死同生”的宋江，一上梁山，就打着“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号，干修正晁盖组织路线的勾当。什么仰仗“誓书铁券”的帝子神孙，镇压农民革命的朝廷将领，鱼肉平民百姓的富豪劣绅，无一不是他所要招接上山的对象。
宋江的招降纳叛，是为他篡权、投降服务的。这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外出避难，落魄清风山时期。宋江投奔花荣的官军营寨，本想避一时之难，不料导致花荣与青州慕容知府兵戎相见，弄得“有国难投”。在这种形势下，宋江产生了把梁山作为“暂栖身”之地的念头。因此，便不惜以洗劫青州城外居民作代价，招降了朝廷命官秦明和黄信。随后，又指使花荣等人率领本部兵马与清风山起义军一起去投奔梁山。这样，宋江就借用清风山起义军投奔梁山之机，先把他的亲信安插在晁盖的“聚义厅”上。
闹江州以后，权坐梁山第二把交椅时期。宋江上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梁山起义队伍还是遵循着晁盖制定的路线发展和壮大着，这对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莫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宋江便明里顺着晁盖，暗中却在捣鬼。其一，以与梁山好汉“有恩”之类的合法招牌，把柴进、李应这样的地主分子网罗上山。这样，既扩大了山寨的投降派势力，又不致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其二，借起义军歼灭官军之机，收罗朝廷命官。对被俘的朝廷军官，宋江一律将他们说降。呼延灼、韩滔、彭?等人，便是这样走上梁山的。经宋江这么惨淡经营，一支投降派队伍便初具规模。
晁盖牺牲后，窃取梁山第一把交椅时期。此时，梁山事业已有发展。这座“山东烟水寨”，在宋江看来，是他买得“凤城春色”的资本。所以，当他窃得梁山领导权之后，加紧网罗党羽，便成为他活动的重要目标。发誓要使梁山“人人皆死”的大地主卢俊义，以及关胜等十多个镇压梁山起义军的刽子手，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宋江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拉上梁山的。至此，投降派势力在山寨把持了领导核心，完全占了上风。
宋江把招降纳叛作为自己的既定方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好帮手，是他打通朝廷关节的桥梁，是他把起义军蜕变成官军的组织基础。正是由这些人作骨干，组成了一个梁山起义军中的投降集团，断送了由晁盖开创的梁山农民革命事业。二 晁盖执行的是“要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农民起义路线，宋江推行的是“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决定了晁盖与宋江在重用和依靠谁、排斥和打击谁的问题上，也存在原则分歧。
“心若同时谊亦深”。晁盖依靠、信赖那些忠诚于起义事业的农民革命的头领。比如，直到他生平最后一次领兵打仗，所带的头领中许多是火并王伦时“共聚大义”的阶级兄弟。对于那些上山晚些，但出身微贱、造反坚决的头领，晁盖也十分信任。打江州时，晁盖当即喜上李逵，赞叹道：“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枪箭矢。”但对效忠朝廷的济州团练使黄安，晁盖却保持警惕，在生擒黄安后，就把他监禁于后寨。
然而，宋江却反晁盖之道而行之。他为了实现投降阴谋，对“权居水泊”的地主豪绅、朝廷将领，一概百般器重；对屡建奇功但出身下层的起义军头领，极尽贬斥之能事。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帝子神孙、渔民猎户“都一般儿哥弟称呼”，那只不过是用阶级调和论来掩盖其重用投降派、打击反投降派的一块遮羞布！
先看调解纠纷，他袒护谁，压制谁。
“仪表非俗”的朱仝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帮凶。他为了报答沧州知府的“知遇之恩”，“要和李逵性命相搏”，对李逵百般刁难，一再挑衅。对此，宋江不仅亲自“与朱仝陪话”，而且软硬兼施，逼迫李逵向朱仝陪礼道歉。宋江窃得领导权以后，似这种地主分子得宠，革命力量受气的事，就更难尽数。
再看派兵遣将，他信任谁，贬斥谁。
李逵对农民起义事业满腔热血，屡建功勋。在宋江眼里，李逵是妨碍他实现招安阴谋的危险人物，因此，凡属重大任务，便屡屡排斥他。一打祝家庄，李逵是先锋，冲杀在前。没有打赢，是因为宋江情况不明，指挥错误。二打祝家庄，李逵请战，被宋江无理拒绝，理由是：“你做先锋不利，今番用你不着”。迎战呼延灼，他要求去“捉这厮”，宋江轻蔑地说：“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调度”。迎战单廷珪、魏定国，他要求“走一遭”，宋江竟火高三丈地说：“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将建功”，“若不听我军令，割了你头！”宋江的良将是谁？就是心在朝廷的秦明、关胜之流。宋江称道关胜“大义凛然，始终如一”，每每委以重任。难怪李逵常“闷闷不已”，并当众提出指责：“依你这样用人之时，却不是屈杀了铁牛！”
最后看危急关头，他对谁顾恋，对谁冷漠。
一打祝家庄，杨林被俘，宋江毫不挂怀；黄信被捉，宋江却“听罢大怒，要杀随行军汉”。上元之夜，被困东京，当高俅的马军追捕之际，宋江抛下李逵不顾，竟只拉了柴进仓皇逃命。卢俊义入狱，宋江牵肠挂肚，“潸然泪下”，先后派柴进等数名要员，走马灯似地打探信息，买通关节，张贴“没头告示”，专程照看这个要使梁山“人人皆死”的大地主。恰恰就在为营救这位“卢大员外”而发起的战役中，阮小七等不幸被俘，消息传来，宋江竟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凡此种种，宋江究竟对谁爱，对谁憎；和谁沆瀣一气，和谁离心离德，不是一目了然了吗？鲁迅说得好：“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三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梁山农民起义军也同样需要由一批有威信、有经验、忠诚于起义事业的人们组成一个领导核心。否则，起义事业就不能获得发展。
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是要组成一个坚持农民起义的领导核心。宋江招降纳叛打击反投降派，是要组成一个策划投降的黑班底。这从梁山的四次排座次中看得很清楚。
林冲火并王伦以后，梁山排了座次。这次排座次是在晁盖领导下进行的。晁盖对排座次有三条原则：一是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即团结造反的原则；二是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兄弟的才能”，即论功排座的原则；三是各尽所长，“共管山寨”，即职有分工、相托相扶的原则。这样，就使新老十一名头领，人尽其材，各得其所。顿使八百里水寨，出现了一片兴旺局面。
宋江上山，梁山又排了座次。此时，已有四十名头领。由于宋江是顶着“及时雨”、“山东义士”等名声上山的，且“智取生辰纲”事发时又曾给晁盖等报过信，所以骗得了一些人的信任，坐上了梁山泊第二把交椅。当排完前四人的座次时，宋江马上起来说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一个现在“休分功劳高下”，就勾销了起义英雄们的开拓山寨之功和血战江州之力，明目张胆地篡改了晁盖论功排座的组织原则。一个“待日后出力多寡”，再“另行定夺”，又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给梁山起义事业埋下了祸根。
晁盖牺牲的第二天，在宋江的操纵下，梁山又排了座次。此时，已有八十八个头领。宋江对晁盖的“归天”，一面假惺惺“哭得发昏”，一面迫不及待地实行反革命大改组。晁盖尸骨未寒，宋江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设立了前后左右四个大寨。“忠义堂”上，宋江坐第一位；花荣、秦明是看守“忠义堂”的哼哈二将。左军寨内，林冲坐第一位；右军寨内，呼延灼坐第一位；前军寨内，李应坐第一位；后军寨内，柴进坐第一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四个要寨中，除了左寨以外，都是由宋江的嫡派势力和信得过的人在“把寨为头”。或云：林冲不是也很受重用吗？须知林冲原是晁盖的“聚义厅”上的军事总管，而今宋江却将这一职务交给了他的嫡系花荣和秦明。阮氏三雄自上山以后，一直是梁山的水军总管，而今宋江却让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李俊，去水军寨内坐了第一位。嘴里说的是“同心合意”“共为股肱”，实际做的是非亲不用；明面上以“香花灯烛”祭祀晁盖，暗地里却打击晁盖的力量。
梁山的最后一次排座次，是在关胜等朝廷命官和土豪恶霸麇集山寨以后。此时，已有一百零八个头领。宋江自谓羽毛已丰，踌躇满志，一边故作姿态地继续“供养晁天王灵位”，一边更加露骨地排挤忠于晁盖路线的头领。恶霸地主卢俊义取代了吴用的地位，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为梁山副总兵都头领。“世本忠臣”的关胜取代了林冲的地位，坐上第五把交椅，成为梁山“五虎将”之首。阮氏三雄的处境每况愈下，位次又被排于张横兄弟之后。李逵的位次也被排于二十名之后。在前二十名主要核心成员中，仇恨农民起义、投机于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顽固分子，竟占了绝大多数。“五虎将”中除了林冲以外，全部是宋江招收的降将。“八骠骑”中除了个别人外，不是原来的朝廷命官，就是宋江的知交故旧。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的黑班底终于拼凑成功，从而为接受招安做好了组织上的一切准备。后来，宋江就是紧紧依靠这个黑班底，打着“顺天”“护国”的黑旗，向赵宋王朝投降的。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终于被宋江这个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窃取领导权的“蛀虫”断送了，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宋江的丑恶表演，是绝妙的反面教员。“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古代投降派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嘴脸。揭露和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组织路线，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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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仙”“道”剖析
孜城
《水浒》中充满了大量的迷信描写。莫看这些东西荒诞离奇，和主题却有极大关系。
在这些迷信描写中，出现的角色有两种：一种是从“万丈深浅的地穴中”冲出的“魔”，他们变成了梁山泊的头领，为的是去“恼害生灵”；另一种是“上界”的霹雳大仙、赤脚大仙、“紫微府”的星辰，他们变成了人间的宋太祖、宋仁宗、包拯、狄青这些“明主贤臣”，造成了“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
对于“魔”这种“可憎”的角色，作者指出了两种结果：一种是“去邪归正”，断绝“魔心”，这样便可以得“道”成仙，重登紫府；否则，便要“罪下酆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而要由“魔”变成“仙”，关键在于得“道”：要一洗原来“杀尽不平”的魔性，服服帖帖地跪倒在“天道”的面前。这还不够，对于那些不肯改邪归正的“魔”，要站在“替天行道”的立场上，把他们斩尽杀绝。
“魔”由“无道”到“得道”，使之在灵魂上、行动上都成为“仙”的俘虏和奴才，这是《水浒》主题的深意之一。看到以刀杀“魔”身，不如以“道”杀“魔”心，对反动统治阶级更有利，这便是《水浒》作者要鼓吹“替天行道”，宣扬投降主义的原因所在。
作者又看到，要对那么多杀气腾腾的“魔”讲经论道，要他们“去邪归正”，也不是很容易的，弄不好挨他们一顿板斧、禅杖、朴刀是随时可能的。怎么办？作者从他丰富的地主阶级政治经验中总结出，要降伏众多的“魔”，关键在于控制其中的“星主”。从灵魂深处买通了他，就什么都好办了。《水浒》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娘娘单独接见了宋江这个“星主”，赐了仙酒仙枣。宋江吃喝一通之后，“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在宋江受宠若惊、战战兢兢之际，向他传法旨，赐天书，并要求他保密。这一番勾搭之后，宋江见到“重登紫府”有望，便更卖劲儿地“替天行道”起来。
作者借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传达了整个地主阶级对投降派头子提供的指导思想和反革命策略：“去邪归正”，就是要宋江站稳地主阶级立场；“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就是要宋江当好投降路线的头子和地主阶级鹰犬这一双重角色。总之一句话，要“行道”，就要去掉“魔心”。
地主阶级的统治之“道”，与革命农民的反抗之道，究竟谁是人间正道？谁是歪门邪道？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一问题必然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被压迫人民要革命，要造反，首先就必须否定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思想的“正统”、“合法”地位，非此便不足以革命。反动阶级总是借着宣扬自己的反动统治是“正道”，攻击革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邪道”，企图先在思想上摧毁人民革命。革命派的斗争勇气和信心，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蔑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传统“尊严”，这是革命派与投降派、投机派的最根本区别之一。以晁盖为首的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人，敢于“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正是这种气魄的体现。而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总是把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视为“正道”，并以此修正农民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什么“去邪归正”，这是典型的投降心理！
“去邪归正”，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传统心理，即向反动没落阶级投降缴械的心理，也是他们修正、歪曲、篡改革命路线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只有把革命斗争拉回到反动阶级所能接受的轨道中来，才算回到了“正道”。实际上，这也正是不折不扣的投降。
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这种向革命者叫喊“去邪归正”的人，都会有这种攻击革命者是“魔”，并向他们兜售成仙之“道”的人。革命队伍中，也会相继钻进和出现以“去邪归正”、“替天行道”为功业的投降派。这就向一切革命者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提高识别形形色色投降主义的能力并与之作斗争。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投降派及投降之“道”，总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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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蛀虫
谢顺喜
“屠杀”与“内里蛀空”，分别是高俅、宋江这两个丑类对付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不同策略。
高俅凶焰万丈地宣称：不“杀尽”梁山泊英雄，就“誓不回军”。结果和起义军一交锋，他的十几万大军便灰飞烟灭，被起义军扫荡“尽”了。他自己也在灌饱湖水之后，成了梁山英雄的阶下囚。
而宋江有“权谋”，对付起义军，就不象高俅那么简单化。他有反革命的新花招，从而不动兵、不动炮，就使梁山队伍换旗号。他钻进起义军的肚皮里，先是篡夺领导权，接着“修正”晁盖的团结造反路线，网罗富豪将吏，拼凑接受招安搞投降的黑班底，排斥、压制反投降派；然后公开抛出乞降的纲领，具体落实投降计划……。他一口口、一步步地在农民起义军内部“蛀”起来。没多久，梁山泊这支使反动阶级“魂飞魄散，心胆俱落”的农民起义军，就被他“蛀”得一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事业终于失败了。宋江办到了高俅想办而没办到的事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蛀虫是最危险的。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
伟大的鲁迅曾提醒我们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象宋江那样的蛀虫今后还会出现，而且革命派愈是强大，反动阶级愈是注重“内里蛀空”的策略。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于《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激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善于识别投降派，撕破他们的画皮，粉碎他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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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理论，识别投降派
江苏省建湖县上岗公社党委书记 刘新美
历史教训说明：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革命队伍里总是会出现投降派的。跟投降派作斗争，是我们始终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要反对投降派，得先能认识投降派。李逵虽然革命造反精神很强，但上了宋江的当，最后喝了宋江的药酒，还心甘情愿地说“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原因是他被“哥们义气”所迷惑，没有从阶级上看宋江这个投降派。过去，有些人不能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错误地把宋江看成“农民起义的英雄”，根本原因是不能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被假象蒙住了眼睛。
要识别投降派，那就“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因此，学好马克思主义，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我们识别投降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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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分贵贱”吗？
解放军某部 陈义方
《水浒》的作者说：梁山上的人“不分贵贱”、“都一般儿哥弟称呼”。果真如此吗？
宋江可以大骂李逵为“黑厮”，而对卢俊义则从来是毕恭毕敬，吹捧他为“贵人”的。一个“黑厮”，一个“贵人”，这正是《水浒》中所谓“不分贵贱”的最好注脚。“厮”，这是古代剥削阶级对为他们服杂役的下层人民的贱称，宋人对人轻慢的蔑称常常用此。卢俊义是吸尽人民膏血的大财主，养得“凛凛一躯”，宋江说他“有贵人之相”，这是出自对地主阶级由衷的尊敬和欣赏。不过，更重要的是，卢俊义上山以后，热衷招安，与宋江一样甘当赵宋王朝的鹰犬，同样凶恶地镇压农民起义军，是宋江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宋江心上和眼里，才是最可“贵”的。而李逵坚持农民起义立场，不愿受招安，他赞成革命，不愿意投降，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绊脚石。因此，宋江把他视为眼中钉，当成“贱人”看待。由此可见，在梁山泊起义军内部，并非“皆兄弟也”，而是存在着“贵贱”之分，即阶级之分的。还是鲁迅说得好：“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