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齐民要术》和法家思想
李群
《齐民要术》是公元六世纪北魏时期的一部杰出的农书。它记载了我国当时以及更早的年代里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情况，以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内容包括作物栽培、育种、家畜饲养和农产品加工等许多方面，在我国及世界农学、生物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齐民要术》所记载和总结的我国古代农业的重大成就，是我国劳动人民伟大发明创造的一个明证。今天翻开这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农学著作，我们深深感到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是和作者的法家思想紧密相连的。《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的生平，至今还缺少资料来进行详细的研究；然而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作者具有比较鲜明的尊法反儒的观点。贾思勰在一系列问题上批判了儒家思想，沿着法家路线前进。
《齐民要术》作为一部农书，它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鄙视农业生产还是重视农业生产。在这个问题上，贾思勰继承法家思想，批判了儒家的谬论，歌颂了法家路线。
孔丘之流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却十分鄙视生产，特别鄙视农业生产。孔老二有一句话，叫做“耕也，馁在其中矣”。而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序言中却引用了《管子》的话：“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贾思勰引用这句话作为立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对孔老二的反驳：你孔丘说“耕也，馁在其中”，不对，“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不耕，才馁在其中。紧接着，贾思勰引用了荷蓧老人的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是当时劳动人民对孔丘的批判。贾思勰引用这句话，显然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孔丘，对他表示蔑视。贾思勰进一步引用前人的话指出，“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而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意思是说，四肢不勤，不动脑筋，而能把事情办好使生活富足，是没有听说过的。这也是对孔丘之流鄙视生产劳动的有力批驳。贾思勰在序言中还指出，一种鄙视农业生产的“积习”，有如“鲍鱼之肆”的臭气，但是这种鄙视农业生产的人“不自以气为臭”，实在可笑。贾思勰正是用这篇序和这部著作来扫除儒家的臭气的。
贾思勰批判了儒家鄙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同时又大量引用李悝、商鞅、晁错、桑弘羊等法家的言论和事迹，阐明了重视农耕的法家路线。他指出：“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他称赞晁错等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论述是“诚哉言乎”！（说得多么有道理啊！）贾思勰继承法家思想，认为重商轻农是“舍本逐末，贤哲所非”。他还认为“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对于这种“浮伪”之事，他是不屑于去研究的。所以他说，商贾、花草之事，《齐民要术》一概不录。贾思勰还歌颂法家代表人物推行法家路线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他赞扬桑弘羊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到，作者的法家立场是鲜明的。
关于如何分析农业收成的好坏，它是不是神的恩赐或者惩罚？是听天由命还是人定胜天？这是农业生产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孔丘之流大肆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他们宣称人世间的一切，“莫非命也”。孔老二还吓唬人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与儒家的反动说教相反，贾思勰继承法家思想，认为奖励农耕，赏罚分明，领导有方，贮粮备荒，又重视兴修水利，进行农业技术的革新，就“民得其利”，“家家丰实”，农业生产就有所发展；相反，如果领导不力，“政令失所”，“用之又无节”，“忽于蓄积”，加上水旱为灾，只要有所歉收，就不断有人饿死。他认为丰实与穷困，全在人为。他引用管仲的话说，有的大国土地辽阔而食用不足，有的小国只有几十里却食用有余，而天并没有为这样的小国落下小米和豆子。所有这些，都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贾思勰继承荀况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出：掌握好天时，估量好土壤肥力，就“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一味按主观愿望行事，违反自然的道理，就会“劳而无获”。他形象地说，后一种做法好象到河里去伐木，到山上去捕鱼，只能两手空空而回。
是主张复古倒退，还是坚持革新前进，这是关系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孔丘之流是鼓吹“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将新的技术，新的工具污蔑为“奇技淫巧”，叫嚷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而贾思勰主张前进、变革，他高度评价了秦汉以来各地在农业技术上实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敦煌地方原来不知道制造犁耧，后来制造使用了犁耧，“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桂阳原来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后来推广了种桑、养蚕、种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他引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应用新的生产工具、推广新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重要性。贾思勰从农业生产方面论证了历史的发展是今胜于昔的。他说：汉代的赵过推行用牛拉犁耕田，就比早先的耒耜有用得多；蔡伦发明了造纸，和早先应用密绢和竹片相比，就要省去许多麻烦。
由于贾思勰继承法家传统，重视农业，坚持前进、革新，因而比较重视实践，比较注重总结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他引用当时劳动人民的话说，“智如禹汤，不如常耕”。（你有夏禹、商汤一样聪明，不如经常参加农业实践。）他不承认有什么万能的圣人，指出他们“其于事也，有所不能”。（有些事，圣人并不能做到。）他写作《齐民要术》所遵循的原则，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就是参考文献资料，收集农谚加以研究，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这些都是那些“皓首穷经”、“韦编三绝”的腐儒们不可能做到的。正是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推动下，他将群众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比较系统的理论。这样，《齐民要术》继汉代的《氾胜之书》等农书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方面发明创造的又一座丰碑。
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常常将丰富的经验，概括为农谚，代代相传。贾思勰重视收集这种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总是援引农谚来加以论证，实际上是对这些农谚作了发挥。例如，抗旱保墒是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重大问题。当时有农谚说，“耕而不耢，不如作暴”（如果耕田以后不把土壤耙细，那还不如把土地抛弃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道理。《齐民要术》正是根据这些农谚，总结了群众抗旱保墒的经验，成为珍贵的科学遗产。又如，在《齐民要术》以前的农书中，种植是有忌日的，如逢卯不宜种小豆，逢辰不宜种水稻。当时又有一条农谚说：“以时及泽，为上策也”，主张按时令及土壤水分情况来确定播种期。贾思勰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指出，对于忌日的迷信，“不可委曲从之”，不能照这一套办。他经过调查，为各个主要作物一一规定了比较合理的播种期。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在耕作制度、育种、田间管理、土壤改良等方面不断有所发明创造。《齐民要术》做了相当系统的记载和总结，许多内容在当时是先进的，有的至今还可以参考。
耕作制度的演变，是从粗放的撂荒轮作制发展到分区轮种的区田休闲轮作制，再发展到绿肥轮作制。我国在汉武帝刘彻的时候，赵过大力推广的“代田法”，是一种比较精细的休闲轮作制。到晋朝开始出现绿肥轮作制。到了南北朝，绿肥轮作制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贾思勰对这种群众创造的先进的耕作制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肯定了绿肥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的作用，鉴定了绿肥作物特别是豆科植物的肥效，研究了它们的增产效果。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具体地记述了二十多种轮作方式。在西方，绿肥轮作制最早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实行的，被称为“诺福克轮作制”。而在我国，早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就推广绿肥轮作制，并有了《齐民要术》关于绿肥轮作制的系统的记载和总结，这是世界农业史上光辉的一页。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很多农作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驯化、选育而成的。汉代就有了穗选和株选的记载。《齐民要术》很注意种的问题。贾思勰研究了粟的八十多个品种，其中大都是以“阿逻”、“奴子”、“阿居”等劳动人民的名字命名的，都是他从劳动人民当中收集来的农家品种。贾思勰研究和总结这些群众育种家的经验和他们的育种成果，制定了比较科学的作物品种分类标准，总结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选种和良种繁育制度。《齐民要术》指出，“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当时已经看到矮秆和高产的关系，这一点曾长期为一些研究者所不能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一批矮秆高产品种育成，证明了这种观察是正确的。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一步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齐民要术》对此也作了细致的记载。例如，关于植物的性别问题，在西汉初期的《尔雅》中就有雄麻和雌麻的记载，到汉代的《氾胜之书》中又叙述了雄麻和雌麻不同的栽培方法。贾思勰在总结前人和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雄麻没有放出花粉以前，把它拔掉，则雌麻不能结实。这不仅明确了大麻有性别的分化，而且指出了结实过程是通过授粉作用完成的。我国劳动人民对大麻性别的认识和古代西亚人民对椰枣性别的认识，同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欧洲，到一六九四年德国卡墨瑞斯在蓖麻、玉米上做了一个和《齐民要术》上所载的相似的实验，而成为欧洲最早关于植物性别的报道。《齐民要术》关于大麻性别的论述，应该是这方面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齐民要术》存在着一些缺点。作者重视农业技术的革新，但是又往往将这些成就记在某个人的名下而看不到群众的作用；此书比较重视总结群众的经验，然而又把人民群众描写成被动的消极的力量，和所有法家著作一样，并没走出英雄史观的圈子；书中反映出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然而又不加批判地引用了一些阴阳家的无稽之谈。虽然如此，《齐民要术》仍不失为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科学宝库中珍贵的遗产之一。
长期以来，那些卖国求荣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极力贬低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就，诋毁我们伟大的民族。十九世纪末的洋务派一味吹捧西方帝国主义“强盛”，说什么中国万不能及。寡廉鲜耻的洋奴胡适污蔑我们中华民族“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
“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叛徒、卖国贼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不读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却拾来帝国主义“欧洲中心论”的余唾，胡说什么中国的文化来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这充分暴露了他崇洋媚外的丑恶嘴脸。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典籍，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其中包括《齐民要术》所记述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及生物学方面的伟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今天，我们要把被反动的儒家和洋奴们所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整理这份历史遗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借鉴。同时，我们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用历史的事实和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扫荡林彪之流所散发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股“鲍鱼之肆”的“臭气”，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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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侵袭者决不能讲“仁义”
上海燎原化工厂工人 吴正杰 上海胶鞋六厂工人 周德利 上海浦江化工厂工人 袁学锋
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对北方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侵扰是屈服还是抗击，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那些工商奴隶主只知道“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不佐公家之急”，致“黎民重困”（《汉书·食货志》），竭力从经济上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反对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汉武帝坚持法家路线，起用桑弘羊等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制定了盐铁官营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打击了工商奴隶主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从而保证了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战争的胜利。
公元前八十七年，武帝死后，即位的昭帝刘弗陵年纪尚小，西汉政权实际上掌握在霍光手中。以霍光为后台的豪强大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力以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进行反攻倒算，妄图改变武帝执行的法家路线。霍光躲在幕后，伙同党羽杜延年，经过几年准备，从全国各地搜罗了反动儒生（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于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昭帝始元六年），策划了“盐铁会议”，围绕着盐铁官营等问题挑起了一场大论战。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是搞分裂割据，还是维护国家统一；是搞复古倒退，还是倡导进步革新；是对匈奴奴隶主妥协投降，还是坚持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正义战争。御史大夫桑弘羊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舌战群儒，维护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
《盐铁论·世务》记述了在对待匈奴奴隶主侵扰问题上，桑弘羊
同反动儒生展开的激烈论战。当
时，匈奴奴隶主贵族对西汉王朝统
治的中原地区垂涎三尺，把它看作
一块肥肉，多次发兵进犯，妄想颠
覆汉朝封建制度。以霍光为后台的、
代表豪强大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
力利益的反动儒生，主张对匈奴奴隶主妥协投降，因为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适应了他们复辟倒退的愿望。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抵抗，打击匈奴侵扰者，保卫汉王朝的安全。一战一降，泾渭分明。
贤良、文学们搬出了孔孟的仁义道德，作为他们屈服投降的理论根据。他们胡说什么对匈奴的侵扰应该“以仁义导之”，汉王朝应该
“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解除武装，封藏武器，把边防要塞统统拆除；只要倡导儒家的道德，就可以“无干戈之事矣”。他们还捧出孟轲“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的反动说教，捏造了一幅君臣一心一德，上下和睦相处，仁义“流乎四海”的美妙图画。很明显，这批反动儒生大肆渲染“缓和”气氛，其目的是用孔孟之道来麻痹人们的斗志，同匈奴奴隶主贵族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妄图颠覆西汉封建王朝，实现复辟的迷梦。
桑弘羊看穿了他们屈服投降的卑鄙行径，严厉地驳斥了他们投降的谬论，指出：汉王朝有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威胁，“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则浸以深”，因此，必须反击匈奴侵扰者，消灭侵扰者。桑弘羊指出，你们这些儒生说对匈奴奴隶主贵族要“以德怀之”，是根本行不通的；你们对匈奴奴隶主贵族讲“仁义道德”，可是他们并不理会那一套。他们象贪婪的恶狼一样，“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飚举电至”，正好趁你无备，搞突然袭击，到那时连长安也是保不住的。
桑弘羊还举了宋襄公的例子，来说明奴隶主贵族的“仁义道德”的危害性。那是距盐铁会议五百多年前的事，一次宋国与楚国战于泓水，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有人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后，尚未列阵完毕，有人又请求出击，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直等到楚兵准备就绪，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第二年就死去了。桑弘羊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有文事，必有武备”，“内无备，不可以御敌”，面对着匈奴侵扰者，必须加强战备。反动儒生们吹嘘的孔孟之道完全是“滑稽而不可循”的欺人之谈，是祸国殃民的“危亡之道”。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操着儒家的腔调，叫嚷什么“两和皆友，两斗皆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疯狂反对反修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他们对内照搬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梦想复辟变天；对外奉行卖国主义，投靠苏修，要把我国置于苏修的“核保护伞”之下，使我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林彪搞复辟倒退，投敌叛国，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从西汉时期儒家对匈奴奴隶主侵扰者的屈服投降到林彪的叛党叛国，我们可以看到：尊孔复古与投降卖国往往是联系着的。曾国藩、袁世凯之辈，都口诵孔丘之言，干尽卖国贼的勾当。陈独秀及其一伙由主张尊孔读经，堕落为托派，拿日本人的津贴，当了汉奸；王明鼓吹什么“忠孝仁勇”，终于叛党叛国，投靠苏修，充当奴才；刘少奇宣扬孔孟之道，原来早就是一个叛徒、内奸、工贼。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会止息，还会出现刘少奇、林彪这一类人物。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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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某部一连干部和战士
认真看书学习 研究儒法斗争史
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某部一连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有力地推动了连队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向前发展。
现在，这个连队到处呈现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的浓厚空气。全连的干部和战士，认真读书，刻苦钻研，根据有关的资料，编制出了一份从先秦到近代的《儒法两家斗争史简表》，一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孔与尊孔斗争史简表》，编写了一百五十六个反映儒法斗争历史的故事。群众用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形象地宣讲复杂的历史事件，使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连是在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登上史学讲台的推动下，开展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活动的。起初，党支部打算由几个连队干部分工给战士讲几课，然后组织大家讨论学习。但实行结果，效果并不理想。不少战士向党支部提出了批评，指出研究儒法斗争史也要广泛发动群众。六班的九名战士还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己动手查找有关资料，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史，在班里开展宣讲活动，使大家对这个时期儒法斗争的情况有了较好的了解。这些都深深地教育了党支部领导成员。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的教导，认识到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实行领导、骨干、群众相结合，才能使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活动更好地开展下去，推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于是，党支部在全连广泛进行了思想动员，鼓励群众人人上阵，个个参战；认真总结和宣扬了六班的经验，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建立了有领导、骨干和群众参加的“三结合”理论队伍，帮助干部和战士解决研究和宣讲中遇到的难点；开办了图书阅览室，为干部、战士提供学习资料，创造学习条件。
一连的干部和战士还依靠集体的智慧，创造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办法，把研究历史经验和指导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较好地结合了起来。这个连一排的做法是，注意把各个历史时期儒法斗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集中起来，从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阶级斗争规律，在专题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时作为借鉴。三排采取围绕批林批孔内容有重点地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方法，用研究历史经验得到的成果促进批判更加深入。炊事班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把儒家鼓吹的“天命观”和林彪宣扬的“天才论”，进行深入的剖析，进一步认清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挂着唯物论招牌，贩卖唯心论黑货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党支部对群众的这些好经验都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推广，使全连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活动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