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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业越多的地方 越要重视农业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侧记
“工业越多的地方，越要重视农业。”参加会议的代表，特别是来自城市和工矿地区的代表，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说，大办农业，是全党的事情，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发动群众大办农业，生产更多的农副产品，满足城市和工矿地区的需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城市和工矿地区，关心农业，重视农业，在办好工业的同时，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积极支援农业，搞好本地的农业生产，为城市人民和工业建设服务，也同样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工业农业互相支援，互相促进，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
来自城市和工矿地区的代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谈到，从忽视农业到重视农业，从不抓农业到大办农业，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验教训是很多的。他们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总认为自己那里工业是“大头”，农业是“零头”，抓好了工业，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因此，对全国农业问题不大关心，对于如何办好本地的农业，也只当成附属的工作任务，摆不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甚至有些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以老大自居，认为“大城市，小郊区，抓不抓没关系”；“城市大，人口多，吃国家供应粮理所当然”。所以，长期以来，那些地方人民群众需要的一部分口粮要靠国家供应，有些地方甚至连日常吃菜也不能自给。贫下中农有意见，职工们不满意。这种状况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也影响了工业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很被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的党委组织各部门的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深刻认识到：历史的经验证明，那一年我们国家的农业丰收了，那一年的日子就好过，各方面的工作就主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就发展得快些。城市和工矿地区，想问题，作计划，办事情，是不是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出发，把各项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是关系到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城市、工矿地区抓好工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是党委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同时又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农业，搞好农业，这样便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为工业更快的发展打下基础。
云南省个旧市是一个以产锡为主的冶金工矿城市。过去，市委的一些领导人片面强调工业重要，把当地的农业放在从属地位。当工业用水、用地、用劳力与农业发生矛盾时，经常要农业让路，一概服从工业。结果，农业发展十分缓慢，城市职工生活安排不好，工业也受到了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使市委的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是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农业上不去，工业也就上不去。从而，他们摆正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切实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业支援农业的作用，使全郊区的农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市的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随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江西省萍乡市，是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煤炭产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市委破除了“萍乡萍乡，吃靠四方”的依赖思想，向广大干部和职工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并且带领群众学习大寨的经验，大办农业，到一九七○年，全市粮食平均亩产便超过九百斤。从一九七三年起，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千斤，林、牧、副、渔各业也有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全市工业生产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城市和工矿地区应该重视农业，也完全可以办好农业。北京市、沈阳市提供的经验，很有说服力。北京是我国的大城市之一，工业企业多，职工和城市居民多，郊区十四个区、县，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这样一个大城市，要不要办农业，能不能办好农业？过去，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郊区各级党委、市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北京虽然是个大城市，但也必须牢固树立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抓好城市工作的同时，利用大城市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办好农业，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认识提高以后，市委从各方面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一方面，组织郊区各级党委把农业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集中力量抓好农业；一方面，组织全市各行各业把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几年来，由于全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市的工业和农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城市建设占地增多，粮田面积比解放初期减少近六分之一的情况下，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三点一倍，棉花产量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三点三倍。首都几百万人常年需要的新鲜蔬菜和鲜牛奶已经自给；桃、梨、柿子和葡萄等水果自给有余，鲜蛋、猪肉和家禽已分别自给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一半以上。北京工人阶级和工业部门大力支援农业，郊区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大力支援城市，使城乡经济一天比一天繁荣，工农联盟更加巩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沈阳市人民需要的一部分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长期靠国家供应。从一九七○年以来，市委把发展农业问题提到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经常深入郊区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帮助社队解决方向道路问题，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问题，进一步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工业城市的有利条件，大力支援农业。全市有五百多个工厂企业与郊区农村六个县、区的一百零六个公社挂了钩，实行定点对口支援。在城市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县、区、社、队的工业已发展到一千四百多个，能够生产播种机、变压器、电动机、脱谷机、碾米机等九百八十多种产品。为了解决农业急需，一些工厂企业还积极挖掘生产潜力，主动承担支农产品的生产任务。与此同时，郊区社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新增加五千多眼机井和五百多座排灌站。近几年来，市郊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全市大、中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分别比一九七○年增加了一点五倍和三点三倍，机耕面积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农田排灌、打场脱谷、粮米加工、饲料粉碎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全郊区六百四十万亩耕地，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五十二斤，跨过了“黄河”，城市中二百多万人的口粮和蔬菜做到了自给。这充分显示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正确，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城市和工矿地区发展农业靠什么？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要靠党的路线，靠大寨精神。上海市代表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时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存在着，在城市郊区也同样存在着。因此，必须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不断解决方向道路问题，教育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发展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才能加速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过去，上海市郊区有这样一个论调：“大城市、小郊区，只要工业加加油，郊区样样都会有。”有些县、社、队坐等城市支援，结果是农机具坏了，本地不能修理，即使缺一些配件，也要到城里去找，既浪费人力，又增加支出，还耽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后来，上海市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及时向郊区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教育，使大家认识到：是“张着嘴巴叫，伸着两手要”，还是靠集体经济办农业机械化？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因此，他们一方面组织市区工业部门清仓库，挖潜力，为郊区县、社、队提供一批设备，帮助建起了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一方面发动郊区社队认真学习大寨的经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建设，积极发展社队工业，壮大集体经济，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由于路线对头，措施得力，上海郊区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现在，郊区需要的农业机械，除了拖拉机、机动喷雾机等几种大型产品外，其余的农机具，依靠县社队工业的力量就能生产出来；一些工艺要求较高的农机具，采取全郊区协作、关键部件定点生产的办法，也能由县社工厂分别装配。为了巩固发展郊区三级农机修造网，各社队还因地制宜地办了一些为生活、为大工业和为出口服务的工业，以盈补亏，并为社队积累资金，从而也使农机的购买基本上做到了以集体经济为主。现代化农业机械代替了手工操作，大大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使广大社员能够腾出手来，向改革耕作制度和发展多种经营等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深刻变化。北京、上海和沈阳的经验，引起代表们的重视。他们说，北京、上海、沈阳这样的大城市，能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郊区干部和社员学习大寨的经验，办好农业，其它地方应该把农业办得更好。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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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源头活水流不尽
——记中共江西省星子县委带领群众学大寨的事迹
江西省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星子县，在深入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县委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带领群众认真学习大寨、昔阳县的根本经验，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全县山河一新，面貌大变。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跨过《纲要》，并实现了一人一头猪，第一次结束了吃国家供应粮的历史。以后粮食产量持续上升，一九七四年平均亩产达到九百四十八斤，林、牧、副、渔也获得发展。去年，全县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和棉花，比学大寨的第一年——一九六四年增长一倍。今年战胜了严重的久雨低温，早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星子县用生动有力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农业学大寨，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只要认真走大寨的道路，三、五年改变全县的面貌，是完全可能的，是一定办得到的！
星子县背靠庐山，面临鄱阳湖，是一个红壤丘陵地区。解放前，这里不是旱、便是涝，几乎年年有灾，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奋起向穷山恶水作斗争，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上升到五百一十斤。但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年的七年间，粮食亩产一直停留在六、七百斤，田缺水、地缺肥、人缺粮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一九七○年九月，《人民日报》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中指出：“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社论提出的问题，使星子县委领导成员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们说：昔阳在黄河以北，我们在长江以南，自然条件比昔阳好，为什么昔阳能办到的，我们办不到？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县委一方面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批评；一方面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
县委书记史松明来到花桥公社新生大队。这个大队自然条件很差，直到一九六八年，田还是“望天丘”，地还是“火烧地”。每逢旱季，人畜用水要到六、七里以外去挑。由于水利问题没有解决，粮食产量低，年年吃国家供应粮。这里资本主义倾向严重，有些人丢掉农业，上山打石板卖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大队党支部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努力学大寨，决心改变落后面貌。一九六八年七月的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绍荣到六、七里以外的黄步岭挑水，老贫农郭烈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天天带领群众来挑水，为什么不领着大家去挑土，自己修座水库？”这话使王绍荣深受启发，回到大队就把党支部委员找来，心情激动地说：“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出去讨饭吃，今天解放都快二十年了，还要出去讨水喝。党把三百九十多户人家交给我们，要我们带领他们奔社会主义，可是我们连喝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贫下中农！”第二天，他们找了几个老农当参谋，上山勘察地形，寻找水源，修建水库。消息一传开，贫下中农喜笑颜开。上山打石板的人回来了，外出的人也回来了。男女老少开进水利工地，连续苦干六个月，建成了一座小水库。一九六九年蓄上水，当年受益，晚稻一季增产三十万斤。接着，党支部又带领群众大干了三个冬春，建成三座小水库，开了八条总长二十五里的渠道，把“望天丘”变成了自流灌溉的保水田，“火烧地”变成了旱天不旱地的水浇地。一九七○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跨《纲要》，总产翻一番，除了超额完成国家征购粮任务以外，集体储备了三十万斤粮。新生大队三年巨变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史松明的心弦。他想：眼前就有这样大干社会主义的干部和群众，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是不是从本质上去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县委来说，是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也是能不能学好大寨、赶上昔阳的关键问题。
从基层调查回来，史松明召开县委会继续讨论如何开展农业学大寨的问题。这一次会议开得很活跃，大家摆出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先进事迹。他们说：农业学大寨，关键在领导。变地先变人，变人先变带头人。要想星子面貌变，县委首先要端正思想政治路线。
认识上的飞跃，带来了行动上的变化。一九七○年底，县委领导成员满怀“重新安排星子河山”的雄心壮志，跋山涉水，深入基层，热情传播学大寨的先进经验，同时调查了九个公社、四十一个大队和一百二十个生产队的情况，进一步摸清了全县自然灾害的基本规律。他们根据靠山一带地势倾斜，下雨冲田，雨过地旱；沿湖地势低洼，外洪内涝，禾苗易淹；中间丘陵起伏，水土流失，田瘦地薄的自然特点，制定出一个“上蓄、下堵、中导”的农田水利建设规划。
五里公社重建曲尺弯水库，是实现规划的头一仗。这座水库位于庐山观音桥下面，过去每当山洪暴发，洪水倾泻而下，冲田刷地；洪水过后，又是干旱，一万多亩农田，产量低而不稳。一九六五年以前，先后两次在这里建过水库，后来都被洪水冲垮了。这次，发动群众总结了过去垮坝的教训，把土坝结构改为浆砌块石结构。他们苦干一冬春，筑起了长一百四十米、高四十二米、宽二十五米的大石坝，锁住了庐山水，蓄水量一百五十多万方，发电二百五十瓩，还开挖了四十里渠道，使全公社大部分农田解除了旱涝威胁，粮食产量成倍增加。
三战曲尺弯的胜利，为靠山易旱的社队提供了多快好省办水利的经验。过去靠物质刺激，花了几年时间上不去的工程，现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一个冬春就上去了；过去等上面投资、调劳力而没有上马的工程，现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干上去了；过去一些不愿意干的跨社队工程，现在发扬“龙江风格”，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也干起来了。蛟塘公社龙溪咀有三千多亩农田，三十七个村庄，经常遭受洪水袭击。公社党委几次向县委写报告，要资金，要器材，要人力，结果要了一年，等了一年，工程还是上不了马。三战曲尺弯的喜讯传出，公社党委下决心靠群众，靠自力更生，大干了一冬，筑起长一千六百米、高二十米的防洪大堤，挖通长二千米的导洪沟，叫内水改道，一举解除了水患。
学大寨，迈大步，星子县成为江西省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单位。在荣誉面前，县委把成绩记在群众头上，更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他们把群众的智慧，看作是源头活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把学大寨、赶昔阳当作攀高峰，每登上一个高度时，抬头向前看，无限风光在险峰，又继续努力攀登。
随着水利问题的解决，缺肥的矛盾突出了。是伸手向国家要化肥？还是自力更生积造农家肥？县委找群众商量，问题便迎刃而解。花桥公社无私大队第五生产队有一个远离村庄的漫山垄，地薄土瘦，粮食亩产只有三百来斤。生产队在垄里办了一个集体猪场，就地种饲料，就地养猪积肥，以肥改土，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县委满腔热情地总结、推广这一新鲜经验，全县迅速在山垄坳尾办起了九百四十九个集体养猪场，就地改造低产田，促进了粮食大面积平衡增产。同时，县委进一步落实养猪政策，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结果是，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又反过来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全县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肥猪收购计划，社员收入不断增加。
蓼花公社田少人多，每人九分地，是全县粮食亩产上千斤较早的一个公社。怎样继续前进？公社党委书记李松久从一九七二年开始种试验田，在抓一年两熟高产的同时，搞一年三熟的科学实验。经过几年的实践，去年全公社推广种植的三千多亩一年三熟田，全年平均亩产达到一千四百斤以上。今年，他们又乘胜前进，种植的三十五亩一年三熟田，产量比大田增产两成以上，其中李松久种植的一亩多，一熟亩产就达到一千零十一斤。干部的表率作用，推动了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深入发展，全公社今年早稻一季跨《纲要》。蓼花公社科学种田的经验，经过县委总结、推广，不仅为全县田少人多的高产社队提供了继续高产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为全县干部树立了一种优良作风。各级干部纷纷深入生产第一线，因地制宜地大搞科学实验。县、社两级建立了农科所，大队有科研组，生产队有农技员，形成了四级科技网，广泛开展了科学种田活动，把夺取农业更大丰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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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发展，上海市金山县初步建立了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积极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山阳人民公社农业机械厂职工在进一步改进试制成的水田拔秧机。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