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剖析宋江的修正主义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毛主席指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水浒》一书，细致地描画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全过程，真是一份认识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仔细分析《水浒》中宋江搞的修正主义，对我们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是很有益处的。一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皇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是地主阶级专政的象征。农民起义军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政治上必然把矛头指向皇帝。因此，思想上敢不敢造反，政治上反不反皇帝，实际上就成了坚持农民起义路线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这是《水浒》中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对立的观点。晁盖等人在劫生辰纲时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实际上就是说“造反有理”，“农民起义无罪”。就在这种思想鼓舞下，晁盖一上梁山，就提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政治主张。在这一主张指引下，起义军惩何涛、囚黄安，坚决彻底地消灭反动军队；“整点仓库，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抵敌官军”；扫平祝家庄，攻打曾头市，消灭地主武装；传播“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思想，把矛头明确地指向了皇帝。这些都充分说明“共聚大义”就是号召团结起来举行农民大起义，是反皇帝的，是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的政治主张。
而宋江却到处宣扬“造反有罪”，用忠义双全的反动谬论，磨灭起义农民的革命思想。就在“忠义”观念的指导下，他严守朝廷法令，不肯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后来，他“不由得”被推到了起义军中，又用“替天行道”的主张，篡改了“共聚大义”的主张，修正了晁盖等人反皇帝的政治方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纳入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轨道。在封建社会里，反动地主阶级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代表天的，皇帝行的“道”就是天的“道”。宋江的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行封建统治的道。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就是要他向皇帝尽忠，做皇帝的忠臣，为地主阶级专政效力，镇压农民起义，保护地主阶级的“良民”；背叛农民起义这条所谓“邪路”，走投降皇帝的所谓“正路”。既然仍旧要行皇帝行的“道”，那就只能按着皇帝的旨意办，而不能反皇帝。后来宋江果然把“替天”改成了“顺天”，更赤裸裸地显出了投降派的真相。
人们的实际行动是检验人们的主张的试金石。请看宋江在“替天行道”的主张下干了些什么吧：一，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公然宣扬皇帝好，“天子至圣至明，只被奸臣蔽塞”，标榜忠于皇帝，对内压制反对招安、主张反皇帝的革命派，对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二，释放或重用被俘的朝廷将官，千方百计地进行投降活动，最后，让人招安了；三，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把农民起义军变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御林军。从宋江的行动可以看出，“替天行道”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主张。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历来就是采用“剿”“抚”两手政策的。“剿”或“抚”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水浒》中，上起皇帝、朝廷大臣，下至州官、太守，一会儿有人主张“剿”，一会儿有人主张“抚”，正是这两种社会职能的交替使用。只不过“抚”这一手，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受革命队伍里投降派的欢迎；如能实现，对反动统治阶级也更为有利罢了。一个主张招抚的大臣对皇帝就是这样说的：“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此为上策。”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只愿早早招安”，与朝廷的上策不谋而合，这多么清楚地表明，“替天行道”的主张，是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二
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一定的组织路线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在组织上都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原则下坚持团结。而修正主义者，为了取消革命，必然要改变革命队伍的组织成份和性质，分裂革命队伍。
在梁山起义军刚开创时，晁盖等人拿“敢拒敌官军”作为原则，把那些对官军作战中表现“智勇足备”，“善能用兵”，以及在战斗中立下功劳的人，排在座次的前列。并招接四方好汉入伙。执行这一原则，不但使山寨中原来的队伍和新上山的队伍，达到互诉“心腹之事”，紧密地团结，而且使散居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都汇集到梁山，使起义军发展壮大起来。
宋江上山后，推行一条有利于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路线。他一上山，立即着手搞派别活动，先把起义军头领分为新旧两派，各坐一边。并宣布“休分功劳高下”——即不管在对官军作战中是否勇敢、坚决和贡献大小。这就抹杀了“敢拒敌官军”的原则。晁盖一死，他立即改组领导班子，把他的亲信和俘虏的朝廷将官提到前面，而把屡立战功的三阮等排挤出中心领导机构——忠义堂。后来又公然声明以“世本忠臣”——即忠于皇帝——为原则，以“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即剥削阶级出身，社会地位高——为主要标准。按着这种标准，他用“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作诱饵，把大批朝廷将官、地主、贵族拉进领导机构，安插到主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让自誓“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让决心要消灭起义军的关胜，做马军五虎将之首。起义军的军、政、财、监察等大权几乎都落到了投降派人物手中。而被压迫阶级出身的起义英雄李逵、三阮等，尽管他们为起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出身微贱，不愿意投降，即遭到宋江的排斥和贬低，只担任了些没有什么大权的步兵、水兵头领。投降派在起义军领导班子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领导班子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宋江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班子中获得通过，并强加于整个起义军，终于使起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皇帝的御林军。用剥削阶级的“地位、金钱、名誉”做诱饵，搞派别活动，把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安插到领导班子中，首先改变领导班子的组织成份和性质，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组织手段。
梁山一百○八人表面上“哥弟称呼”，“一同酒筵欢乐”，貌似团结一致，但从宋江上了山，同床异梦的状态就已形成。宋江搞投降主义，遭到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们抵制和反对，引起一阵阵轩然大波。不愿意投降的吴用只好背着宋江下密令，布置反招安斗争。当宋江公开投降时，起义军基层士兵，当下辞去的就有三五千人……梁山起义军最后弄得四分五裂，这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三
修正主义是打着革命的旗号，通过玩弄阴谋诡计，从革命阵营内部修正革命路线的。这就决定了修正主义者在行动上必然阳一套、阴一套，耍两面派。
宋江刚上梁山时，当众发誓：“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装出一副好象要坚决造反的样子，但内心想的却是要借梁山这个“烟水寨”，到东京去换个官做。于是便施展其“权谋”手段：其一是篡改晁的正确主张。在宋江上山前，起义军原来的头领没有一个人说过“替天行道”的话，他上山不久，即鼓吹“忠义”，散布“替天行道”谬论，大造舆论。其二是打着晁的幌子，架空晁盖，散布流言蜚语，抢班夺权。每逢出兵，宋江总是假惺惺地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由他领兵下山，捞到了实权；把他那一派人逐步提升起来。就在晁盖活着之时，他已发展到“凭陵欲作恢?计，全仗公明作主张”的地步，山寨任免大事，也不与晁盖商量，就自作主张擅下命令。晁盖一死，他骗取了第一把交椅，终于实现了他的投降主义阴谋。
晁盖在世时，宋江当面赌咒发誓：“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背后却进行着背叛晁盖的罪恶勾当。晁盖死后，宋江在山寨正中的大厅里摆设了晁的灵牌，自己住在一边，表示虔诚。尽管晁的灵牌还摆在山寨的中央，但山顶上早已竖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聚义厅也改为忠义堂，晁的主张和为山寨立下的名称，都被宋江修正了，就连纪念晁盖的活动仪式，也被宋江用来当做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市场。这是对起义领袖晁盖的最大叛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揭露过：“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用这把解剖刀去剖析宋江，就可以剥出这个投降派的修正主义真实面孔来。
《水浒》把宋江描绘成“忠义”的化身和救世的“英雄”，他的一切丑行都被涂上了骗人的金光。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从中总结出修正主义活动的一般规律，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篡改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等等，同《水浒》中宋江搞的一套，有许多相似之处。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认清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实质和特点，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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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毒箭的用心
北京永定机械厂 杨俊青 常振生
在《水浒》第六十回中，作者让梁山起义军领袖晁盖中箭身死，从此宋江掌握了梁山泊全权。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公然提出“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口号，接着拉卢俊义上山，放肆地进行招降纳叛的活动，积极为投降朝廷展开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形成了梁山起义军路线的大转折。因此，作者的反动目的在这一回暴露得十分清楚。可以说，这是《水浒》作者借史文恭之手射向农民起义军的一枝毒箭。
在这一箭之前，作者对安排晁盖必死已埋下了伏笔。从四十一回宋江被梁山好汉营救上山，到六十回宋江掌权这个过程中，作者主要是围绕宋江而展开情节的。宋江在梁山发号施令，耀武扬威，水泊军政大事一概独揽。每遇战事也独断专行，率自己扶植的势力下山，留晁盖等原有梁山首领守寨。本来晁盖是山寨之主，但作者不让他出场，有时出来，也只是设宴欢迎宋江凯旋回山。山寨的事，晁盖也无权过问。宋江有时也说“共同商议”，但实际上是他自己点了头算。有一次，晁盖要与宋江讨论将领任职之事，宋江却背着晁盖早已“商议已定”。下山作战的方案，宋江也从来不请示晁盖，而是先“自有调度”。处处架空晁盖，时时排挤晁盖，使晁盖徒有“山寨之主”之名。这样，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晁盖在寨中无声无息，可有可无，只剩身躯在山，灵魂却被作者早已驱走了。因此，晁盖后来中箭身死，完全是作者早就定下了的杀心。
作者这一箭主要是出于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让投降派宋江上台的需要。晁盖在梁山泊坚持和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是坚决“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这样，晁盖的路线和作者所要歌颂的路线截然对立。在晁盖死前，作者已经写了宋江几次背着晁盖，向朝廷大臣宿太尉以及被俘的朝廷将官宣露待罪梁山、专等招安投降的反动政治主张，但碍于晁盖是山寨之主，无法公然推行。很明显，处于山寨之主地位的晁盖就成了作者安排宋江上台的主要障碍。作者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必然要把晁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为此作者才恶狠狠地给了晁盖当头一箭。一箭之后，按照作者的意图，晁盖“骨肉未寒”，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权坐了第一把椅子”。宋江篡权后便全面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彻底背叛晁盖的革命路线。可见，作者这枝毒箭的罪恶用心就是为投降主义路线上台开道的。
这一箭也是出于作者安排大地主卢俊义上山的需要。这是宋江实现投降阴谋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作者让晁盖临死前留下一句“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作梁山泊主”的遗言，这是特意为卢俊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作的伏笔。作者又让晁盖的魂灵显圣，把史文恭驱至卢俊义埋伏处，使卢俊义捡得了这件功劳，成为他坐第二把交椅的资本。这些地方，作者的反动意图都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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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劣的一笔
解放军某部 蒋永超 侯力军 路毅
《水浒》中的晁盖，在领导梁山起义队伍时，号召大家“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立志“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而宋江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的奴才。晁盖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了“替天行道”的黑旗，竭力推行一条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的作者为了鼓吹投降主义，于是编造出“晁天王曾头市中箭”的情节，叫晁盖“归天及早”，而且根本不把他排在“天罡”“地煞”之列，完全“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段话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真实目的。
《水浒》的作者煞费苦心地描出了晁盖中箭而死这拙劣的一笔，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从而好为宋江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歌，让宋江能够“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总之，《水浒》安排晁盖及早归天，抬出宋江，目的就是否定晁盖的革命路线，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了欺骗人们，《水浒》的作者在晁盖之死的问题上，还故弄玄虚，加进了浓重的“天命论”色彩。请看《水浒》的这段描述：晁盖行将出征，“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宋江说这是上天的预兆，劝晁盖不要下山，而晁盖却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不顾劝阻，坚决下山。果然，中了史文恭的毒箭。《水浒》作者显然是力图说明晁盖不信“天命”，违了“天意”，因而“逆天者亡”；而宋江知“天命”，懂“天意”，又“替天行道”，所以“顺天者昌”。晁盖的“及早归天”和宋江的“把寨为头”皆是天地之意，不可“违拗”。这是企图为排斥晁盖找到一条不容怀疑、不可推翻的神圣根据。其实，这是十足的欺骗！《水浒》六十回中这拙劣的一笔，宣扬了“造反有罪，投降有理”八个黑字，这充分暴露了《水浒》作者的反动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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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之死
陈炳
梁山农民起义领袖晁盖在进攻曾头市的一次战斗中中箭牺牲。书中写晁盖是死于曾家府地主武装的教师史文恭的毒箭之下，但我们透过这一情节的描写却可以看出，晁盖的死是出于作者让宋江篡权的反动意图。
《水浒》写晁盖中箭身亡，露骨地表明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意图。作者极力贬低和歪曲农民革命领袖晁盖，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宋江。一向能谋善战、武艺高强的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却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粗暴固执的形象。作者还通过风折认军旗宣传“天命论”，让他死去，以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这样描写的反动意图是交代得十分明白的，那就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但是透过作者的种种歪曲，我们从晁盖之死中，可以认识到，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掌握在革命派手里，还是掌握在投降派手里？这是一个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和革命成败的极为重大的问题。因此，“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我们必须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认识投降派，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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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塔天王”
“晁天王”和“铁天王”是群众对梁山农民革命领导人晁盖的赞称。这两个绰号都来自“托塔天王”。关于“托塔天王”的来源，《水浒》作者在第十四回说了这样一段故事：为了把鬼赶到东溪村，有人在西溪村凿了一座青石宝塔；晁盖为此很生气，便把塔托起，放到自家住的东溪村。这样，晁盖只不过是个宗族派系斗争中的“英雄”，显然是对农民起义领袖形象的歪曲。
早在《水浒》成书之前，宋末元初的龚开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铁天王晁盖”的赞语是这样说的：“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大意是说：掌上托着舍利古塔的毗沙天王，是紫金铸就的身躯；而铁天王晁盖也是洪炉里百炼的纯钢。“托塔天王”就是“毗沙天人”的俗称。称晁盖为“托塔天王”，表现了群众对他的赞扬和拥护。
一部中国的农民革命史，就是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用暴力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农民革命必然要反对封建制度的集中代表——皇帝。晁盖是反对皇帝的。正如旱地忽律朱贵所说，“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对封建皇帝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真假农民革命的试金石。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其斗争的矛头都是针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总头子皇帝的，其中较大的几次农民起义，还在自己的纲领里或称号中，直接表明了与皇帝势不两立。如东汉的张角自称“天公将军”。清代的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则自称“天王”。晁盖称“托塔天王”、“晁天王”或“铁天王”，和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自称“天公将军”、“天王”一样，也包含了反对“天子”的意思。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托塔天王”的政治意义。
《水浒》作者对“托塔天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七十一回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明显，这不是作者玩弄什么“对仗”的文字技巧，而是寓褒贬于其中的“春秋笔法”。晁盖称号里的“塔”字不见了：把对晁盖英雄气概的形象比喻，偷换成修饰“称王”的贬义词——“托胆”。这段骈俪对偶的文字，直接表达了作者对晁盖、宋江二人不同的评价，也突出了其结局的不同。作者唯恐晁盖有胆有识地称王，所以让他早早死去，屏于一百○八人之外。而大肆吹捧宋江肯引导众弟兄去保卫皇帝，所以让他居于一百○八人之首。一曲精心制作的颂歌给予投降派宋江，一纸用心险恶的罪状投向农民起义领袖晁盖，爱憎何等分明。《水浒》作者的笔，正是那支借史文恭之手射向“托塔天王”的毒箭！
（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