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吕氏春秋》是对商鞅变法的反动
史众
《吕氏春秋》是在公元前二三九年出笼的。这时已是战国末期，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仍然存在，奴隶制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没落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没落奴隶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儒家代表人物吕不韦，适应奴隶主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需要，采用“钻心”战术，钻进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扮演了复辟的急先锋的角色。这个原先奔走于秦、赵等国之间的大商业奴隶主，家累千金，拥有奴隶万余人。他玩弄政治阴谋，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公元前二三八年秦王赢政亲政以前，政权一度落在他的手里。吕不韦同由他扶植起来的宦官嫪毐狼狈为奸，把工商奴隶主和贵族奴隶主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疯狂的复辟势力。一方面，结党营私，扩大力量，准备武装政变；一方面，招降纳叛，网罗儒生，从意识形态入手，为复辟奴隶制大造舆论。当时，一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逆流笼罩着秦国的上空，在吕不韦指使下，由他的门客编纂而成的《吕氏春秋》，就是这股逆流的产物。
（一）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起义的革命风暴摧毁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在奴隶制土崩瓦解的基础上，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变法。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给予奴隶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发展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以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后来，商鞅虽然遭到奴隶主复辟势力谋害，但商鞅变法的成果谁也没有能够推翻。此后的一百多年，秦国所执行的基本上还是商鞅制定的法家路线。由商鞅开创的这场深刻的革命，使秦国从原来的落后状态，一跃而为先进富强的国家，雄踞于我国西部，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真老虎的生气勃勃的气势。正如史书上记载的：商鞅变法，“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秦策一》）。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说：“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韩非子·和氏》）。这是对这段历史的正确总结。
在这种形势下，谁要在秦国复辟奴隶制，就必然要否定商鞅变法，反对商鞅制定的法家路线。《吕氏春秋》就正是对商鞅变法的反动。
《吕氏春秋》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商鞅变法，疯狂叫嚣“今不如昔”。《期贤》篇中咒骂：当今之时，黑暗极了！《振乱》篇中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说什么当今之世混乱极了，老百姓的痛苦无以复加了！《期贤》中说的这个“今”，就是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现实。在大奴隶主吕不韦看来，这个现实真是漆黑一团。吕不韦把满腔仇恨发泄在商鞅身上，采用卑劣的手段恶毒诬蔑商鞅所推行的法家路线。《无义》篇中诽谤商鞅是“无义之徒”，胡说什么商鞅不是秦国的王亲国戚，掌握了政权，只有用攻战来塞责。甚至把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杀害商鞅，也说成是由于商鞅的
“无义”，是“咎由自取”。吕不韦一伙就这样用造谣诬蔑来攻击法家的代表人物，掩盖奴隶主复辟势力反攻倒算的罪行。
《吕氏春秋》所向往的世界又是什么呢？所推崇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非今必然颂古。吕不韦大肆颂扬的，就是奴隶制时代的所谓“先王之政”。吕不韦奉为楷模的，就是搞复辟的祖师爷孔老二。《高义》篇中，无耻地歪曲历史，赞颂孔老二的德行无与伦比。在他们心目中，孔老二真是个了不起的圣人。据《高义》篇说：他在鲁国执政三年，鲁国男女分途，男的靠右走，女的靠左走，道不拾遗，谁也比不上他高明！甚至对孔老二的门徒也大肆吹捧，说什么孔老二的七十二个高徒中，只要找到一个，就足以当“万乘之主”的老师。憎谁爱谁，多么鲜明！事实很清楚，他们叫嚣“今不如昔”，是为了尊儒反法，为了复辟奴隶制。
“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是两种历史观的
斗争，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斗争，是儒法
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今不如昔”，就是否定商鞅变
法，要改变秦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推行的法家路线，
代之以反动的儒家路线。而认为“今胜于昔”，就是
要沿着商鞅制定的法家路线继续前进，加强新兴地主
阶级的专政，进一步用革命暴力统一全国。历史上每
当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以后，围绕这个变革是好得很，
还是糟得很，必然要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论。对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形势，儒法两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战国时期儒家的头号代表人物孟轲，认为一代不如一
代，狂叫：“王道”不行，“民”不聊生。他甚至咒骂秦孝公是“暴君”，商鞅是“污吏”，要对他们施行最严厉的刑罚，表现出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对于革命的刻骨仇恨。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公元前二六六年前后，亲
自到秦国作了考察。当秦国的相国范雎问荀况入秦的观感的时候，荀况回答说：秦国地势固然险要，物产也很丰富，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朝廷上下坚守商鞅制定的法令。……秦国四代富强不败，并不是偶然的侥幸，而是商鞅变法的必然结果。儒法两家对于商鞅变法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对立。
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家伙，为了大造复辟舆论，往往都要在形势上大做文章，把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一切复辟派都是“今不如昔”派。林彪反党集团，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大好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否定还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进行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背景上，看看《吕氏春秋》的“今不如昔”的叫嚣，有助于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本质。
（二）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商鞅变法的根本之点，就是建立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商鞅公开主张“法治”，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他把矛头对准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把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而奔走呼号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称之为“奸民”，把儒家的“仁义礼智”等称之为“虱”。他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开塞》）。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他提出了以刑赏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路线。一方面，主张用严厉的刑罚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另一方面，主张以农为本，奖励耕战，以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吕氏春秋》站在商鞅所制定的这条法家政治路线的对立面，极力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吕氏春秋》攻击法家的“法治”，诬蔑“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上德》）。把“刑赏”说成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叫嚣“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长利》）。与此同时，《吕氏春秋》又大肆鼓吹“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上德》）。这一套“德”呀、“义”呀的说教，完全是从孔老二那里贩卖来的。孔老二不是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吗？倡导“德”，就是为了维护“礼”。而所谓“义”，就是合乎“礼”。一言以蔽之，讲“德”，讲“义”，就是为了“复礼”，即恢复西周奴隶制度。孔老二为了“复礼”，又提出了“正名”。《吕氏春秋》也接过了这个反动口号，大叫大嚷要“正名”，说什么“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又说：“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审分览》）。所谓“正名”，就是要
按照奴隶制的礼制，来反对社会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新
生事物，复辟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旧秩序。
为了这个反动的目的，《吕氏春秋》又针对商鞅
“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针锋相对地提出“其本在
得贤”（《本味》），“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求人》）
他们所说的“贤者”，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察贤》
篇中说：“魏文侯师卜子夏”，“国治身逸”。卜子夏何许
人也？就是孔老二的忠实门徒，就是以叫嚷“死生有
命，富贵在天”闻名的那个卜商，就是破坏李悝变法的
罪魁。他自比孔丘，在魏国纠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
力，大肆宣扬儒家的那套反动货色，反对李悝变法。
他当了魏文侯的老师后，便在幕后操纵魏国的政权，让魏成子当了宰相，取代了著名的法家李悝。然后，他们疯狂地反攻倒算，使李悝变法遭到失败。《吕氏春秋》所赞颂的“得贤”，就是让卜商一类反动派掌握政权；所谓“国治身逸”，就是变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为奴隶主阶级专政。
为了复辟奴隶制，《吕氏春秋》还反对以农为本，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孝”为“本”，胡说什么“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本莫贵于孝”（《孝行览》）。法家主张以农为本，是要摧毁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使土地可以自由开垦，奖励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而“孝”道，从它一出现起，就是宗法奴隶制度的基石。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按宗法系统建立的，也是靠宗法关系维护的。儒家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把“孝”当作最高的道德标准。《吕氏春秋》反对以农为本，鼓吹以孝为本，正是为奴隶制招魂。
“礼治”还是“法治”，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反对“法治”，主张“礼治”，就是在骗人的幌子下，反对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恢复奴隶主失去的“天堂”。暴力，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为执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革命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恩格斯：《反杜林论》）。商鞅变法过程中发挥了革命暴力的作用，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反动的奴隶主阶级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而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从来都不放弃反革命暴力。《吕氏春秋》一方面反对革命暴力，一方面又鼓吹所谓“义兵”，叫嚣“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荡兵》），“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恃君览》），“攻无道而伐不义”（《振乱》），“诛不当为君者”（《怀宠》）。这就是要把暴力的矛头指向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含沙射影地攻击尊法反儒的赢政，对这个将要亲政的年轻的秦王进行威胁恫吓，为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制造舆论。
《吕氏春秋》的这一套，继承了孔孟的衣钵。战国时期复辟奴隶制的急先锋孟轲，就曾叫嚷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大肆鼓吹“仁政”，要新兴地主阶级放弃革命暴力，放弃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复辟奴隶制。林彪这个孔孟的忠实信徒，也和吕不韦一样，一方面磨刀霍霍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一方面又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为了这个反革命的目的，林彪也象吕不韦那样“求贤”。陈伯达同声相应，把林彪的死党捧为“古贤”。批判《吕氏春秋》，分析吕不韦所鼓吹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的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被推翻的阶级怎样拚命攻击新制度，怎样力图复辟旧制度，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三）
商鞅变法，为了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废除了奴隶制的分封制，普遍推行郡县制，在秦国建立了三十一个县，每县设置令、丞，管理政事，使之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此后，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大，又陆续设置郡县。这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一改革，不仅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把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而且为进一步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到了战国末期，统一之势已成，摆在秦国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前进，用革命战争结束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吕氏春秋》却大开历史的倒车，反对郡县制，反对统一，从各方面大肆鼓吹奴隶制的分封制。
《吕氏春秋》所向往的，是天子下面诸侯国星罗棋布的西周奴隶制时代；对那些奴隶主贵族诸侯国的灭亡非常痛心，极力反对用革命暴力统一全国。《爱类》篇中说：“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另一方面，又从“法先王”的思想出发，为奴隶制的分封制唱赞歌。他们叫嚣：“其大不若小”，也就是统一不如分裂，中央集权不如分封割据。他们宣扬：“多分封”，是为了“便势全威”，即保持天子的居上之势和控制力量；是为了“博义”，即对奴隶主贵族广施仁义。于是，他们提出复辟分封制的主张：“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慎势》）不但要分封，而且分封得越多越好；在他们看来，国家越是分裂，传世就越长，名声就越显赫。所谓“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慎势》），就是说，分土画界，各守其封，倒退到奴隶社会去，天下就太平了。在《去私》篇中还说：“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霸）。”这一下，吕不韦屁股上的奴隶制的纹章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他心目中的“暴”，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贤者”就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就是要剥夺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奴隶主贵族，以成他们的王霸之业。
主张奴隶制的分封制，倒退到奴隶社会去，还是坚持封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进一步统一中国，这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诸侯割据的藩篱，阻碍着社会的发展。统一，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是进一步扫除奴隶制残余的需要，也是抵御匈奴奴隶主侵扰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吕氏春秋》鼓吹奴隶制的分封制，是为了全面复辟奴隶制。这是一条坚持分裂、反对统一，坚持倒退、反对前进的反革命路线。
分裂和复辟、倒退是联系着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实现他的“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搞分裂活动，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充当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林彪和吕不韦所处的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但他们搞复辟、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动性是一样的。
《吕氏春秋》出笼的第二年，秦王赢政亲政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赢政，崇尚法家，反对儒家，坚持法家路线。吕不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吕氏春秋》成了他的反动面目的自我暴露。狗急跳墙，吕不韦指使和支持嫪毐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秦王赢政以风扫残云的气概镇压了这次政变，打击了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吕氏春秋》，研究儒法斗争的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仅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诞生，而且也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巩固和发展的。鼓吹尊儒反法是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尊儒反法代表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是为复辟、倒退、分裂制造反动舆论的。要反复辟，要前进，要革命，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地批判尊儒反法思潮。
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吕氏春秋》是一部极妙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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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一建筑工程局职工注意加强理论学习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
甘肃省第一建筑工程局的群众和干部，注意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使批林批孔运动更加深入、普及、持久地发展。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在斗争中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这个局从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就比较重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工作也开展得较早。六月下旬以来，他们学习上钢五厂和天津站工人的经验，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活动。局、公司、工程处各级党组织举办了一百三十多期学习班，有七百多名工人理论骨干参加了学习。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单位的工人理论小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编写出了儒法斗争史讲稿六十多份，介绍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和法家代表人物的材料二十多份，向职工作了多次宣讲，听到宣讲的群众有二万四千多人次。许多单位的工人理论骨干和群众一起，注释了《天论》、《更法》、《五蠹》、《封建论》等法家著作，对儒家反动著作《论语》、《孟子》、《三字经》、《千字文》等进行了选批，还召开了批判孔孟之道的各种会议一百三十多次。全局很快掀起了一个研究历史，深入批林批孔的新高潮。
群众性的研究、批判活动开展起来以后，局党委强调各级领导必须带领群众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他们除继续分期分批办好工人理论骨干学习班以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来加强理论学习。如：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以工人为主的理论小组，遇到问题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把工人理论队伍的学习和工人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互相帮助和促进；有些单位还建立和健全了工人政治夜校，办好图书室、学习室等。这样做的结果，全局群众中逐步出现了一种认真看书学习，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烈空气。许多工人理论小组一边学习，一边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机械修配厂三车间的工人理论小组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过程中，认真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部分著作。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指导，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儒法斗争，力求在弄清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总的阶级斗争背景前提下，从路线上加以具体分析，说明当时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怎样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法家怎样起了进步作用，法家有哪些局限性，儒家怎样起了反动作用。工人群众听了他们的宣讲，反映很好。
这个工程局的职工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用来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有些单位的工人，通过研究商鞅变法、盐铁会议和柳宗元的《封建论》，认识到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革命与复辟的斗争，贯穿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必然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从而加深了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工人们通过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观点，认识到一切反动没落阶级为了维护或复辟旧制度，都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作为压迫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从而增强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决心把批林批孔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在斗争中看书学习，这个工程局的工人理论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安装公司加工厂的工人们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时候，每个生产班组负责介绍一个法家代表人物或批判一个儒家人物。在群众性的研究活动中，涌现出不少新的理论骨干。在第一次全厂宣讲、批判大会上，瓦工班老工人姜振权，讲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青年木工刘金峙批判了西汉的大儒董仲舒；通风班的老工人温宗江和青年女工刘莉，介绍了法家韩非。这几个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历史知识不多，但他们怀着为革命研究历史的热忱，刻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群众帮助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资料，短期内就登上了史学讲台。和这个加工厂一样，其它单位的工人理论队伍，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现在全局工人理论小组已由六月底的一百一十四个发展到一百四十四个，理论骨干由九百五十多人增加到一千四百七十多人，有的单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群众参加了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活动。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工程局生产的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局建筑安装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二十九，七月份又比六月份提高百分之二点二。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