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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七十一回本《水浒》
纪戈
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很不满意，曾经形象地把金圣叹的删改本，比作“断尾巴蜻蜓”，一语打中了要害。“《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宣扬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描写了它的全过程。砍掉后面的二十多回，让人们看不到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个重要内容，就不真实了。解放后，以金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也删掉了后面二十多回，使人们同样看不到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全貌，就这一点来说，它也是
“断尾巴蜻蜓”，起了美化宋江，掩盖投降主义路线的作用。为了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认清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七十一回本进行一些分析和评论，是必要的。
金圣叹这个被明末农民起义的汹涌怒潮吓破了胆的反动文人，对农民革命怀着刻骨仇恨。在他看来，对敢于造反的“强盗”，只能“剿”，不能“抚”。他不赞成怀柔招安这一手反革命策略，认为如若“招安”就会“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在伪造的“惊噩梦”一节故事中，他借嵇叔夜之口说：“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治天下？”又在批语中，对这句话自吹自擂地说：“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于是将宋江等一百○八人在“堂下草里，一齐处斩”。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这些自白，活现出他那刽子手的凶狠面目。金圣叹删改《水浒》的立场是反动的。解放后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在整理过程中，由于看不清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要倾向，也删去二十多回，使读者看不到全貌。其原因，从当时关于《水浒》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评论，违背了鲁迅关于《水浒》“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的正确论断，把《水浒》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美化成农民起义的“英雄领袖”；认为《水浒》后半部写受招安、平方腊，是“非常泄气”，有损“英雄形象”；认为前七十一回已经包括了全书的“精华和主要部分”。这种观点同样反映在出版工作上，于是新版本也就删去后几十回，以致失去“原作者诚实之处”。
七十一回本出版后，曾经受到不少赞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被金本改坏的地方又根据别的本子改回原状”。对这种说法，需要作一些剖析。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水浒》的主要倾向，是通过对投降派典型宋江的塑造，来歌颂投降主义路线。七十一回本经过整理，使原作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个主要倾向模糊起来了。把七十一回本和金本以及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情况。
《水浒》作者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怀柔政策的需要，宣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在全书的结构上是煞费苦心的。在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里面，当洪太尉看到镇魔殿那块碑碣上刻有“遇洪而开”四个大字之后，作者紧接着写了“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岂不是天数”这样几句话。作者在全书开端写下这几句话，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而是要借以点明全书的主题思想。他正是用反动天命论的宿命观点，预示宋江这些天上星宿下凡之后，虽然要“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地折腾一番，到头来他们还要变成宋王朝的“忠良”，变成皇帝镇压别的“强盗”的工具。所谓“必显忠良”，就是宋江等人走受招安的投降道路，是天命注定的。对这几句颇为重要的话，七十一回本仍然依照金本把它删去，这就把作者在开端定下的全书主题思想，变得含糊不清了。
宋江这个顽固的地主分子，他在同地主阶级当权派高俅一派的矛盾尖锐爆发，几乎被砍掉脑袋的情况下，不得不投靠梁山起义军，并且混进领导集团坐上第二把交椅。在《水浒》第四十二回，宋江刚一上山，作者就安排了一个遇九天玄女的场面。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天言”，点出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纲领和策略，对全书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主题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纲领，就是九天玄女“法旨”中所说的“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接着这段“法旨”之后，九天玄女又授与宋江四句“天言”，就是：“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这些似乎玄妙莫测的话，如果同《水浒》后半部宋江那些投降活动联系起来看，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以后遇到在朝廷中主张招安的宿太尉，便是
“重重喜”，千万不要放弃这个能向皇帝表达“归顺之忱”的好门路；即使遇到梁山起义军的宿敌高俅，也不是凶事，也要向他摇尾乞怜，跪求招安；接受招安之后，就应该为朝廷卖命，去镇压在睦州起义的方腊，为赵宋王朝建立“奇功”。九天玄女在授这四句“天言”的时候，还告诉宋江，你这样干，他日就能“功成果满”，得到“上卿”这样的高官厚禄。七十一回本按照金本把这一回九天玄女所说的“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以及四句“天言”一并删掉了。删掉了这些，实际上只能起到掩盖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作用。
七十一回本在最后一回里，删去了金圣叹伪造的反动的“惊噩梦”，以“排座次”作全书的结束。这一回有三处重要的改动。
第一，《水浒》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第七十一回，在排座次之后，都有一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四六词，金圣叹删改《水浒》时，全部删去了。这篇四六词，在百回本中是“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休言哨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百二十回本则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富豪将吏……猎户渔人……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唯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后面这首词，宣扬了阶级调和的反动思想，还含有攻击晁盖，吹捧宋江的意思，并且暗示宋江“把寨为头”，是为了要“瞻依廊庙”，归顺朝廷。七十一回本采用了后面那首词的全文，但却把最后一句“早愿瞻依廊庙”去掉，从前面那首词挖来“真可图王霸业”补上。宋江“把寨为头”、“瞻依廊庙”，正是他权居水泊，等待招安，“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写照。把“瞻依廊庙”去掉，换上“图王霸业”的造反标签，岂不是往叛徒宋江的脸上贴金！
第二，原作在上引四六词之后，还有宋江的一篇“誓词”。其中有“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样几句话。金本改写了“誓词”，七十一回本又把它“改回原状”，把“替天行道”当作“农民革命”的口号保存了下来。
第三，金圣叹截去《水浒》的后小半部，包括七十一回后面的“菊花之会”，以伪造的“惊噩梦”结束全书，正如鲁迅所说：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七十一回本既然删掉金本的“惊噩梦”，按理说就应该恢复“菊花之会”，才算“改回原状”。《水浒》为了赞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往往用嘲弄的口吻丑化反对招安的李逵，用他的失败来衬托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但是，从这些经过作者歪曲描写的情节中，仍可以使我们看到梁山起义军中存在着投降和反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痕迹。“菊花之会”正是这样一个重要情节。七十一回本删去了菊花会这个重要情节，实际上起着美化宋江、掩盖梁山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作用。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不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整理《水浒》，就看不清楚它的主要倾向，就会把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当作所谓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作品。
其实，“断尾巴蜻蜓”尽管经过修补，它还是“断尾巴蜻蜓”。《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书，经过“修订”，并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水浒》作者以颂扬的笔调鼓吹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表现他那种千方百计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的政治野心；赞赏他那在晁盖死后迫不及待地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篡改梁山起义路线的反革命手法；美化他那口念“招安”经，整天哼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叛徒嘴脸……这一切终究是无法完全删改的。
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为了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增强识别投降派的能力，除了出版《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同时还出版七十一回本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个“断尾巴蜻蜓”为什么它是不真实的。人们就能够通过比较、鉴别，从中引出经验教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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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绘画
薄松 史纶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一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宣扬投降主义。《水浒》着力颂扬的主要人物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孔孟之徒。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个出卖农民革命，充当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这部《水浒》，这个宋江，适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不少封建御用文人不但深为赞赏《水浒》，而且在它成书前后，运用了各种艺术形式，广为宣传。具有鲜明可视形象的绘画艺术，也成为他们经常用来宣扬《水浒》投降主义的形式之一。
早在南宋时，宋江的故事还处于街谈巷语的阶段，宫廷画家李嵩就把宋江搬上画卷。可见封建统治者对这个理想中的奴才形象已开始注意和欣赏了。其后，在宋末，则有士大夫画家龚开创作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把宋江列为首位，深“壮其人”，十分称赞他“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即不反天子，忠心于朝廷的奴才嘴脸。元代封建文人陆友仁写诗吹捧龚开的《画赞》，特别点明宋江受招安，“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因而“楚龚好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诗中所否定的圣公，即坚持反抗赵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可见封建文人之赞宋江，赞的是宋江接受招安，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并把农民起义队伍变为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
明代《水浒》成书不久，在许多王公大臣、文人学士中响起了一片喝采声。有人甚至“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瓦解农民起义，官僚士大夫更是对《水浒》竞相翻刻增补，绘图题咏。他们认为，《水浒》附以插图，可以收到“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的效果，因而带有绘图绣像的版本便纷至沓来。嘉靖时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所刻的《水浒》是否附图，已无法见到。万历以后出版的带插图《水浒》却流传甚多。比较突出的有：称为“全相”的《水浒志传评林》（福建建阳双峰堂本，刻于万历二十二年），附图千余幅；《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的插图，以“别出心裁，不依旧样”自我标榜（万历年间袁无涯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拥有插图二百幅，精雕细刻，工致巧密（杭州容与堂本，刻于万历三十年左右）；《英雄谱本水浒传》（崇祯年间雄飞馆本），还在插图对页配上官僚文人张瑞图、倪元璐等的题赞，自称“回各有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有论，搜翰苑之大乘”。画家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也被作为书前绣像一直在清代刻本中辗转传摹。真是花样翻新，眩人眼目，把《水浒》愈捧愈高。
《水浒》绘画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流传的同时，封建统治阶级还加紧利用其他美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投降有功，造反有罪”的反动宣传。从明中叶起，《水浒》人物大量被绘制在叶子（纸牌）和酒牌上，作为行令斗牌的游戏。更有甚者，还滥修宋江庙和塑像，把宋江神化，借“天命观”来麻醉人民。明末清初以后，《水浒》人物故事泛滥到各种美术形式之中，如在灯笼画、屏风画，建筑上的砖木雕刻，陈设玩赏的泥人面塑，以及大量流传于民间的年画中都有所表现。特别是《忠义堂》的年画，从北方天津杨柳青到南方苏州桃花坞，从木版到近代的石印胶版印刷，一直大量发行，其恶劣影响不亚于小说、戏曲、民间说唱。总之，宋江这个投降派和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就是《水浒》题材的美术作品在封建社会末期大量流行的主要原因。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前述《水浒》绘画的主要倾向，也和小说《水浒》一样，充满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和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美化。这些美术作品还把小说中的反动思想加以突出和形象化，特别露骨地宣扬了投降主义，成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绝妙图解。
明清《水浒》插图和年画，尽管形式繁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美化。宋徽宗本来是一个极端昏庸无能、奢侈贪婪的封建皇帝，却把他画得风神清朗，非同凡响，以示“至圣至明”。宋江本来是“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却被画成气势轩昂，仪表出群。这个惯施阴谋的两面派，无耻的封建奴才，竟被画成一个道貌岸然的英雄豪杰的形象。试看插图菊花会上的宋江，高踞于忠义堂的中央，挥笔潇洒，把宣扬“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可耻行径，画得襟怀高雅，志趣不凡。而富有造反精神的李逵等，却被处理在偏席，画成只知道大吃大嚼的粗莽汉，肆意丑化，以反衬投降派宋江的“风雅”、“高大”（见《全传》插图）。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是标榜“忠义双全”的宋江反动面貌的又一次暴露。插图中或画杀掉宋朝官吏的原起义军小卒跪地而诉（见《全传》插图），或画小卒在酒食杯樽之前悬梁自尽（容与堂本插图），但都突出了宋江的哭，仿佛小卒的反抗是自寻死路，而残杀革命力量以效忠王朝的宋江却是“义重情深”，“宽厚仁慈”，这样就用一把鳄鱼眼泪掩盖了刽子手的凶恶面目。但是，尽管封建文人画家极力美化宋江，却也不打自招地暴露出宋江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面目。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到清代各版本的绣像中的宋江，无一不是幞头公服穿袍束带的装扮。此外，各种版本插图所绘宋江投降后，在“大宋”旗帜下戎装带甲，或在宫殿中捧笏穿紫的形象，不也从反面提供了一个奴才的身影吗？
贯穿于这些美术作品的反动思想的核心，就是鼓吹招安。因此，凡是有关招安的场面，必定不惜笔墨，尽情描绘，竭力歌颂。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一个转折点，是宋江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关键。年画对忠义堂却大肆加以渲染，用宏大场面把忠义堂匾下的宋江、卢俊义画成“杰出领袖”，而两厢占有重要位置的则是降将关胜、董平、索超、呼延灼之流，既歌颂了“替天行道”的反动政治纲领，又肯定了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宋江接受招安后，出卖了梁山根据地，对革命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插图“分金大买市”中，却把对革命成果的大拍卖画成一片欢乐升平的景象（见《全传》及容与堂本插图）。插图还特别颂扬宋江受招安的荣耀，把投降变质的队伍装点成耀武扬威地接受宋徽宗的检阅，在华丽的文德殿上享受御宴的“宠遇”。这些无非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条反革命逻辑：“投降乃是正果”，即所谓“义士今欣遇主，皇家今欣得人”，宋江用“山东烟水寨”换得了“凤城春色”。最后一幅插图“徽宗梦游梁山泊”，画忠义堂前宋江等如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宋徽宗（见《全传》及容与堂本插图），集中地宣扬了忠君思想，鼓吹只要投降受招安，忠于反动主子，生前可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死后也能成神得道，青史留名。这不分明是一剂瓦解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药吗？
为了美化宋江和颂扬投降主义路线，《水浒》插图还借助反动的“天命观”赋予叛徒以神圣的光彩，不惜花费相当的篇幅突出原著中的荒诞迷信情节，借神仙鬼怪来愚弄欺骗人民。那些表现宋江受九天玄女赐仙酒天书的场面，真可谓隆重（见容与堂本），宋江游仙境的构图又何其奇丽。这不过是为了使宋江“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反动纲领神圣化、合理化。插图还画宋江镇压农民起义中有神显灵相助的场面，打方腊又有乌龙神庇护，真是
“忠心一点鬼神知”。容与堂本还在最后画了人们在宋江庙前焚香下跪。这不是明明把叛徒当成救世主来赞扬吗？
既然要讴歌投降，就必然要丑化和歪曲不愿意投降的人。《水浒》插图毫不例外地对坚持造反的起义将领极尽丑化之能事。如容与堂本，把出身贫苦，敢于造反的阮氏兄弟等都画得凶眉恶目，耳边生毛；把富于造反精神的李逵描绘成傻大黑粗、卤莽可笑的形象。他们在画中都只是作为投降派人物的反衬而已。
既然要歌颂投降，就必然要宣扬造反有罪。《水浒》绘画中，把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画成邪魔歪道。宋江打方腊，即便按小说的描述，也多次损兵折将，而插图却专突出他的“胜利”。画张顺战死后“魂戮方天定”，宣扬宋江手下的将领，即便阵亡，也要显魂镇压人民革命，并把这种反动荒诞的虚构情节画成“悲壮”图景。在征田虎、王庆的情节中，还特别画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剖腹处死，坐囚车、骑木驴，甚至把千刀万剐的恐怖场面都一一具体描绘（见《评林》及《全传》插图），充分暴露了插图作者对农民革命的极端仇视的反动立场。
插图中所贩卖的反动货色不胜枚举。它根本不是什么歌颂革命人民的绘画，而是《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反面教材的忠实图解。
从解放以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关于评论《水浒》题材绘画的文章，由于对《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论述。如认为它们“创造了梁山革命领袖宋江的形象”，“歌颂了中古时期进行革命的人民，鼓舞着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意志。”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必须予以澄清。
揭露《水浒》题材绘画中宣扬投降主义，歌颂投降派的实质，决不只是对几幅画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要在《水浒》的评论中，认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用实际行动在美术领域中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画笔揭露一切投降派的嘴脸，画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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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写元宵节的险恶用心
解放军某部 裴义红
《水浒》中，作者精心安排了两个元宵节。第一个是三十三回里描写的清风寨镇上的元宵节：“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
“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好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第二个是七十二回里描写的京师的元宵节：城外人家，“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各作贺太平风景”；城里也是“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请看，在作者的笔下，北宋封建王朝，从乡间小镇到首府东京，是一片繁华富足、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地欢唱丰收曲、太平词，贵族、平民都没有什么区别，大家一起共同欢庆元宵佳节，真象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歌谣形象地揭示了北宋时期受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当时，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钱去悬灯贺节？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他们纷纷揭竿而起，各地先后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这才是北宋末年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水浒》的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有意掩盖封建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美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告诉人们：“皇上至圣至明”，封建制度“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造反是“迷天大罪”。从而妄图使劳动人民俯首帖耳地听任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不起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