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我们胜利前进
武汉部队某部红军团
我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红军团队,曾跟随毛主席长征二万五千里;在革命圣地延安,又曾三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今天,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回顾团队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更深切地看到:四十年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四十年来,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导着我们的军队和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历史雄辩地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军队建设的指路明灯,是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团是一九三三年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当时属中央红军第九军团。成立后,便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团的革命前辈,既分享了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喜悦;也饱尝了在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下,招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不得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痛苦。遵义会议从军事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以后,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又继续长征了。虽然天空每天仍有国民党几十架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下仍有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路上仍有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但是毛主席指挥若定,用兵如神,先后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直插六盘山,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与此同时,我们党还粉碎了张国焘自立伪中央、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各路红军在陕北实现了大会师,大团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育我们: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根据地可以有根据地;路线错了,已有的也可以丢掉;而一旦纠正了错误路线,革命又大踏步地前进了。
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我们党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积极推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我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妄图用武力消灭我们,用经济封锁困死我们。延安东北面的绥德地区,是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的通道,却被伪国民党专员、号称摩擦专家的何绍南把持着。他组织了暗杀队等反动组织专门与我搞摩擦。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这时又从极“左”跳到了极右,从关门主义跳到了投降主义。当时,我们团已先后改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警备一旅第一团,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我们团的革命前辈,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对于顽固派何绍南的摩擦活动,一方面从政治上揭露它,一方面从军事上坚决自卫反击。不久,我们团就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绥德地区,打通了东进抗日的通道,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边区。
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团还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抓紧战斗和值勤间隙,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短短几年,就做到了生产自给有余。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党我军和各个解放区,由于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仅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也使自己更加发展壮大了,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我团随即奉命挺进东北,恢复失地,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刘少奇、林彪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在党内外大肆散布“和平民主新阶段”、“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等谬论,企图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把胜利果实拱手交给国民党。在这决定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我党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对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团先是在赤峰一带,一边反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清匪反霸,建立革命政权,扩大人民武装,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八年九、十月,我团又和兄弟部队一道,按照毛主席南下北宁线,坚决打下锦州,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参加了解放锦州和辽西会战。接着,又挥戈入关,直插天津和塘沽之间,堵住了蒋介石的海上退路,尔后又参加解放天津的战役,用实际行动粉碎了林彪先打南口,放跑平津敌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团又遵照毛主席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指示,继续踏上了南下的万里征程。部队渡长江,打衡宝,一直穷追蒋军到南部边境,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
全国解放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团干部战士,时刻牢记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谆谆教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毫不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毛主席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我团曾三进广西十万大山,剿灭残匪,用战斗捍卫了我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曾参加了平息西藏达赖叛国集团的叛乱,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作出了贡献;我们也曾同仇敌忾,奔赴祖国西南边陲,参加过著名的中印边境反击战,给予印度扩张主义者以应得的惩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团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奔赴“三支” “两军”的各个战斗岗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了新功。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团指战员更加自觉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团队面貌更加为之一新。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奔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征途还长,斗争还很艰巨。我们全团指战员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新的长征中发扬光荣传统,去争取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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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的见证
——介绍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几件文物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历尽了艰难险阻,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沿途经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至今这些地区还保留下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这些革命文物,是红军丰功伟绩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并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敌人在大渡河企图阻截红军渡河。当时红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地抢渡大渡河,才能实现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这里是彝族人民聚居的地区。红军路经这里,指战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除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外,还到处张贴标语和布告。有一张布告内容是:(见右图)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红军的宣传和模范行动在彝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沽鸡
(即沽基)支族首领小叶丹深受感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为盟友,并帮助他们组织了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见左图)还送给他们一些枪支。这支彝族武装在完成护送红军过彝区的任务后,在红军的鼓舞下,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
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红军沿途受到彝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跑到红军队伍里来,帮战士们背背包,背行军锅。这种热烈的气氛激励着战士们高呼:“红军彝民是兄弟”,“红军彝民大团结”。
特别是当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过彝区时,欢迎的人群象海潮一样涌来。有的高举起双手,放声欢呼:“红军卡沙沙”(谢谢红军)“红军瓦瓦沽”(红军万岁),充分显示了彝族人民对毛主席和红军的爱戴。在彝族人民支援下,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使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大渡河的企图遭到破产。
红军走后,彝族人民高举红军授予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英勇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战斗。冕宁地区的彝民组织了近千人的武装,坚持了三年的武装斗争,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敌人的残酷屠杀和镇压,激起彝族人民的无比仇恨。彝族人民深深地怀念红军,将红军留下的东西珍藏起来。越嶲、冕宁一带的许多彝民,将红军经过那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儿”、“红军女”。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彝族人民,用自己编的民歌唱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
太阳落后又出来,
红军北上要回来。
不要怕那反动派,
革命胜利终会来。
盼星星,盼月亮,彝族人民终于盼来了解放。全国解放后,小叶丹这时早已牺牲,他的妻子捧着用鲜血卫护下来的红旗,把它献给了亲人解放军。
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买卖公平,交付给群众一些银元。红军走后,人民群众深情地怀念红军,编了这样的民歌:
红军给我一块钱,
镰刀斧头在中间,
装在罐里地下埋,
等待红军快回来。
红军进入藏区,国民党反动武装沿途截击红军前进。红军坚决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击。同时,积极宣传党的北上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
红军模范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取得藏族人民的信任。中央红军前卫部队到毛儿盖时,秋毫无犯,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虽然庄稼地里是一片片即将成熟的青稞、豌豆,但战士们却去挖野菜、采蘑菇充饥,决不违犯党的民族政策。
在藏族人民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红军号召他们组织自己的政府,得到藏民的热烈拥护。红一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瓦布梁子先后组织了六个乡的人民政府,并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各级人民政府在红军的协助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藏族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了主人。
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藏民们深切地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子弟兵,他们竖起大拇指称赞红军“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在藏民中掀起了支援红军的热潮。成群结队的藏民端着糌粑和酥油慰问红军,送自己的子女当红军,用自己的马把红军伤病员送到宿营地,替红军作翻译、当向导。红一方面军要把在瓦布梁子筹积的万余斤粮食运到芦花。当地六个乡的藏民组织了运输队,参加的人数有百余人。他们自带糌粑,不要报酬,甚至全家都来给红军运粮。当红军离开中甸时,藏民夏那古瓦等人专门组成采购组,帮助红军买了青稞八百斗。仅甘孜白利寺支援红军的粮食就有青稞一百三十四石,豌豆二十二石多。在这里,至今还保存一张当时红军购买青稞、豌豆的收据。
红军离开后,藏族人民重又回到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藏族人民政权中的工作人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但藏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他们想尽办法保护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道孚地区的一个女藏民把十个女红军藏在地窖和深山里,宁愿自己挨饿,省下粮食给她们吃。给红军当过文书的拉巴,在红军走后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时英勇不屈,高呼:“红军万岁!”“望红军早日回来报仇!”
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四十年前,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结出丰硕的成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族人民正朝气蓬勃地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右图: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发布的关于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布告
左图: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队旗
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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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征路上气象新
关山今朝更好看
江西瑞金县,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大柏地,位于瑞金县北部山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打了第一个大胜仗的地方。毛主席在《菩萨蛮·大柏地》的光辉词篇中,赞扬了大柏地的壮丽山色,歌颂了当年红军战士和大柏地人民坚持武装斗争的英雄业绩。
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窜进大柏地,惨杀人民,放火烧山,使大柏地变成光山秃岭,田地荒芜。解放后,大柏地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重建家园,封山育林,又使秃岭变青山,荒地变良田。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柏地人民,满怀革命的豪情壮志,先后办起了国营关山林场和大柏地公社林场,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新造用材林三万零二百多亩,经济林一千二百多亩,更新残次林两万三千五百多亩,同时还为国家提供了三万五千多立方米的木材。
一九六九年秋末,瑞金县委在毛主席当年带领红军打胜仗的麻子垇建起了国营关山林场。从全县林业战线抽调来的工人、干部和技术员,把行装寄放在贫下中农屋里,立即投入了清山整地的战斗。办场第一年,这个林场就造出了一千五百多亩用材林。每年冬春季节,大柏地公社党委都要带领全社干部群众,高举红旗,肩扛锄头,踏着当年红军战斗的足迹,在大柏地的旧战场上开展植树造林的新战斗。
大柏地人民辛勤劳动的汗水,浇出了万亩新林。今天,登上关山主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数十里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万木挺拔,郁郁葱葱,直连天际。这真是“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赤水欢歌
赤水河,是一条英雄的河、革命的河。今天,这里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河面上,一艘艘满载大米、化肥、煤炭、盐巴、木竹制品、日用工业品的船只往来不绝;两岸,一座座化肥厂、农机厂、水泥厂、酒厂、糖厂正日夜赶工兴建。赤水两岸的劳动人民,正在大干社会主义。
正在兴建的大型合成氨厂和糖厂的工地上,一条大幅标语,非常引人注目:“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赤水河边的所有国营厂矿,县、社工业,都是发扬“长征二万五”的革命精神办起来的。
赤水航运分局船舶修造厂的工人,在一九五八年凭两盘红炉、几把老虎钳起家,造出了第一艘木质机动船。可是,后来受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工厂三起两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造船工人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造出了贵州内河航运最大的“遵义一号”客货轮等十几艘铁壳机动船。今年又生产出“志气一号”、“志气二号”等几艘大型拖轮。这个厂今年被评为贵州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赤水县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办起了一百四十多家工厂。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应有尽有。现在这个县已能生产肥皂、火柴、电池、玻璃、竹木制品等五百四十三个品种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一九四九年赤水县工业总产值只有四十六万元,一九六五年增长到九百多万元,一九七四年又上升到两千多万元。
腊子口“天险”变通途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的东部,是四川、甘肃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奇险山峡。这里,两面陡峭的石壁直插云霄,湍急的腊子河水从它的中间流过,素有甘、川两省“天险门户”之称。一九三五年秋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踏破岷山千里雪来到这里,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腊子口防线,胜利地到达陕北。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使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的腊子口“天险”,如今已变成了通途。
一九七一年春天,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一条通过“天险”腊子口的岷——代公路正式开工了。它东起甘肃省岷县巴仁,西到迭部县代古寺,全长七十三点五公里。线路全部蜿蜒在岷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任务艰巨,困难很大。参加修建这条公路的卓尼、岷县、临潭三县的五千多名藏、汉、回族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精神,肩扛工具,翻山越岭,来到腊子口。他们豪迈地说:修建当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困难再大能战胜,任务艰巨能完成!
从代古寺到腊子口,仅二十公里,就要修建四座大桥、三十多个涵洞。铁池梁,气候变化无常,有时大风,有时暴雨,有时冰雹。从铁池梁顶到沟底,垂直高三百多米。在长十六公里的盘旋山路上,要修大盘道十二个,小盘道十八个,大小涵洞五十多个。担任施工任务的岷县两千多名民工,怀着长征路上炼红心的革命豪情,无论是风雪交加的寒冬,或是烈日当头的炎夏,总是坚持苦干。
一九七二年国庆前夕,通往腊子口地区的岷——代公路胜利通车。从此,交通闭塞的腊子口换了新貌。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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