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彻底戳穿“性善论”的反动本质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小组
《三字经》是宋朝腐儒王应麟炮制的，后经明清封建学者陆续增补，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又加以重订。这本渗透了孔孟之道毒汁的所谓启蒙课本，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忠臣”和
“孝子”，即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它被孔孟的徒子徒孙吹捧得无以复加了。他们说什么：“三字经、通人心”；“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问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但我们劳动人民深知孔孟之道是害人道，《三字经》是骗人经，根本就不听他们那一套。过去，劳动人民中就有“人之初，鼻涕流”的说法，表示了对《三字经》的轻蔑和嘲笑。现在，我们要把《三字经》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剖析批判，彻底戳穿它的反动本质。
《三字经》的头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说，人生下来，本性就是善良的。这是孔孟“性善论”的翻版。孔老二说什么“性相近”（《中庸》），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孟轲发挥了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提出“人性善”，认为人人皆有天生的“仁心”、“善心”。孟轲在《告子》上说什么“至于人性，本来是善良的，所以说人性善。如果有些人不善，这不是天生本性的罪过。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就是仁，羞耻心就是义，恭敬心就是礼，是非心就是智。仁、义、礼、智不是外界授予我的，我天生就有的，只是没有去想它罢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孔孟的“性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曾受到当时法家杰出代表荀况的有力批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指出：“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这就是说，高贵者和卑贱者的本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恶”的。“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人为（伪）的结果。
荀况的“性恶论”，抹煞了阶级的区分，抽象地讲人的本性是恶的，同样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的“性恶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揭露了儒家所吹捧的奴隶主贵族，包括“圣人”、“先王”在内的丑恶的阶级本性，撕下了他们假仁假义的伪装，为打破奴隶主阶级制造的天命论提供了思想武器。同时，荀况的“性恶论”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荀况一方面主张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化性”的工作（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另一方面主张“严刑罚”（《荀子·富国》），认为只有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国家才能强盛兴旺，如果不这样或处理得太轻，那么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就会立刻被推翻，奴隶主就会复辟。由此可见，荀况的“性恶论”是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表现了他要求变革、反对守旧，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思想。
历史上许多法家人物，对孔孟的“性善论”都有过批判。但是，他们和荀况一样，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所以他们的批判是不可能彻底的。只有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才能彻底批倒“性善”的谬论。
我们工人阶级认为，人刚生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善”与“恶”的人性，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仁、义、礼、智”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因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人的道德观念，也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
对于“人性”，我们必须作阶级分析。毛主席在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宣扬的超阶级的人性时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历史上，反动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说出自己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尽管他们每天都在干着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勾当，但他们总是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千方百计地制造谎言，把剥削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把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说成是普遍的、共同的人性，给剥削和压迫人民的行为披上“人性皆善”、“仁义道德”之类的伪装。他们挖空心思这样做，就是为了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实质，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扼杀劳动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其实，孟轲宣扬人人皆有“善性”，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说话的。他不打自招地说过，所谓“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意思不是很明白吗？奴隶生下来就丧失了“善性”，只有奴隶主才保存了下来，所以说“善性”是奴隶主阶级所固有的。可见孟轲的“性善论”，是在普遍人性的幌子下，把没落奴隶主的反动阶级本性乔装打扮，并加以美化的骗人鬼话。
不同的阶级对“善”，是有不同的标准的。反动统治阶级鼓吹的“善”，实质上是对劳动人民的最残酷、最凶恶的压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阶级社会里，爱是有阶级性的，决没有超阶级的爱。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爱憎标准。孔老二散布“仁者爱人”，林彪鼓吹“仁爱之心”，都极力抹煞阶级性的存在，抽掉它的阶级内容。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群众唯命是从，心甘情愿地接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这是十分卑鄙毒辣的手段！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旧中国的地主资本家，那一天不把“善”字挂在嘴上，但又有那一天对劳动人民发过“善”心呢？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历史，就是一份戳穿“性善论”的典型教材。
这个印刷厂的老厂是从清朝开办的。解放前，工厂换了好几任厂长，个个都是人面兽心，狠如豺狼。其中有一个厂长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兵站总监处长。他一上任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什么“体恤工人生活呀！”“怜悯工人处境呀！”真是鬼话连篇，无奇不有。他还假惺惺地办了一点所谓“善事”，布施一番“恩惠”。但是，接着就强迫工人捐献半日工资，为他做了一面“万民旗”、一把“万民伞”；还有两块“万民匾”，一块上面写着“甘露济众”，一块上面写着“惠我群工”。他手下一个狗腿子更是借机会拍马屁，说什么这个厂长是“吃斋念佛的人，瞧着长相就面善”。就这样，这个吸血鬼用我们工人的血汗，替自己铸造了一顶“善人”的桂冠。可是，这个“善人”上台不到五个月，就凶相毕露了。他为了发横财，大吃空额，大量裁减工人。工人起来反抗，他就勾结反动政府，调来大批军警，在工厂的大门口，摆开了“弹压席”。桌前放个大花盆，盆里插着大军阀张作霖的“大令”，墙上贴着被裁工人的名单，布告上写着“被裁者不服闹事，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反动军警个个刀出鞘，弹上膛，杀气腾腾。六百多名工人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开除了。失业的工人有的被逼疯了，有的只好去要饭，有的流落街头，冻饿而死。一个“花盆令”就害死了我们许多阶级兄弟，这就是孔孟之道的“善”和“仁爱”！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拣起“性善论”这个破烂，高叫什么“仁爱”、“忠恕”。然而，他和他的死党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磨刀霍霍，制订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恶狠狠地宣称要“吃掉”无产阶级，要对革命人民“集中打击”、“严厉镇压”，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时指出，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时，就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我们用马克思的论述来分析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林彪同历代反动阶级的统治者一样，他们鼓吹反动的人性论，就是为吃人、杀人打掩护、造舆论。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人民无限热爱，对人民的敌人决不讲什么“仁爱”，施什么“仁政”。我们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切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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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天命 干革命
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大队理论小组
唯心论的天命论，是反动没落阶级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维护和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鼓吹什么“天生德于予”，胡说老天把统治人民的“圣德”给了他，妄图使人们相信他那一套复辟经，以达到他“克己复礼”，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也胡说什么他的脑瓜特别“灵”，“和别人的不一样”，自比为“天马”，自封为“天才”，竭力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不管这些反动家伙怎样打扮自己，欺骗群众，都逃脱不了彻底垮台的可耻下场。
在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所谓“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拿我们塔院大队来说，解放前是德胜门外有名的“穷八保”。几户地主、富农霸占了大部分土地。广大贫下中农靠打粥要饭、卖儿卖女、拉洋车、当苦力生活。大家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当时，他们说我们受苦受难是由于“命苦”。但是解放后的巨变，打破了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广大贫下中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能说是解放以后老天爷变了心眼儿，大家的“命”都由苦变甜了吗？不是！这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我们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斗倒了地主、资本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事实正是如此。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从斗地主、分田地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的集体事业和社员生活不断发展和提高。解放初期，粮食亩产不到二百斤，到一九六五年，就达到了七百六十多斤。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短短的几年中，粮食亩产就一跃而为一千二百多斤。公共积累增加到二十多万元。一九六九年还吃国家统销粮四十五万斤，一九七三年就向国家交售余粮十万斤。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铁的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劳动人民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老天爷手里，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才改变了塔院大队贫困落后的面貌。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创造自己幸福的未来，就必须彻底破除天命论，坚信人定胜天，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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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河南省林县小店公社元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赵德义
贩卖孔孟之道的《三字经》，胡说什么“中不偏，庸不易”，宣扬“中庸之道”，妄图阻挡劳动人民起来造反，要他们服服帖帖地受压迫受统治。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叫嚷“中庸之道……合理”，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坚持斗争哲学，还是搞“中庸之道”，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问题。林彪反党集团攻击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给我们横加许多罪名。面对这种令人气愤的情况，群众纷纷对我说：“有人存心不让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就挺起腰杆和他们斗吧，咱贫下中农顶得住！”我听了深受感动，深受教育。从此，我就大讲特讲红旗渠给林县带来的巨大变化，揭穿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贫农社员赵旺林说：“我们要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红旗渠，让红旗渠为我们多浇地，为革命多打粮，夺取农业大丰收。”广大贫下中农在斗争中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一致表示：“林彪反党集团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针锋相对，大干社会主义！”一九七二年，党支部带领群众大干苦干，加高了原有的水库大坝，大搞深翻改土，战胜了风、旱、虫等自然灾害，粮食亩产闯过了千斤关。一九七四年，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红旗渠畔、大寨田边，摆开了批林批孔的战场，用大干促大变的事实，驳斥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无耻谰言。社员们抢晴天，抓雨天，在村南的淅河滩上垒起五百八十米长的大石岸，推土造田二百亩，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今年小麦亩产七百五十六斤，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去年提高八十四斤。
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就是反革命之道。充满孔孟之道毒汁的《三字经》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之经。多少年来，孔孟的徒子徒孙们费尽心机，把孔孟之道炮制成“通俗读物”，向人们灌输。《三字经》就是其中一种。这些东西流毒甚广，实在害人不浅。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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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善”是骗人的鬼话
解放军某部 白文礼
《三字经》一开始就胡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这完全是孔孟反动的人性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翻版，必须彻底批判。
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里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的思想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样，作为道德观念的善与恶，绝不可能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而且只能是阶级的善与恶，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东西。
解放前，我们村有个姓白的地主，从小就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他的口头禅。但是，《三字经》中的“性本善”，根本不可能掩盖这个地主分子吃人的阶级本性。有一年，我们家的日子实在没法过。那个地主伪善地对我爷爷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白字，我给你九亩地种上，租子那好说。”我爷爷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种上这个地主的九亩薄地。第二年遇上少有的大干旱，收成不好，打下的一点粮食还没进屋，这个地主就领着狗腿子来要租了。他斜歪着脑袋，指着我爷爷的鼻子说：“姓白的，九亩地不能白种啊，少说也得给我交一千五百斤租子。”一千五百斤，别说灾年，就是好年成也难收到。我爷爷要和这个地主讲理，可是旧社会穷人有理能往那里讲啊！收下的一点粮食全部被抢走了，还说我们倒欠他八百斤粮的阎王债。以后，就是这阎王债逼死了我的奶奶；四个叔叔也被迫卖给了人家；我母亲忍痛丢下自己的儿女，给地主家当奶妈。结果，自己四个亲生骨肉都先后冻饿死去。我们家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压迫下，被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姓白的地主这样的“大善人”给我家的“慈善”。
劳动人民的苦难史、血泪仇，完完全全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根本没有超阶级的“善人”和不吃人的魔王！孔孟之徒的谎言，包括《三字经》在内，掩盖不住剥削阶级的吃人本性。孔老二开口“仁爱”，闭口“忠恕”，可是上台不久，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人民，平日却满口“仁义道德”。可见，孔孟之徒鼓吹“性善”，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涂脂抹粉，以掩盖其吃人的真相。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乞灵于孔孟之道，假惺惺说什么要“以仁爱之心待人”。其目的就是妄图用“仁爱”的幌子，来掩盖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三字经》的作者和他的祖宗孔老二没有能够挽救反动阶级彻底灭亡的命运。林彪一伙也是一样，孔孟之道成不了他们的“救命符”，他们终于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