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冲天香阵透长安”
——读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冲天》诗
沈阳冶金机械修造厂工人评论组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西南）人。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率领农民群众在河南长垣起义。第二年，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起义响应，与王仙芝起义军会合。王仙芝阵亡后，黄巢被起义军推为首领，号为“冲天大将军”。黄巢英勇善战，革命性极坚定。唐末农民革命队伍在他的率领下转战大江南北，席卷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李唐王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之一，第一次提出了“冲天”、“均平”的革命口号，以鲜明的反封建、反孔色彩在历史上占有一个光辉的地位。
唐王朝在中国存在近三百年。自安史之乱以后，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权就一步步地走下坡路。官僚大地主和宦官勾结在一起，把持军政大权，政治黑暗腐败。地方藩镇割据的局面十分严重，形成了许多独立王国，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藩镇割据的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生活十分悲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有增无减的赋税，更逼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劳动人民无路可走，只有起来反抗。愤怒的火焰在人民中间燃烧起来了！统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的反动统治，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外，在思想上更加紧了对农民的禁锢，把反动的孔孟之道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企图用此来支撑唐王朝风雨飘摇的“天”。但是，孔孟之道这面破旗丝毫不能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黄巢，看透了唐王朝的腐败和反动，决心“洗濯朝庭”。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
“冲天”的英雄气概，向罪恶的封建王朝宣战了：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就是黄巢在起义前写的《冲天》诗。
这首诗借菊咏志，集中地表现了革命农民敢于“冲天”、敢于造封建统治的反的革命精神。诗一开始，便以不凡的气魄抒写了不当令的“菊花”的伟大抱负：“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眼下虽是反动统治者的“百花”神气活现，“菊花”待时未放；但是，一旦等到九月秋来、严霜下降的时分，“百花”就将统统凋零，唯独“菊花”凌风傲霜，盛开怒放。在这里，黄巢借“菊花”与“百花”的生长规律，暗示出农民革命力量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表达了革命农民决心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的雄心壮志。“待”字不仅突出地表现了黄巢准备起义的坚强决心，而且也显示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高瞻远瞩、待机而起的远见卓识。“我花”是以黄巢为代表的一支农民革命力量，一旦这支队伍举起造反的旗帜，拿起武器，骄横淫逸的反动统治者就会吓破胆！诗中充满了对反动统治者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极大地蔑视了“百花”——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及其爪牙。什么“君权神授”，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统统都要被冲破。“我花开后百花杀”！黄巢在这里批判了反动的“天命观”，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热切情怀和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两句，通过对菊花傲霜盛开后美丽的景色的描绘，进一步表现了黄巢决心以压倒一切之势，打进封建王朝的首都长安去、推翻唐王朝统治的英雄气概。他深信，沁人心脾的菊香一定会充满长安城，驱散陈腐污臭的空气。诗人满怀革命的激情，兴奋地想象着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城的胜利情景：满城都是身披“黄金甲”的战士，黑暗的都城变成了金光灿烂、香气馥郁的新天地！这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抒写，充分表现了黄巢对实现推翻唐王朝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坚强信念。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李唐王朝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神圣外衣”，就是所谓“君权神授”的反动“天命论”。黄巢的《冲天》诗，批判了“天命论”，剥去了这层“神圣外衣”，把农民革命运动的矛头不但直指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而且指向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孔孟之道。
黄巢的《冲天》诗，尽情地抒发了革命人民的凌云壮志。这首诗，后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高亢战歌。它鼓舞着起义军浴血奋战，冲破孔孟的“天命论”，冲垮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八八一年，黄巢领导的起义军以“冲天”的英雄气概直逼长安，吓得唐僖宗在朝廷上号啕大哭。起义军入城之时，老百姓夹道欢迎，黄巢“金装肩舆”，战士们头扎红绸，衣甲鲜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途），千里络绎不绝”，威武雄壮，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唐代是诗歌极盛时期，菊花诗也有不少。但是，象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代表广大农民群众从心底里喊出的这种气壮山河、声贯日月的造反之声，却是仅见的。黄巢的《冲天》诗一反俗儒墨客、封建士大夫们咏菊的旧情怀，赋予了菊花以革命的战斗的生命。黄巢的诗作不但在思想上是以前的菊花诗无法比拟的，而且在诗的艺术形式上，也是高出他们的。他的诗好懂好读好记，十分近似民歌。
今天，我们重读黄巢的《冲天》诗，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劳动人民不但善于利用武器来批判和改造旧世界，而且善于利用文艺这种武器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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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泾水清清渭水浑
——评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的几首诗
广西教育学院 宁学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两句使唐代中叶当权的儒家非常头痛的诗，是著名法家刘禹锡写的。
唐代中叶，阶级斗争、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公元八○五年发生的以王叔文为首的法家政治集团的政治改革运动，不到六个月就失败了。宦官、大官僚、大地主守旧势力进行了猖狂的反扑。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后病死，参加革新的另外八个主要成员，也都被贬逐到边远的地方去做司马。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十年之后，“八司马”中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等五人被召进京。这些法家人物经受了十年的折磨，仍然坚持斗争。他们对把持朝政的腐儒、俗儒深恶痛绝。刘禹锡到玄都观走了一圈，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对当权的儒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反动势力出于对法家的刻骨仇恨，决定把他们再次贬到边远的地方去，让柳宗元到柳州，韩泰到漳州，韩晔到汀州，陈谏到封州，而给刘禹锡一个最荒凉的地方——播州
（今贵州遵义）。柳宗元对此愤愤不平，马上写奏章，要求同刘禹锡对调。在大臣裴度的支持下，将刘禹锡改贬连州。
他们二月进京，三月就被贬出京城，刘禹锡跟柳宗元同道，一路上唱和很多，依依不舍。六月，柳宗元到了柳州。他的第一首诗就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登上了柳州城楼极目远望，遐思联翩。革新失败已经十年了，革新的抱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想到王叔文、王伾的死，想到“八司马”的遭遇，不禁茫茫愁思涌上心头。接着，他以“芙蓉”、“薜荔”这样的香花芳草，比喻主张变法革新的进步势力；以“惊风”、“密雨”暗指当权的儒家反动集团；以“惊风乱飐”“密雨斜侵”，隐喻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保守势力对革新势力的迫害，从而抒发了刘、柳等五人被流放到边远荒凉的“百越”后的悲愤。残酷的政治迫害并没有使柳宗元屈服，战斗的友谊鼓舞着他要透过千里重遮的岭树，看一看漳、汀、封、连四州的战友，向往着十年前的革新活动。柳宗元此时虽然面对蜿蜒的江流而愁肠百结，但这愁，不是个人宦途失意的哀伤，而是对革新失败的痛惜。这种感情激励着柳宗元沿着革新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他说：“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到柳州之后，他改革弊政，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
对于贬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元和十四年，韩愈为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左迁”途中，他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诗中说自己本来是“欲为圣明除弊事”，所以才
“一封朝奏九重天”，没想到却落了个“夕贬潮州路八千”的下场，真是冤哉枉也。尽管如此，韩愈还一再向宪宗哀求，希望“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再给个大官做。他在诗中还哀叹“云横秦岭家何在？”“好收吾骨瘴江边！”说来说去，无非是个人的生死荣辱。
韩愈诗中“雪拥蓝关马不前”的那种畏缩和胆怯，跟柳宗元为革新事业而忧伤，为关怀战友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诗中看，一个是叙革新失败后的悲愤，写战友互相关怀的真情；一个是鸣冤叫屈表忠贞，想家想官想后事。韩诗与柳诗的思想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柳宗元慷慨激昂，写得很有气魄；韩愈则哭哭啼啼，摇尾乞怜，写得灰溜溜的。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柳宗元不幸困死柳州。但是，刘禹锡等人在法家政治路线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又过了九年，刘禹锡才被召进京，途中在扬州碰到了白居易。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对刘禹锡的被迫害表示同情和慰问。刘禹锡也即席赋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首先抒发了被贬斥的二十三年中，转徙于巴山楚水之间的无限愤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禹锡不悲观，不颓丧，不信天命，不怕迫害，顽强地坚持斗争。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反动儒家对法家代表人物的迫害，既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也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决心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继续斗争。
刘禹锡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京师。这次进京，他又写了
《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前次把喧嚣一时的儒生讥刺为趋炎附势、红极一时的桃花，表现了他对反动儒家的蔑视。但是，曾几何时，不仅“桃花净尽”，就连“种桃道士”也销声匿迹了。那些反对革新、坚持儒家路线的反动儒生，虽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而“前度刘郎”今日又以大无畏的战斗姿态回到京师了。
韩愈一到潮州，就马上写了一个《潮州刺史谢上表》。宪宗看了以后，很受感动，说：“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于是立刻把他调到了比较近的袁州，不久又调回京师任国子祭酒。韩愈对此感激涕零，再次向反动统治者表示忠贞，说：“食罢无所报，空然慙汗仰皇扃”。他一想到浩荡皇恩无以为报，简直惭愧得满身淌汗了。这同法家刘禹锡的进京，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柳宗元、刘禹锡的思想和作品，也都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但是，从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对贬官、复官的态度以至诗的境界、风格等等来看，真可以说是泾水清清渭水浑，儒法两家的界限还是十分鲜明的。艺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法家的诗境界高，气势雄浑，战斗性强，这首先是由主张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儒家的诗境界低，灰溜溜的，同样也是由他们主张保守、倒退的政治路线决定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把韩愈的诗与柳宗元、刘禹锡的诗一对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个伟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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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虎”、“蛇”之喻和文学的阶级性
毛志成 陈智贤
研究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文艺上的斗争，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在题材、情节、形式上极为相似的两篇作品，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效果上却绝然相反。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苛政猛于虎》同唐代法家柳宗元所写的《捕蛇者说》，就是这样的例子。
《苛政猛于虎》的大意是，有一次孔丘坐着车子，带着门徒，路过泰山脚下，见到一个女人守在一座坟前大哭。此事大约触动了孔丘“仁爱”之心，他用手扶着车前横木认真谛听，并派门徒子路去问原因。据这女人说，为了避免“苛政”的迫害，她一家逃到泰山来。虽然公公、丈夫、儿子相继被老虎吃掉，但权衡之下，她认为这仍然胜于受“苛政”的压迫，表示不愿离去。孔丘听了这一席话，对子路大发感慨：“小子记住，苛政比猛虎还要凶啊！”
《捕蛇者说》写的是，作者被贬永州的时候，访问了当地一个以捕蛇为业的劳动者——蒋氏。这位捕蛇者介绍说，为了捕蛇抵税，他的祖父、父亲都被蛇咬死了，他本身也几乎丧命。但是，他仍愿意继续干这一行。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可以避免赋敛之苦。接着，他列举了那些不操此业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与他祖父同代的人，已被重赋害死了十分之九；与他父亲同代的人，侥幸存活的不过十分之二三；与他本人同代的人，未死的不过十分之四五。最后他说，虽然可能被毒蛇咬死，但比起乡邻被重赋逼死，却好得多了。全篇主题，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苛政酷于蛇。
两篇文章，在主题上，都是要暴露“苛政”的黑暗；在内容上，都是写了一家“民”的不幸身世；在表现手法上，都是将一种凶猛的动物做“苛政”的对比和衬托。结论也都是指出“苛政”要不得。看来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然而，“形”同而“实”异。这个“异”，就异在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暴露和攻击的对象不同，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也不同。
孔丘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代。没落奴隶主阶级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新兴地主阶级，以“猛虎”般的勃勃生气，进行夺权斗争。侧近泰山周围的广大地区，是齐、鲁两国。鲁国新兴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已经瓜分了奴隶主头子鲁君的土地，并在季孙氏的倡导下，在经济领域中初步进行了一些封建性的改革。齐国的新兴势力代表陈成子，也加紧向腐朽的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行革新措施，争取民众，使“民人”“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就是在“民人”向新兴地主阶级“归之如流水”的时候，这个女人的一家却逃到荒山野岭宁可喂老虎，也不愿向新兴的封建制低头。从她有家室、有墓地等情况来看，无疑是属于孔丘所要举的“逸民”，她所诅咒的“苛政”，也不会是孔丘所要维护和复辟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而是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已经由进步阶级转化为保守、反动的阶级，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权落在宦官、藩镇、豪族大地主手中，政治日益黑暗腐败。公元八○五年，唐朝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以王叔文、王伾为首倡导了一次革新运动，针对保守势力所推行的分裂、倒退路线，实行了一些革新措施，但是，很快就被保守势力扑灭了，包括柳宗元在内的革新派骨干，纷纷遭到迫害。柳宗元被贬到边远的永州。柳宗元不畏环境的险恶，挥笔写出了《捕蛇者说》等一系列战斗性的文艺作品，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经过这样的比较，不难看出，《苛政猛于虎》所显示的是儒家倒退、反动的立场；所暴露的对象，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正义事业。它是为“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服务的。柳宗元《捕蛇者说》所暴露的，是腐朽社会势力的残酷性、反动性，是为革新路线制造舆论的。
这两篇“形”同“实”异的作品，再一次证明了一条深刻的真理：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的。
两篇文章的同异，给我们又一个启示是：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效果，是依据暴露和歌颂的对象而定的。毛主席说：“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无论暴露和歌颂，其思想价值只能依此而定。同是暴露，我们却不能采取笼统的肯定或否定态度，而是要对它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分析。
对两篇文章的同异进行比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准确地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要正确地掌握这个标准，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上述两篇作品，曾以形式上的相似，被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统统冠之以“人民性”的头衔。他们混淆了两篇作品中“民”的形象的阶级区别。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古人，论古事，析古文，才能对古人、古事、古文作出科学的评价。（附图片）
空军航空兵某部机务中队理论骨干，在看书学习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理论骨干张红军在向战友们讲历史上儒法军事斗争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