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是批判招安还是歌颂投降？
闵雪
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过去，有人认为，《水浒》“写了李逵等人反对招安”，并通过“梁山英雄的惨败结局”，“批判了招安的道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李逵、吴用和阮氏三兄弟，特别是李逵这个形象在《水浒》中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作者设置这个对立面，与设置高俅等奸臣的形象，具有同样的目的。就是不但以奸臣之奸诈，而且以李逵等的“反心”来对比和衬托宋江之“忠义”。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忠”与“奸”的斗争，一个是农民起义队伍中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二者又交织在一起，而作者始终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来加以歌颂的。“菊花会”上，李逵等人虽然反对招安，但最后还是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破辽以后，宋江等朝拜天子回来，因未升迁而愁闷，李逵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对此，宋江是不能容忍的，他大喝道：“这黑禽兽又来无礼！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一个“反心”，一个“忠心”，书中通过这样的对比、衬托，通过宋江对李逵等的“反心”的压制，表现了这个“朝廷良臣”对天子的一片“忠心”，表现了“忠心”战胜“反心”，这怎么能是对招安道路的批判呢？
值得研究的是，《水浒》虽然写了李逵等人和宋江对于招安的两种不同态度，但同时又竭力表现了李逵等对宋江的忠诚。当李逵听了宋江盼招安的《满江红》词以后，圆睁双眼，大叫大闹，踢翻了桌子，宋江要把他推出斩首时，作者却别有用心地让他又说出了这样的话：“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由他杀了罢”。当宋江训斥了他，并警告他“再犯必不轻恕”时，作者写他“喏喏连声而退”。小说结尾，当李逵初闻朝廷赐了药酒时，大叫：“哥哥，反了罢！” 但当他知道宋江已服药酒，而且为了防止他破坏梁山泊“忠义”名声，暗中也让他服了药酒以后，却这样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李逵反对投降是那样坚决，宋江坚持投降又是那样死心塌地，这本来是不可调和的，但《水浒》作者却煞费苦心地描写一个反对向封建王朝投降的贫苦农民，对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坚持投降路线的地主阶级分子，处处表现得唯唯喏喏，百依百顺，剐也不怨，杀也不恨。这就说明，作者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农民起义军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其目的，是为了歌颂宋江能够笼络和驯服一切人的“领导才干”，歌颂忠君思想是可以征服一切人心的精神力量，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
因为《水浒》作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农民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所以虽然写了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但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同情和支持。陈太尉第一次送来诏书时，阮小七等偷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撕得粉碎，并且打了李虞侯，痛骂陈太尉“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对这种反对招安的行动，作者评曰：“福祸渊潜未易量，两人行事太猖狂。售奸暗抵黄封酒，纵恶明撕彩凤章”。认为骂陈太尉毫无道理，没好结果，是“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而陈太尉却“为招忠义欲归降”，“反被无端骂一场”。请注意：这里“猖狂”、“纵恶”、“终作疾”、“必为殃”，都是用于李逵反对皇帝、反对投降的。而且陈太尉既然是“无端”被骂，当然是李逵的无理取闹了。
这就足以说明，《水浒》作者写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决不是为了塑造农民革命的英雄形象，不是为了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完全是为歌颂宋江、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那么，悲惨的结局是不是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呢？是不是因为写了受招安以后的悲惨下场，因而告诉人们“造反有理，受招安倒霉”，“投降是一条死路”呢？也不是。《水浒》并没有把受招安本身当作悲剧来写，而是作为这支起义队伍改邪归正，终于功成名就来渲染和颂扬的。至于征方腊以后，这支队伍的溃散和宋江服御酒毒发而死，《水浒》作者并没有把它表现为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而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的结果。征方腊之后，高俅等人“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心内好生不然”，便设计诬陷卢俊义“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奏闻天子，给卢俊义、宋江赐御酒，他们借机放水银，下毒药，害死卢、宋。“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安排这个结局，要批判的只是“奸臣”，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哪有一丝一毫的责难？在征方腊过程中，原梁山泊头领，十损其八，大批伤亡。作者也没有把它与接受招安联系起来，而是借此大肆宣扬“天命论”。书中多次强调这是“寿夭命长，人生分定”。正是：“天数尽时无可救”。显然，在作者看来，造成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的根源，一是奸臣当道，二是命中注定，与受招安毫不相干。作者着力要表现的是宋江的“忠义”。让宋江临死作一番概括终生的自我表白，死后还进入徽宗的梦境“垂泪启奏”。而“至圣至明”的徽宗皇帝，果然“不负功臣之德”，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设庙塑像，终于使宋江博得了“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标史记”的无上荣光。《水浒》作者通过这个结局，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简直捧上了天。
由于作者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这部书只能是歌颂投降主义，污蔑农民起义，作者对梁山泊起义军头领，只是从反对贪官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称作“英雄好汉”，但认为他们造反是“犯了迷天之罪”。
《水浒》在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却通过对方腊起义的歪曲和诽谤，告诉人们：起来造反，不受招安，才是一条死路，以此作为反衬，来歌颂宋江的投降路线。
我们知道，北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宋徽宗在位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还在苏州设了“苏杭应奉局”，派爪牙朱勔等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异物品，兴建宫殿林苑。把广大人民搞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公元一一二○年，方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三个月内，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但《水浒》却把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得到广大劳动人民拥护的农民起义，污蔑为残害百姓的行为。作者借一老僧之口，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不怨恨他”，赞美宋江来打方腊是“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方腊在东京被处死时，作者恶毒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诗：“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可见《水浒》作者的爱憎多么分明：投降者善，不投降者恶；镇压革命者善，起来造反者恶。这就是一部《水浒》的鲜明的阶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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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史”和“权谋”
吴战垒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这是宋江醉后写的《西江月》中的两句诗，他自负从小就攻读孔孟经书，学会了一套耍权术、搞阴谋的本领。
自命满腹经纶的读经之徒，大抵是深得孔老二儒学心传的巧伪人。鲁迅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中得来的。”所谓“聪明”，其实就是“权谋”的代称，这段话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经史”与“权谋”的关系。宋江的“权谋”则说明他读经有得，成绩斐然。
孔老二不是说“学而优则仕”么？宋江这个读经之徒，从“经史”中学到了搞“权谋”的全副本领，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可谓“学而优”矣；然而在“仕”途上却不得志，论地位不过郓城县一个小小押司。后来他又吃了一场官司，被刺配江州，弄得“名又不成，功又不就”，于是，酒后一肚皮牢骚变成了两首歪诗。他自喻“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抒发了这个阴谋家失意时蠢蠢欲动、难以抑制的名利之欲。不料这两首仕途失意的牢骚诗，竟被视为“反诗”，蓦然一棒把宋江的“凌云志”打落在地，而且连人头也差点儿落地。亏得晁盖带领梁山泊英雄，把他从屠刀下救了出来。
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宋江上了梁山。但这不过是“屈而求伸”的权宜之计，他并不甘心“落草”。宋江很快就发现了另一条“青云之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他决心把梁山泊作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捷径，以实现其报效赵宋朝廷的初衷。这个读经之徒就大耍权谋，处心积虑地要篡夺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企图把这支队伍作为他直上青云的阶梯。这只原来“潜伏爪牙”的“荒丘猛虎”，披上了一件“呼群保义”的外衣，用“义”字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而暗中则向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伸出魔爪。他表面上装做尊重和拥护晁盖，假惺惺地说什么“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而实际上则处处揽权自重，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晁盖在日，他就发号施令，俨然是山寨之主；晁盖一死，他坐了第一把交椅，马上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旗，肆无忌惮地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取代了农民起义路线。他千方百计向赵宋王朝献媚乞降，甚至不惜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跪倒在被俘的梁山起义军的死对头高俅面前乞降，而对坚决反对投降的李逵，轻则呵责辱骂，重则以杀头相威胁，一副冰霜面孔。总之，宋江对赵宋朝廷是卑躬屈膝的奴才，对反对投降的结义兄弟则是鸣鞭的奴隶总管，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一言以蔽之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宋江的全部“权谋”或者说“投降艺术”，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诗来概括：“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借”者，“勉从虎穴暂栖身”也；“买”者，做生意也。“借”是手段，“买”是目的。有道是“学成文武艺，货（卖）与帝王家”，宋江上梁山以前位居小吏，满腹“经史”卖不出去；这回他拥有梁山泊的雄厚资本，可以“待价而沽”了。他要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事业拍卖给赵宋皇帝，并从皇帝那里买回他垂涎已久的“凤城春色”。这是一笔罪恶的交易。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就这样被断送了。宋江偿了投降的夙愿，志得意满地率领这支被改编为赵宋御用军的部队去打方腊了。这当然是为了“借”此举“买”得更高的功名爵禄。一个“借”字，一个“买”字，贯穿于宋江的投降生涯，对宋江的“权谋”作了形象的注解，活活画出了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鲁迅揭露读经之徒时说，这些人读了孔孟的经书，便知道了“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宋江可谓色色俱全，真不愧为饱读“经史”，深谙“权谋”的老手。
“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江是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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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阶级的“理想”
唐山齿轮厂 陈冠柏
晁盖死后，刚爬上梁山头把交椅的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作为整个梁山泊的旗帜。在这以前，《水浒》作者还故弄玄虚，描绘了一个“九天玄女”给宋江教授这个口号的故事。过去，有的评论者却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粉饰成了一面农民革命的旗帜。这是完全错误的。
《水浒》中的宋江，最讲“忠君”。他这个“替天行道”的口号，就是忠君思想的体现，也是他的政治纲领。这里的“天”，指的就是皇帝，你看，当宋江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远离皇帝的时候，他的口号是“替天”，当他接受了招安，归顺了皇帝，回到朝廷以后，他的口号就变成了“顺天”，这不正好证明了宋江的这个“天”，就是皇帝吗？在宋江的心目中，皇帝是“天子”，应是名正言顺的行道者。皇帝用孔孟之道统治天下，这是天经地义的。宋江一生最高的信仰和准则，就是这个“天行道”。
“天”应“行道”，可是“奸臣当道”，蒙蔽了“天”，皇帝“暂时昏昧”，使得“天”行不了“道”。《水浒》通过宋江这个“忠良”横遭“屈害”的情节，反复说明这一点。
“奸”逼“忠”，反。既然“天”不能“行道”，“忠为君王恨贼臣”的宋江当然要破门而出，替“天”来“行道”了。这就是“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本意，也是宋江“混身水泊”的本意。怎个“替”法？小说讲得很明白：“为主全忠仗义”——作为梁山头领，“尽忠”于皇帝，“翦除君侧元凶首恶”，为皇帝“重整朝纲”；“为臣辅国安民”，就是说，作为皇帝的“忠臣”，必须除掉皇帝身边的“奸”臣，死心塌地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并保卫地主阶级的安全。这个浸透着奴才哲学的“替天行道”，不但不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相反，它是宋江地主阶级本性的暴露！
既然是“替天行道”，必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领导梁山起义军几次出征，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打击的主要对象不就是高知府一类的贪官吗？他与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在保证按照地主阶级内部一派的意志行道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地主阶级、封建官吏的总头子皇帝，宋江不仅不敢有丝毫触犯，而且“忠肝盖地”。他当上梁山“寨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他最恨反“天”叛“道”的李逵，生怕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直到临死，他还对李逵不放心，施展毒计害死了李逵，他才“瞑目”了。对农民革命反对到这样彻底的程度，怎还会提出一个假托农民革命理想的口号来呢？
“替天行道”这个口号是对农民起义的性质和方向的“修正”，而决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农民造反，是要翻地主阶级专政之“天”，反封建统治阶级之“道”，易“天”易“道”的。而“替天行道”，却把农民革命直指“天”与“道”的锋芒转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样反来反去，天还是那个天，道还是那个道，真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结果，必然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成为替“天”来行道的御用军队。
“替天行道”这个“忠君”的实质，决定“替”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是一种手段。而归根结蒂由“天”来“行道”则是永久的，绝对的，是最终目的。“替”来“替”去，必然的结果是“顺天”。宋江在接受朝廷招安以后，立即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换成了“顺天”“护国”的旗子，这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而农民起义英雄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被他“替”作向皇帝投降的见面礼了。这分明是对农民起义军的叛卖，怎能说“替天行道”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呢？
宋江投降后，奴才当得更起劲。他主动讨来“圣旨”，自称“天兵”，与高俅“同心合意”，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把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变成了维护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军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了朝廷那些腐败军队所起不了的反动作用。最后，梁山农民起义本身，也被这个投降派典型宋江带上了溃灭的道路。他自己虽然落得了一个死于御赐药酒的可耻下场，但他却以殉道者自居，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总之，“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在农民起义军队伍里树起的一面投降旗。今天，我们澄清这一模糊认识，批判这面投降旗，对于提高我们反修防修的觉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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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的刀与泪
解放军某部 宋协龙 刘书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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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善于用伪装慈悯的眼泪掩饰恶毒的心肠，常常手里举着杀人刀，眼里流着“忠义”泪。
在“菊花会”上，宋江以酒醉为名，哼了一首“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黑诗，当即遭到李逵等人“招甚鸟安”的激烈反对。于是，宋江杀气腾腾地要将李逵“推去斩首”，迫于众多头领的反对，他又变换手法，把李逵禁闭起来，听候处理。接着，宋江装作酒醒，诉说自己与李逵的“骨肉”“情分”，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
宋江被招安，发誓要“补报皇上之恩”的时候，起义军中的一名军校出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宋江吓破了胆，生怕得罪朝廷，冲了他的官运。他一方面痛“哭”流涕地要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割下头来号令示众。一方面申报皇上向朝廷请罪。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写道：“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宋江的“忠义”之泪，正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刺激出来的魔鬼眼泪，其用心是要用牧师的泪光遮掩刽子手的刀光，为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障碍，为维护摇摇欲倾的赵宋王朝尽忠效劳。
上了梁山泊的人，绝非《水浒》作者所说的都是“哥儿们兄弟”，终极目的更是歧异。地主出身的封建官吏宋江仕途断绝，钻进梁山，梦寐以求的是“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出身下层，被封建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的李逵等人奔上梁山，为的是“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一个要投降，一个要革命；一个要“报效朝廷”，一个要推翻朝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特别是在宋江投降之后，起义军内部许多人心怀不满，表示要“再回梁山泊去”继续造反。而完全站在了统治阶级一边的宋江，对革命人民的造反精神，和统治阶级一样抱着恐惧的心理，朝廷厢官大骂起义军“反性不改”，宋江也训斥士卒“强气未减”，主子唱，奴才和，口吻何等相似。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这支农民武装，扑灭革命人民的斗争烈火，费尽了心力，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越扑越烈。而宋江，为了把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纳入“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尽管用“忠义”的绳索捆住大家的手脚，又是让众兄弟歃血盟誓，又是叫喊“哥儿们义气”，但有人还是要抗争、要革命。于是，宋江只好举起血淋淋的钢刀实行镇压。他生怕农民起义军将士看到阶级兄弟的鲜血群起而反之，便挤出几滴“义气”眼泪，用以掩盖自己屠刀上的血痕。李逵这个使敌人闻名丧胆的农民起义军英雄，正是被“义气”的假泪所蒙蔽，糊里糊涂地被软刀子割了头，成为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宋江流泪，革命者流血，而奴才宋江，正是借起义军将士的血泊浮上了高官名爵的宝座。
老于权谋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宋江，尽管机关算尽，最后还是吞下朝廷送来的毒酒，丧命“蓼儿洼”。历史上一切投降派都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