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秦末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理论小组
陈胜、吴广发动和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里一次伟大的农民反孔斗争。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统一中国,建立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
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他实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郡县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他焚书坑儒,坚决镇压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他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兴水利,修驰道,等等。这些重大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是,秦王朝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秦王朝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加强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秦始皇死后,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篡夺了政权。赵高一上台,立即用儒家的路线代替法家的路线,大大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地租、赋税成倍增加,各种刑罚更加残酷,兵役、劳役更加繁重。在这种政治经济的摧残下,广大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无法生活下去。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赵高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秦王朝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秦末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人。吴广,又叫吴叔,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他俩都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贫苦农民,都有一本血泪斑斑的惨痛历史。这种苦难经历,使他们很早就具有反抗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思想。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在地主家当长工的时候,对地主阶级就非常痛恨。有一天,他和几个长工一块干活,劳累极了,站在田埂上气愤地对大家说:“日后如果谁富贵了,不要忘记了咱穷哥们!”贫贱与富贵的对立,是封建社会的现实。陈胜不甘于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贱地位,激励大家不要做胸无大志的燕雀,而要做直冲九天的鸿鹄,树立鸿鹄之志,决心改变劳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不合理的状况。孔老二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劳动人民“安贫乐道”,永远为剥削阶级当牛做马。陈胜的鸿鹄之志,不仅反映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强烈愿望,而且也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公元前二○九年七月,陈胜、吴广和九百多个贫苦农民一起,从淮河流域被强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去服兵役,走到蕲(音其,qí)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被大雨阻困二十多天,无法按期赶到渔阳。按照当时秦王朝的法律,误期就要处死。怎么办?是等死,还是反抗?如果按照孔老二宣扬的“孝悌”、
“忠恕”那一套办事,不能“犯上作乱”,只有俯首听命,任凭宰割。陈胜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非常坚决地对大家说,今天逃跑也是死,起义造反也是死,同样是死,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国家而死呢?(“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陈胜驳斥了王侯将相是天生的贵种的谬论,公然向孔孟之道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谬论挑战,严正宣告:“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那些帝王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充分显示出广大劳动人民不受孔孟之道的束缚,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下,陈胜、吴广打起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旗帜,在大泽乡点燃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揭竿而起,斩木为兵,攻城池,杀郡守,劫县令,反孔学,吓得那些“贵人”、“富者”望风而逃。就是这些手持木棍、锄头的“野人”、“贱民”,在较短的时间击败了成千上万手握大刀、长矛的反动军队,占领了安徽、河南交界地区的许多县城。当他们打到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时,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六、七百辆战车,一千多名骑兵,几万名步兵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了。
当起义军节节取胜,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一些原来六国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和代表奴隶主贵族的一批反动儒生,也打起反秦的旗号,削尖了脑袋,钻入农民革命队伍,形成了一股反革命复辟势力。他们反秦的目的,是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退。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张耳、陈余,原来就是魏国官僚豪富,秦灭魏时,曾被悬赏捉拿,因此改名换姓,逃到陈县。他们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大肆进行复辟活动,要“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孔孟之道和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儒生是农民革命的大敌。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每前进一步,都要同这些反动儒生和他们宣扬的孔孟之道进行尖锐的斗争。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进一步领导农民革命,发展农民革命。陈胜召集各方面的代表商讨这件事,起义军将领和贫苦农民一致拥护建立自己的政权。大家说:将军领导农民起来打倒秦王朝,应该称王。而且为了统一指挥反秦战争,也非称王不可。但是,陈胜这一革命决策,却遭到反动儒生张耳、陈余的猖狂反对。他们说什么:秦不讲先王之道,消灭了奴隶主的国家,绝灭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你如今打到陈县就称王,这是有私心;希望将军不要称王,立即引兵向西攻秦,只要重立六国的后代,就能打倒秦王朝,占领咸阳,指挥天下的诸侯;已经灭亡的诸侯得到恢复,你再以德服之,就可以当皇帝了。张耳、陈余的主张,就是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辟奴隶制。陈胜断然否决了张耳、陈余复辟倒退的主张,在陈县建立了“张楚”政权,被大家拥立为楚王,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向咸阳胜利进军。
孔老二的八世孙孔鲋也混进了革命队伍,当上了陈胜的博士。一次,孔鲋借向陈胜献策的机会,学着当年孔老二劝说柳下跖的腔调,先是奉承陈胜一番,说什么“你的话是令人佩服的,是给万代子孙造福的真理。”但接着话锋一转,就猖狂叫嚣:“今天我敢用古时候的道理告诉你。古时候,周朝代替殷朝,就是把兴灭国、继绝世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如果你今天不折不扣地按照周礼去办,那么六国旧贵族就会满意,就安定了。否则,你的事业是不会长久的。”(“信王之言,万世之福也,敢称古以对。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抑久长之本。”)(《孔丛子·答问第二十一》)孔鲋说的“兴灭继绝”,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孔老二那一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针对孔鲋的谬论,陈胜义正词严地说:六国国君的后代,我不能封。过去的先王,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们是自己起义斗出来的,从来不是周朝的臣民,怎能效法周礼呢?(“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孔丛子·答问第二十一》)
陈胜派周章为将军,往西入涵谷关,讨伐赵高政权。赵高派章邯率兵镇压。在这个关键时刻,孔鲋妄图使农民革命就此止步,半途而废。他夸大赵高、秦二世的力量,竭力贬低农民军的力量,散布悲观情绪,主张消极避战。孔鲋对陈胜说:章邯是秦有名的将领,周章不是他的对手。天老爷舍弃的事物,它的祸福吉凶,主要由天掌握,只有很小的事情决定于人。你不注意天意,如果一败不振,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陈胜回答说,我们农民起义军与先生没有牵连,请你少管闲事。孔鲋妄图用孔孟的“天命论”来阻挡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得逞,就又借口防守,反对农民军进攻,说什么:兵法曾说,不要只想到敌人不来攻我,而要依靠严加防守,使敌不能攻破我们。现在你只想到打敌人,而不是考虑怎样防敌人,这不是好办法呀!陈胜回答说:先生所言,计策深妙,我不赏识,你算了吧!事后,陈胜很感慨地对别人说:儒生,只能守陈,难与进取,这是确实的啊!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坚定的反孔立场,击退了以反动儒生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多次进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天下云集响应”,“从之如流水”。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由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的捣乱和破坏,秦王朝的野蛮镇压,以及它本身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是,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赵高的反动统治,扫荡了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刘邦推行法家路线,建立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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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谬论
北京部队某部八连理论小组
《名贤集》中宣扬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完全是儒家的“天命观”的黑货。
尊崇“天命”的神学思想,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把“天”作为人间的主宰,说什么顺从天意就让你活,背逆天意就要你死。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我们到中央民族学院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亲眼看到了西藏农奴主残杀农奴的刑具,被农奴主剥下的人皮和用人皮做的鼓,用农奴的头盖骨做的碗,被割断的农奴的手。这些被残杀的农奴,难道他们是“逆天”而死的吗?不,这是农奴主欠下的血债!解放后,广大农奴当家做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吃有穿,生活越过越好,这难道是因为他们“顺”了“天”吗?不,这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农奴闹革命,斗倒了农奴主,翻身得解放的结果。
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早就指出,天是一种自然现象,有一定的规律,同人间的富贵贫贱和吉凶祸福没有必然的联系,并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是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观”的一种有力批判。
儒家树立“天”的权威是假,树立反动剥削阶级的权威是真。他们不过是假借“天”意,为自己和反动剥削阶级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用以欺骗和吓唬劳动人民,吓唬进步的阶级和势力。他们所说的“天”字,就是“我”字。“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其实就是“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孔老二不是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上智”,叫嚷什么“天生德于予”吗?孔老二鼓吹什么“三畏”,其实宣扬“畏天命”是个幌子,贩卖“畏大人”、“畏圣人”的货色才是真意。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上天的化身,是禀承天命来统治的。他们高喊“逆天者亡”,就是要以“天理难容”的罪名,残酷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们高喊“顺天者存”,就是妄图诱骗劳动人民老老实实永远做他们的奴隶,忍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说穿了,就是企图假借天意,阻止劳动人民的革命,反对一切社会进步和改革,以达到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目的。
林彪和孔老二一样,也是“天命观”的狂热鼓吹者。他自比“天马”,自吹是什么“天才”,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妄图一个早上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
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不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是顺历史潮流而动的有广阔的前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绝没有好下场。孔老二要“复礼”,到处鼓吹“天命观”,却到处碰壁,最后落得个丧家之犬的可耻下场。林彪要复辟,自比“天马”,结果独往而无独来,摔死在温都尔汗,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无产阶级就是不信什么“天命”,敢于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斗。我们的斗争一定胜利,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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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能改变一切
河北省崇礼县阳坡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刘贵
充满儒家反动思想的《名贤集》,胡说什么“百年还在命,半点不由人。”这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鼓吹“天命论”的一种说教。
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我国就有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激烈论战,表现了当时儒法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孔孟之徒一方面用“天命”解释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用“天命”来解释人间的苦难祸福,要劳动人民和进步势力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以维持反动没落阶级的统治。
面对孔孟的欺骗宣传,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推行要求改革、要求前进的政治路线,揭露了
“君权神授”的鬼话。他们还以“人定胜天”的思想,批驳了孔孟的“天命论”;以“制天命而用之”,叫人们用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自然,批驳了孔孟的听天由命的唯心主义。
“天命论”是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但是,历代反动没落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的利益,大肆宣扬这种反动思想。在旧社会,我们村的四户地主、富农霸占了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他们把自己的“富贵荣华”,贫下中农的受压迫受剥削,都说成是“天命注定的”,似乎是永远也不能改变的。可是,我们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翻身做了主人。过去那些所谓“命中注定”统治我们的地主富农被打倒了。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不是什么“百年还在命,半点不由人”,而是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要靠革命,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要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我们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粮食生产逐年上升,去年亩产四百一十七斤,比一九四九年翻了几番。我们添置了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等各种机械,农田耕作、米面加工、粮食脱粒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村里到处一派新气象。
为啥我们阳坡村的贫下中农解放前后的处境不一样?是“命”变了吗?不是!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受剥削受压迫,不在命,不在天,就在我们劳动人民没有政权。新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过上了好光景,就在于我们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建设新山村。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拚命宣扬“天命观”,自吹是什么“天才”、“天马”。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贫下中农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群策群力,团结战斗,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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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太原铁路局大同车辆段修制车间工人 王希华
“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是渗透了孔孟之道的《名贤集》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奴隶们没什么大志气,只能服服帖帖地服从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不要“犯上作乱”。林彪攻击我们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酱醋柴”,这同孔孟之道完全是一个调子,一路货色。听到这话,我的肺都气炸啦。看人间,哪一块土地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开,哪一间房屋不是我们劳动人民盖!我们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世界,而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剥削阶级,却把劳动人民推进万丈深渊,还恶毒地诬蔑劳动人民没志气。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们劳动人民最有志气。在旧社会,我爷爷给本村一个地主扛长工,经常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他受不了这口气,怀着推翻吃人的旧社会的伟大抱负,于一九三七年参加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转战南北,英勇杀敌。他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这能说我们劳动群众“志短”吗?不!绝对不能!
解放后,我们劳动人民翻了身。我爸爸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也参加了铁路工作,加入了共青团。我干的是修制列车制动用的风管的工作。我身在车间,心想天下事。所以,几年来我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这能说我们“志短”吗?不!绝对不能!
其实,“志”是有阶级性的。剥削阶级的“志”,无非是升官发财,剥削和欺压人民。而我们劳动人民,志在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两种“志”是水火不相容的。反动阶级诬蔑我们“志短”,正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劳动人民的革命大志。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并在这场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觉悟,进一步树立雄心壮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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