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双城县干部群众结合辽沈战役前后的历史事实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新华社哈尔滨电 黑龙江省双城县的干部、群众在最近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了林彪在辽沈战役前后对抗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不敢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以及他诬蔑东北军民的罪行。通过批判，大家更加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
双城县距哈尔滨市四十三公里。辽沈战役开始前，林彪畏敌如虎，曾一度把他的“前线指挥所”设在这个远离前线千里之外的地方。最近，这个县的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深入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在辽沈战役前后的一系列罪行。
土改时期的老干部、现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关振山说：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年，全国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东北战场上，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数量上也超过了敌军；东北解放区广大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又经过整党、建政、发展生产互助等运动，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为前线提供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援。毛主席根据全国和东北的形势，决定发起辽沈战役，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条件。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东北军民的愿望。但是，林彪从他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唯心主义地估计形势，胡说什么东北“敌情严重”、“群众基础薄弱”、“粮食困难”等等，抗拒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不敢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林彪制造的这些拖延南下时间的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拿群众基础来说，东北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我们双城县的广大群众，在战争中就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力支援了前线。对辽沈战役，我们更是热烈拥护，积极支持。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妇女们昼夜碾米、做军鞋；老年人打柴草、晒干菜；连孩子们也组成儿童团，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全县有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多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出支前民工和担架队达二十一万三千多人次；出动大车一万三千八百三十辆，马五万五千三百多匹；做军鞋九十万双，缝布袜十二万双；送军粮四亿八千六百多万斤，干菜二十四万多斤。那时真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解放军打到那里，群众的支前工作就跟到那里，呈现着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当时，我们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咱是根据地，咱是大后方，支前当模范，送子上战场，杀敌打胜仗，革命求解放。”这首歌谣，就是东北根据地人民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写照。林彪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胡说什么“群众基础薄弱”，这完全暴露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嘴脸，也是对我东北人民的极大诬蔑。
前进公社党委副书记刘仁保，也举出解放战争期间双城县支前工作中的许多模范事迹，来驳斥林彪所谓“群众基础薄弱”的谰言。他说，我们公社胜前大队，是解放战争期间原哈南军分区第五兵站的所在地。这里的群众怀着翻身得解放的无限喜悦，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曾多次受到政府表扬，荣获“支前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当时，兵站共有四百三十多人，除上级派来七名干部外，其余都是本屯群众，他们积极搞好兵站的支前工作。兵站成立后急需担架，全屯二百六十户人家，就主动献出大小扁担三百五十多条、木杆四百四十多条和大批绳子，组成一百二十副担架，保证了支前工作的需要。群众热情为伤病员服务，一次前方下来三百多副担架，全村群众就腾出二百一十铺热炕和许多棉被，让给伤病员和担架队员住，自己宁肯睡在地上或草堆里。类似这样的许多事迹，至今还在群众中传颂。林彪所谓“群众基础薄弱”，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他为了对抗毛主席、中央军委，推行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制造出来的。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农会会长，亲自带领群众闹土改、分田地、抓生产、搞支前的杏山公社杏山大队老党员周荣德，在批判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部队南下“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的谎言。他说，当时杏山屯的贫下中农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人人欢欣鼓舞，家家喜气洋洋，大家一个心眼要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早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几年全屯每年交公粮四五十万斤，另外每户还交给农会四百斤“义仓粮”，准备军队有临时需要时用。那时，可以说部队什么时候要粮食，群众就什么时候送到，风雨不误。一次，群众听说附近兵站需要一批粮食，全屯男女老少立即动员起来，派出二十多辆大车，有些人还用扁担挑，跑了七十多里路，一下就送去了八万斤粮食。当时，我亲自参加了支前送粮工作，大伙热情可高哩！林彪说什么“感到严重的粮食困难”，这纯粹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其目的是拖延南下时间，为他对抗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制造借口。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等谎言，来对抗毛主席、中央军委要东北人民解放军早日入关的指示。双城县的干部、群众在革命大批判中指出，林彪的谎言，是对我人民解放军东北籍战士的诬蔑。农丰公社保收大队一个老贫农、复员军人说：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东北各地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有着许多父送子、妻送夫，勉励亲人扛枪上战场解放全中国的动人场面。拿我们保收大队来说，一九四六年，老贫农王大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王永新、王永生和三个孙子王庆武、王庆文、王庆才一起送到部队。他们父子五人到部队后，互相鼓励，英勇杀敌，在辽沈战役中都立了战功。东北解放后，他们父子五个一致向党组织表示决心：不解放全中国，不彻底埋葬蒋家王朝，誓不回家乡。就这样，他们父子五个随军入关，过黄河，跨长江，直到解放了海南岛才复员回家。
乐群公社复员军人唐凤武说：当年我响应毛主席解放东北的伟大号召，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我负了伤，伤还没有好，辽沈战役就取得了胜利，全东北解放了。在医院里，我听说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已经入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急得我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当时我的伤未全好，就要求提前出院。赶了三四千里路，才在武汉追上自己的连队，参加了解放祖国南方的战斗，直到解放了海南岛。不仅我这样，我们东北籍战士都是这样。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当时就摆在林彪的眼皮底下，而林彪却置事实于不顾，造谣诬蔑我东北籍战士不愿入关作战。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欺骗党中央，拖延战机，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双城县的干部和群众，还把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批判他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结合起来。他们指出，林彪辽沈战役前后一再对抗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实际上就是妄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林彪的这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路线是尖锐对立的。长期以来，林彪肆意篡改历史，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什么“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林彪的死党也利用出版回忆录等手法，为林彪涂脂抹粉。为了欺世盗名，他们甚至要在双城县给林彪建立什么“纪念馆”。他们这样做，是妄图为实现其“克己复礼”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制造舆论。我们一定要把林彪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深批透，进一步剥掉林彪的画皮，使批林批孔运动更加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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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部队某师领导干部深入连队同干部、战士并肩战斗
批判林彪破坏辽沈、平津战役的罪行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师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我军在战争年代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带领部队冲锋在前的光荣传统，深入连队同干部、战士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联系当年参加辽沈、平津战役的亲身经历，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增强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加强了部队建设。
批林批孔以来，这个师的领导干部十分注意向群众学习。他们先后五次邀请基层干部、战士理论骨干介绍认真学、深入批的经验体会，很受鼓舞和启发。他们深深感到：革命小将虽然没经历过战争，但他们学得好，批得深，老同志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有战斗经历，更应该带头学习，带头批判，象当年领导干部带领战士冲锋陷阵一样，为部队做好样子。认识提高后，他们很快就深入连队，团、营两级领导和师团两级机关干部，也纷纷下到连队。领导干部们到连队后，和年轻战士们打成一片，既是批林批孔的指挥员，又是批林批孔的战斗员。
打武仗要熟练手中的钢铁武器，打文仗也要掌握作战的思想武器。这些领导干部深入连队后，带领群众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光辉著作，联系连队的战斗历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领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批判林彪追随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破坏东北根据地建设的罪行，批判他抗拒毛主席指示，干扰和破坏辽沈、平津战役的罪行，批判他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等一整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老干部的宣讲，对年轻战士启发很大。三班长李荣华，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上述军事著作，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林彪要“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鼓吹走议会道路，破坏根据地建设的罪行。李荣华在全连作了批判发言，反应很好。
在批判过程中，这个师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的领导干部，有的回到自己当年战斗过的连队，有的带领部队重返当年的战场，有的在连队给干部、战士摆沙盘，制图表，忆传统，讲战例，用自己当年参加战斗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学习毛主席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体会，有理有据地揭露林彪破坏辽沈、平津战役的罪行。副师长李喜山是当年攻打锦州时某团八连二排排长，爆破英雄梁士英就是他们排五班的战士。李喜山来到八连，带领二排全体同志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讲述梁士英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事迹，批判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畏敌如虎，制造种种借口对抗毛主席南下北宁线打锦州的指示，批判林彪诬蔑战士怕走路、“不愿打仗”的无耻谰言。这样联系实际进行批判，使大家认识到，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领导干部深入连队与干部、战士同学同批，并肩战斗，不仅了解了部队批林批孔的情况，从群众中学到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领导运动的主动权，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而且进一步发扬了我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光荣传统，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增强了革命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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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二十二名遇险渔民获救离浙江返回台湾
新华社杭州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六日电 台湾省“新益成一号”、“瑞隆十一号”和“东吉福号”三艘渔船，八月十九日在浙江省台州湾海面遭遇台风袭击，船只损坏，在当地渔民全力营救下安全脱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抓紧时间为他们修复船只。九月十四日，二十二名台湾省渔民登上修好的船只，离开浙江，返回台湾。
这些台湾省渔民在浙江期间，受到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照顾。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当地群众一再表示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怀念和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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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副委员长会见澳中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建人今天下午会见以史迪威为团长的澳中协会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李恩求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蔡再杜、胡洪范、刘万钧等。（附图片）
周建人副委员长会见以史迪威为团长的澳中协会代表团。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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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墨西哥农业经济代表团举行宴会
冈萨雷斯副外长和李强部长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讯 墨西哥农业经济代表团今晚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我国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王文林，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有关方面负责人郑拓彬、魏环图、陈德和、胡钦岭、刘清等。
墨西哥农业经济代表团团长、墨西哥农牧业部长布劳埃尔和夫人，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冈萨雷斯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冈萨雷斯副外长和李强部长先后祝酒，共祝中墨两国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日益发展。
出席宴会的还有：墨西哥外贸协会秘书长法埃斯莱尔和代表团其他团员，墨西哥驻中国大使安吉亚诺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墨西哥经济贸易展览会展览团主任斯切莱特威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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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丹教育代表团离京赴上海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讯 以苏丹普通教育国务部长穆罕默德·海尔·奥斯曼为团长的苏丹教育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然后经广州回国。
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有关方面负责人杜平、任为民等到机场欢送。苏丹驻中国大使宰因阿卜丁和夫人，大使馆参赞阿巴斯，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参观了清华大学、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同我国教育工作者交流了经验。代表团还参观了人民公社、“五·七”干校、地下防空工事、十三陵水库和故宫，游览了长城和定陵。
九月十五日晚，宰因阿卜丁大使和夫人为苏丹教育代表团访华举行了宴会。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李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胡沙、汪普庆、李步霄等，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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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外长会见古巴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讯 外交部长姬鹏飞今天会见了古巴共和国新任特命全权大使拉迪斯劳·冈萨雷斯·卡瓦哈尔，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拉迪斯劳·冈萨雷斯·卡瓦哈尔是在九月十二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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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国驻华使节应邀到平谷县参观
受到县革委会负责人和社员群众热情欢迎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讯 应我国外交部邀请，各国驻中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以及部分外交官，分别由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余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和外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杨琪良等陪同，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参观访问了北京市平谷县王辛庄公社岳各庄大队、熊儿寨公社南岔大队。
在参观访问期间，他们受到平谷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社员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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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孔筱宴请巴基斯坦朋友
我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孔筱于十六日晚设宴招待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议员贾维德·哈基姆·奎雷斯，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贾维德是于九月十五日乘机到达北京的。
英国邮电代表团到达北京
应我国邮电部邀请，由英国工业部第一副大臣贝斯威克勋爵率领的邮电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访问，十七日乘飞机到达北京。邮电部副部长申光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李临川、罗淑珍、马生山、刘远等到机场迎接。英国驻中国大使游德和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访华代表团离京
以日本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宫胁朝男为团长，农林中央金库理事长片柳真吉为副团长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访华代表团，十六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桂林参观访问，然后回国。代表团在京期间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并游览了名胜古迹。十三日，代表团曾赴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访问。十五日，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中国农学会代理事长郝中士，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林震峰、郑重、马凌、李江等应邀出席。
中国水文代表团回到北京
以张瑞瑾教授为团长的中国水文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召开的“国际水文十年的成果和未来水文合作计划的国际会议”后，于十七日回到北京。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