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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五蠹》看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北京二七通信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专业工农兵学员
韩非生活在战国后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打击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家理论，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了理论基础。
在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中，《五蠹》是一篇代表作。在这篇论文里，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总结了秦国和韩、魏、赵等国变法的经验，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并痛斥了奴隶主阶级妄图复辟的反动思想，主张扫除那些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害人虫。韩非以辛辣锋利的语言，把当时的“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往来各国游说的政客）、“带剑者”（指侠客）、“患御者”（指在权贵者门下逃避耕战的人）以及商工之民（工商奴隶主），称为“五蠹”，视为危害国家的蛀虫。韩非认为，如果不除掉这些蛀虫，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就有被颠覆的危险，社会就不能向前发展。
批判儒家的复古主义
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用大量篇幅对儒家进行了批判。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在许多国家虽然已经相继建立，但反动阶级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些反动的儒生，正象韩非在文章中所揭露的那样：称赞“先王”的旧道理，用“仁义”的说教惑乱当时的法制，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韩非严厉斥责“儒以文乱法”，这就是指出反动的儒家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敌人。
“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法先王”还是“法后王”，主张倒退还是坚持前进，鲜明地表现了儒法两家不同的阶级立场。儒家站在行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颂古非今，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孔老二看来，尧舜的时候，乃是“大同”时代；夏、商、周的时候，则是“小康”时代；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打破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的时候，却是“天下无道”的时代。儒家还主张“祖述（继承）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周文王、周武王）”，要求人们完全按照古人的规矩行事。他们的复古主义的历史观，是为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制造理论根据的。
韩非深刻地批判了儒家复古主义的复辟邪说。他厚今薄古，肯定“今胜于昔”。他用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社会在不断变化，历史在向前发展。他发挥了商鞅把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的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中心任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从而批判了儒家散布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他指出当时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实行耕战，用暴力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力争实现全国的统一，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任务，也就是确认由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是一大进步。韩非并由此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理论，进而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是说，无须遵行古法，不要墨守成规，时代不同了，情况也不一样，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也应该有所不同。这就有力地批驳了孔老二“信而好古”，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谬论。韩非极端蔑视“法先王”的主张，用“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无情地嘲笑那些复古倒退的儒生。
孔孟之徒歪曲历史，把尧舜让天下的传说吹得天花乱坠，其目的是为开历史倒车制造反动舆论。韩非认为，古代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生活差异很大，古代尧舜让位并不能说明他们道德高尚，并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他用这样的观点戳穿了儒家歌颂先王的神话和“法先王”的主张的无稽之谈。韩非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商鞅、荀况等法家前辈的思想，而且反对守旧复古的理论较为彻底。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期待着出现一个“超五帝、侔三王”，能全面执行法家路线，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新圣”。他把希望寄托在“新圣”身上，为“新圣”制定了思想政治路线，号召人们拥护“新圣”，贯彻执行“新圣”之法，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韩非认定历史不会倒退，复古是不可能的。他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也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理论提供了依据，同时又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
批判儒家的“礼治”思想
是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来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还是按照儒家的“礼治”思想，恢复奴隶主阶级专政，这是当时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韩非从他的历史进化观出发，在政治上主张“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在《五蠹》篇中，他提出了“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宣传了“法治”的优越性和必要性，揭露了儒家所称赞的奴隶主贵族的“礼治”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韩非认为，儒家美化上古，侈谈仁义，根本不能用来治国。在《五蠹》篇中，他通过两件事情揭露了“礼治”的腐败。楚国有个人，见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就去官府告发。做官的说：“把他杀了！”理由是，这个人来告发他的父亲，虽然对君主来说，是正直无私的，但对他的父亲来说，却太忤逆不孝了，所以判了他死罪。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出去打仗，三次战斗三次败退。孔丘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丘认为此人是孝子，就推举他做了官。这样一来，楚国人的犯罪行为就没有人再向官府告发了，鲁国人作战便轻易地投降或逃跑。韩非指出，用“仁义”“孝悌”那套陈腐的说教，只能瓦解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韩非通过对当时各国的考察，从新兴势力与复辟势力的长期反复斗争中，看到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种种复辟活动，严重地威胁着新建的地主阶级政权。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法治”，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制定法令政策，运用暴力，才能镇压一切反动势力的复辟活动，为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开辟道路。韩非提出“峻其法，而严其刑”，要求君主立法严峻，行刑严厉，用以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当然，韩非的峻法、严刑，也包括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压迫。韩非还主张
“赏莫如厚而信”，就是对做出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事情的人，该奖赏的一定奖赏，要守信用，以鼓励臣下为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尽力。
奖励耕战，铲除“蠹虫”
韩非根据“当今争于气力”的形势，认为“富国以农，拒敌恃卒”，提出鼓励“耕战”的政策。这是他的“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只有通过“法治”，鼓励农业生产，加强战备，才能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在《五蠹》篇中，批评当时一些国家的情况是，“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言战者多，被甲者少”，只尚空谈，而不去从事耕战。他说这必然会造成国贫兵弱。要扭转这种局面，达到国富民强，必须改变“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现象，要求“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要以战功和耕作的成果作为封爵授禄的标准。这样做，就鼓励了“耕战”，从而也就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打击了以儒家为首的那些祸国殃民的“蠹虫”。
鉴于儒家学说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危害，韩非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在《五蠹》篇中，他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他认为儒家那些记载“文武之道”和“先王之语”的书简典册，是奴隶主贵族对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反动思想武器，必须坚决取缔。对那些以“私学”为名，实际散布复辟舆论的儒家阴谋集团，韩非主张“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党”（《诡使》）。他还注意到，混进地主阶级国家机构内部的孔孟之徒，对推行法家路线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要求改变“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的状况。韩非把儒法两家看成是“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要求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必轨于法”。这对于打击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树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是很必要的。
韩非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为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韩非的《五蠹》等篇文章传到秦国后，秦始皇大为赞赏，他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后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践了韩非的法家理论，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的思想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开始取得统治权力的时候的要求，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这是韩非对历史的贡献。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出于反对进步、反对变革的需要，一再恶毒咒骂秦始皇，极力攻击韩非和其他法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息息相通，竭力诽谤秦始皇“焚书坑儒”，诬蔑法家是“罚家”。他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反动思想武器，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和孔孟一样，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干的都是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妄想阻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然而都不过是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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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天·用天·使天
——介绍《荀子·天论》
柏石
《天论》是战国时期荀况的一篇代表作，是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的。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对“天”的看法。
“天”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还是有意志的上帝？这历来是唯物论对唯心论，无神论对有神论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孔丘、孟轲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竭力鼓吹“天”是有意志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天”授予的，人们的一切都由“天”主宰。荀况为了论证新兴地主阶级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就必然要从理论上批判反动的天命论。
《天论》一开始，就抨击了所谓“天”有意志的反动说教。荀况明确地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常规，是不以社会上的政治好坏为转移的。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辍，chuō音绰，是停止、取消的意思。）就是说，“天”不因为人厌恶寒冷便取消了冬季，地不因为人讨厌辽远便缩小了面积。荀况针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反动观点，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说明天道和人事两不相干，“天”不能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他指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只要努力生产而又节俭，“天”就不能使人贫困。反之，“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如果生产荒废而又奢侈，“天”就不能使人富裕。进一步说明社会的兴衰治乱是人决定的。
孔、孟等天命论者总是把自然界的罕见现象，如陨石坠落、古老的树木发出怪声、日蚀、月蚀与社会治乱扯在一起，硬说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在《天论》篇中，荀况针锋相对地指出：“上明而政平，则是（指罕见的自然现象）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在这里，荀况着重阐明的是，如果政治清明，这些现象虽然一齐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如果政治昏乱，这些现象虽然一件也不发生，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况要人们对自然界的罕见现象不要怕。在他看来，值得警惕的是“人祆（妖）”
（指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腐朽统治及其对生产发展的阻碍等人为的灾祸），会危害国家。
荀况在否定天命论的基础上，强调了人要与自然作斗争，并进而征服自然。这是“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对孔、孟之流“听天由命”思想的否定。他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就是说，与其把“天”想象得伟大而仰慕它，歌颂它，不如制服“天”来利用它。荀况号召人们制天、用天、使天，就是要人们控制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他批判“错人而思天”，即放弃人的努力而坐等自然恩赐的无所作为的思想，要求做到“天地官而万物役”，使人类能够管天管地，役使万物。
马克思说：“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天”是商周奴隶主以及儒家学派用来威胁、恐吓、愚弄和奴役人民的主要精神武器。对于“天”的看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荀况造了奴隶主阶级关于“天”的传统观念的反，反映出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比较重视现实以及对自己阶级的力量充满信心的精神面貌。
在《天论》中也反映了荀况思想的局限性。例如，他揭露了卜筮、祈祷等迷信活动，但又认为仍可用这些形式来进行愚民统治。这是需要加以分析批判的。
历来的反动统治者都是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鼓吹“天才论”的。他们硬把自己说成是天生的“圣人”，是“受于天”的统治者。叛徒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又把早已被先秦法家批判过的“天命论”的破烂货拾起来，胡扯什么他的脑袋“特别灵”，是“受于天”的，可以任凭他们倒行逆施，大搞复辟，实现林家法西斯专政。但是，历史的车轮决不容许倒转，如同孔、孟一样，林彪一伙终究逃脱不了历史对他们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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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读荀况的《天论》
山东电子管厂工人 周丹红 许艳雯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荀况，积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在《天论》中，明确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尖锐地批驳了儒家反动的天命论。
荀况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了“天”的各种变化，不是按神的意志，也不是按人的愿望，而是物质变化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指出了人对于“天”的能动作用。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段话的意思是：与其把天想象得很伟大而仰慕它，何如把天作为物来看待养畜起来、控制起来呢？与其顺从天而歌颂它，何如掌握天的变化的必然趋势而把它利用起来呢？与其空望天时而坐等天的恩赐，何如因时制宜地使天时为生产服务呢？与其听任动物植物的自然繁殖，何如运用人的能力去促进它们的化育呢？与其空想役使万物，何如把万物管理好而不要失掉它们呢？与其指望万物的自然发生，何如掌握万物之所以成长的道理以促进它们成长呢？所以，要是放弃人的努力而光想天的赐予，那就不符合万物生长的本性了。荀况强调了人的因素，认为人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让天地万物为人服务的。
荀况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有利于人们破除“听天由命”的精神枷锁，为奴隶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和发展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儒家鼓吹天命论，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守旧、倒退的倾向和思想体系，荀况提出的“制天命”，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荀况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但他既不可能对“天”作出科学的解释，更不可能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才赋予“人定胜天”以崭新的内容。我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就是生动具体的例证。
就拿我厂来说吧，由于近几年来我国电子工业发展较快，有一段时间我们厂出现了原材料不足的现象。厂革命委员会发动大家讨论解决办法。大家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厂的方针，提出用回收废旧电子管，拆卸零件，修旧利废的方法解决。但是，从废电子管拆下的零件，有的经过加工复原可以再用，有的却很难复原。譬如拆下的钼杆不直，开始我们采用手工把它拉直，一天只能搞十几根，而且合格率不高。后来，工人们反复试验，制成了一种专门拉直钼杆的工具。这样，一天可拉直三千多根钼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事实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决不可“错人而思天”，一定要做自然界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