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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朱熹的反动的“天理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大批判组
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是南宋儒家的代表，是继孔丘、孟轲、董仲舒之后封建时代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发展了孔丘和董仲舒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炮制了所谓“天理论”。他鼓吹，宇宙间的万物和“三纲五常”等封建秩序，都是由“天理”这个精神决定的，是“老天爷”安排的；皇帝是“天理”的化身，是上天安排来统治老百姓的。
朱熹的这种反动哲学，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在朱熹死后二十四年，宋理宗追封朱熹为太师，并下令把朱熹的牌位抬进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继承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以后，从元到清，从曾国藩到蒋介石，都对朱熹的反动哲学大加吹捧，把它作为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也跟在曾国藩和蒋介石后面，对朱熹大加吹捧，教训他的死党“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跟朱熹一样吹捧孔孟之道。朱熹搞《四书集注》，林彪则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找人为他收集四书黑话，真是亦步亦趋。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妄图借孔孟之道阻止历史车轮前进却是一致的。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的“天理论”。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列宁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主张物质第一性，还是主张精神第一性，这是唯物论同唯心论的分水岭。
朱熹在他的哲学里，把物质叫做“气”，把思想、意识、感觉叫做“理”。他说：“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也就是说，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他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卷一）也就是说，没有天地之前，就有“理”存在，天地是从“理”产生的，没有“理”，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没有了。总之，在朱熹看来，没有精神，便没有物质，没有人类。这纯系无稽之谈。
现代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大约在五十亿年前，地球就开始形成了；到了三十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了最原始的生命——细菌和蓝球藻；直到四亿多年前，才出现了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的主要特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整个身体都聚集在神经系统周围。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自然辩证法》）最后，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才出现了人类，他们从事社会性的生产劳动，才有了观念和思想，才产生了人类所独有的自觉能动性。地球演化、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的科学事实，无情地揭露了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谎言。朱熹说的“理”产生人类万物，说穿了，只不过是上帝造人类和万物的反动神创论的翻版罢了。这一点，朱熹自己也直言不讳。他说：“帝是理为主。”（《朱子语类》卷一）也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劳动人民应当乖乖地服从他们的统治。可见，唯心主义总是通过有神论，来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朱熹还说：“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物种是不变化的。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只要问一句“最初的人、最初的草木禽兽是哪里来的”就够了。辩证唯物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人是由古猿演变来的，各种生物是由低一级的物种进化来的，生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通过长期、复杂的化学变化形成的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而唯心主义者却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又不得不求助于神，只能说什么上帝造人类、造万物的鬼话。
朱熹又说：“人……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朱子语类》卷四）人“识道理，有知识”是天赋的吗？不是。是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人类的学会制造工具，用火，用兽皮缝制衣服等等，是经过成百万年的实践，经过无数世代的知识的积累才达到的。毛主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实践，是人的一切正确思想的来源，没有哪一个人是先天就“识道理，有知识”的。
朱熹为了替反动统治阶级效劳，还不惜跑得更远。他为了进一步证明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支配世界的原则，竟然喋喋不休地胡诌什么：这种“理”在虎狼、蜂蚁、豺獭、雎鸠的身上也是有的（见《朱子语类》卷四）。将封建社会的伦理附会给动物，正如将生物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一样，都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说教，是极其荒谬可笑的。而朱熹为了论证仁义道德的吃人经是亘古就有的
“天理”，竟不惜求助于虎狼蜂蚁。唯心论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在这里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朱熹所谓的“理”的依据都是幌子。实际上，他要说的“理”，都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反抗无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反动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为吃人的旧制度辩护的反动道理！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把“三纲五常”用“天理”装潢起来了吗？“未有君臣”、“未有父子”的时代是有的，那是在原始公社时期。“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而且人类最初的婚姻是乱婚、群婚，所以，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时候不仅没有君臣，也无所谓父子，又从何而来“君臣”、“父子”之“理”呢？
朱熹“天理论”的出笼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西汉董仲舒所宣扬的那套“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反动说教，受到历代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已显得百孔千疮了。到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对儒家学说改头换面，作一番精心的加工。朱熹的理学就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上产生的。所以他被认为是封建社会中继孔孟和董仲舒之后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是集孔孟之道大成的反动代表。
孔老二在春秋末年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乱时代，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炮制出一套反动的儒学。“克己复礼”，就是孔老二反动儒学的核心。朱熹接过孔老二的衣钵，提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反动理学。朱熹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因此，他大喊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上）。朱熹恶毒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是要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的“天理”，把一切违反封建秩序的言行骂为万恶的“人欲”。他把人民衣食住行的起码要求，都看作是对“天理”的“犯义犯分”，是破坏封建的等级名分的“人欲”。他们这一伙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们所说的“节”，就指的是“天理”所规定的“三纲五常”，要人们即使饿死，也不能有违犯这些“天理”的“人欲”。真是以“理”杀人！然而，当他们的这些说教都不灵时，朱熹就凶相毕露了，赤裸裸地大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如敢“鼓众作闹”，就要“决配远恶州军”（《朱子文集·劝农文、劝谕救荒》）。又说：谁如敢怀有“悖逆作乱之心”，“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就要一律予以镇压（《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札》）。这何止是要“灭人欲”？！这简直是要公开吃人了！非常清楚，朱熹的所谓“灭人欲”，无非是妄图证明剥削制度的天生合理，不准人民起来革命。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完全是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翻版。朱熹说：“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他还在《延和奏札》中说，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是“千圣相传心法之要”，是“天理之全”。这就完全暴露了朱熹鼓吹“天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
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都是尊儒反法的。一切尊儒反法的近代反动派又都是吹捧朱熹的，他们都把朱熹的理学奉为圣旨。曾国藩树起“卫道”的黑旗。蒋介石这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独夫民贼，也把朱熹的《四书集注》捧为“中国固有政治哲学的典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大肆吹捧“宋儒也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要人们“郑重其事的去进行自我修养与学习”。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方面在黑暗角落里写了许多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一方面又教唆他的死党“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林彪以“天才”自诩，自比“天马”，为他搞反革命政变制造反动理论根据。林彪的“天才论”和孔老二的“天命论”、朱熹的“天理论”唱的是一个调子。
要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和林彪的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什么天命论、天理论、天才论，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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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我教子，唯一经”的反动谬论
北京市第二清洁车辆场工人 张荫华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这句话，出自反动的《三字经》。它是说，别的剥削阶级分子临死时，留给子孙满箱金银财宝，叫他们依靠这些金银财宝和生产资料，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但是“我”更高明，教子读经，读了经，不但能升官发财，金银财宝源源而来，而且能永远统治劳动人民。这个“经”是什么？就是孔孟之道。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这句话有它的来历。西汉年间，有个叫韦贤的人，由于他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死钻“五经”，逐步升官，七十多岁的时候，当上了丞相。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韦玄成效法他的反动老子，也当了丞相。根据这件事，反动派便总结了这样的反动理论：“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从此，“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谬论，就被剥削阶级津津乐道了。
北宋的赵普，总结统治人民的反动经验，狂叫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穿了，就是妄图用孔孟之道作为思想武器，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于是，历代腐朽、反动的剥削阶级，便教他们的子孙，小时读《三字经》，长大了读《论语》等孔孟之道的反动经书。他们极力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反动谬论，教子走“学而优则仕”的反动道路。大刽子手曾国藩是这样，窃国大盗袁世凯是这样，人民公敌蒋介石也是这样，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全是这样。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不例外。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不仅指使一些人到处搜罗孔孟言论，作为他反党篡权的反动思想武器，而且教子尊孔读经。一九六三年，林彪对他的儿子大肆灌输反动的孔孟之道，传授反革命的统治经验，亲笔抄录了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其子周武王传授反动统治经验的遗嘱。同年，林彪又亲笔题词，叫他那个反动儿子学习孔老二读《易经》“韦编三绝”的精神。这种教子读经的反动行为，又一次说明了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
《三字经》里所说的“金满籯”，是剥削阶级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财富，又是他们压迫我们劳动人民的物质手段；《三字经》里所说的“唯一经”，就是奴役我们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有了“金满籯”和“唯一经”，就使我们劳动人民陷于深重灾难和痛苦，使我们劳动人民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就拿我个人来说吧，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从七岁起就成了孤儿，每天在街头流浪、要饭，成年累月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真是比在苦海里还苦，比在刀尖上还难啊！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日益欣欣向荣。但是，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在挣扎，还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遗子金满籯，教子唯一经”。今天，他们“遗子金满籯”已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反动的孔孟之道，却还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们。对于这些，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工人阶级决心拿起马克思主义的铁扫帚，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把一切污泥浊水，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反动的孔孟之道，包括《三字经》等等黑货，来一个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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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民大众的“牛”
解放军某部 张伯柱 曾维友
被反动没落阶级称之为“小型百科全书”的《三字经》，通篇渗透了反动的孔孟之道。书中大肆宣扬“学而优则仕”的谬论，胡说什么“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意思就是要人们从小努力读五经四书，长大了升官发财，光耀祖宗，好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叛徒、卖国贼林彪公开贩卖“学而优则仕”的黑货，还教子尊孔读经，学习“韦编三绝”的精神。林彪的反动谬论，是同《三字经》一脉相承的。
林彪、孔老二为了搞复辟、搞倒退，把个人名利地位作为奋斗的目标，一生就为了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英勇战斗，艰苦奋斗。无数的革命先烈，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如张思德、刘胡兰、罗盛教、雷锋、王杰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不是要做官发财，而是要革命。这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和他们感人的事迹，都是对“读书做官”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毛主席在谈到向鲁迅学习时，号召我们：“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是为了“扬名声，显父母”。我们劳动、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历史上的反动剥削阶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极端鄙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他们把孔老二“学而优则仕”当作信条，捧为“至宝”，极力鼓吹。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他们妄图使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上“三脱离”的道路，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林彪、孔老二和《三字经》中宣扬的谬论，我们一定要加以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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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批判《三字经》对农民起义的污蔑
河南省偃师县工农兵理论学习班学员 贾洪浚
《三字经》为了宣扬孔孟之道，假借讲历史之名，肆意颠倒历史，鼓吹
“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什么
“权阉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等等，把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污蔑为“寇如林”，而把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剥削阶级颂扬为“起义师”，“应景命”。从这里不难看出《三字经》编纂增补者的反动用心，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颠倒历史的恶劣手法。
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历来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焦点。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奴隶社会，是奴隶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封建社会，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打击了胡亥、赵高政权，扫荡了六国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明末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摧毁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历史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充分表现了农民革命翻天覆地的伟大威力。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正是在历次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历来认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历代的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阻止历史的前进，都把农民起义视为洪水猛兽，污蔑农民起义军是什么
“寇”、“盗”。编纂增补《三字经》的反动儒生，正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视作
“寇如林”的。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不被反动派骂作“寇”的呢？然而，劳动人民正是在反动阶级的咒骂声中推动社会前进的，反动阶级也是在咒骂人民革命声中灭亡的。
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世界，但是历代的反动派，却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创造者，是“受命于天”的英雄。皇帝被称为“天子”，孔老二说他是“天生德于予”，叛徒、卖国贼林彪则把自己吹成“天才”，自命为“天马”。他们都搬出
“天”来，妄图以此证明他们是天生的统治者，让人民拜倒在他们的脚下，顺从地受他们的统治。《三字经》在过去就起了颠倒历史、为反动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作用。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孔孟之道和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批深批透，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