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评荀况的《天论》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两条路线的大论战
荀况的《天论》，写于战国末期。
从战国初期到中期，许多法家人物相继在各个诸侯国实行变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大部分诸侯国里逐步建立起来。到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封建政权，反对奴隶主的复辟，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全国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而被推翻了的奴隶主阶级却纠集残余势力，大造复辟舆论，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特别是反对以武力实现统一。他们力图把自己复辟的愿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儒家以孟轲为代表，法家以荀况为代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孟轲的主张是“法先王”、“畏天命”和“性善”论。荀况的主张是“法后王”、“制天命”和“性恶”论。两家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荀况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斗争经验，建立了法家的理论基础。而孟轲是在奴隶主阶级失去政权以后，在对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更为不利的条件下，把孔丘的一套反动理论加以发挥，为复辟奴隶制制造舆论。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变本加厉地鼓吹“天命”，更多地靠“老天爷”来蛊惑人心，靠“老天爷”给自己壮胆。
孔丘宣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他也不能不哀叹“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就是说，起来造反的奴隶和正在夺权的新兴地主阶级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到孟轲嘴里，就更进一步把他们捏造的“老天爷”吹得更加活灵活现。孔丘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孟轲就恶狠狠地说什么“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咒骂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是长不了的。孔丘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即所谓“圣君”是体现“天命”的。而孟轲干脆说：尧把王位传给舜，舜传禹，而禹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都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轲是要“证明”奴隶主的政权是“天”给的，只要到了他预言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时候，他们就要代表“老天爷”把“逆天”行事的地主阶级政权一扫而光。“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从来都是儒家搞得最起劲。“天命论”简直成了儒家的命根子。孔丘就是“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就是说：他很少说利，只看重“天命”，看重“仁义”。孔丘打着反对功利主义的幌子，推销复辟奴隶制的黑货。什么是“仁”？照孔丘的说法，就是“克己复礼”；而他的“仁”又是同“天命”离不开的。他还说什么“天命之谓性”，“天生德于予”。总之，在儒家那里，“天”与人（指奴隶主）是合一的，因此，也与“仁”合一，与“德”合一，与他们这些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吹鼓手的“性”也合一了。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到孟轲的时候，奴隶主阶级丧失政权之后，更加虚弱，更加反动，因而也就不能不更加乞灵于“天”。“天命论”的骗人的鬼话，到孟轲这一代就成了赤裸裸的复辟的叫嚣。
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况继承前期法家反天命的传统，吸取了当时的进步力量反天命的经验，在《天论》中对“天命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在当时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的大论战中，荀况的《天论》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给“天命论”以沉重打击
荀况的《天论》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天有没有意志，天管得了管不了人？二、人要不要怕天？能不能管天？三、人的聪明才智是不是天给的？四、要解决人间的问题，应当从哪里找原因、想办法？
天有意志吗？天管得了人吗？
照孔孟的说法，天是有意志的，它能把天底下所有的人和事都管起来。只有听“老天爷”的话，才能生存；要是不听“老天爷”的话，你就甭想活着。在人间，谁来体现天的意志呢？只有奴隶主贵族。奴隶主的代言人孔孟就是这样用天来吓唬老百姓的。
荀况在《天论》中，针对孔孟的“天人合一”的胡说，提出了“天人相分”的理论。荀况摆事实，讲道理，论证了天是没有意志的，天就是自然界，天是天，人是人，天根本管不了人。
《天论》一开头就摆出了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思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它自己的常规，有明君的时候是这样，出暴君的时候也是这样。荀况列举了许多事实，论证了人世间的贫贱富贵、吉凶祸福是由人们自己决定的，而不是由天决定的。
那末，为什么人们会产生天呀、神呀在管着人世这样的观念呢？荀况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只看到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例如，星星在天上不断地出没，太阳和月亮轮流照耀大地，春夏秋冬不停地交替，风雨普遍地降临，万物得到相适应的条件而生育、成长，但是摸不清这类变化的过程和原因，于是就去作各种猜想，以为有个“老天爷”在那里发号施令。
荀况针对孔孟的所谓“知天命”、“畏天命”的说教，提出了“不求知天”的主张。这里的“天”不是指自然的天，而是说，人不需要去知道那根本不存在的“天命”。
人要不要怕天？人能不能管天？
孔丘、孟轲一再叫嚷要“畏天命”，他们采取的一种卑劣的手段，就是用自然界某些少见的现象来欺骗人、吓唬人。他们胡说什么“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意思是说，国家的兴盛还是衰亡，老天爷都会事先发出信号。
荀况在《天论》中驳斥了这套鬼话。他说，天上掉下一颗陨石，树木偶然发出怪声，牲畜偶而生下怪胎，出现了日蚀、月蚀、彗星，发生了大旱、大涝、大风等等，这些现象是自然界本身发生变化、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过少见罢了，觉得奇怪是可以的，感到害怕就不对了。这些现象，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只要把国家治理好，即使这些怪事一齐出现，也乱不了套；相反，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即使这样的怪事一件都不出现，也会遭殃的。
荀况不仅论证了人不应当怕天，不必去求天，而且针对孔孟宣扬的人只能“顺时听天”的谬论，提出人对天是能“知”、能“参”、能“制”的。
荀况指出人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行动都有条理，衣食都很适当，使自己的生存不受伤害，这才叫做真正的“知天”。天有四季的变化，地有蕴藏的财富，人能够根据天时、地利，采取正确的合理的措施，治理自然界，也就是用人力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这就叫做
“能参”。人不应该消极地去尊崇天、仰慕天、歌颂天，对天百依百顺；而应该“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要掌握自然变化的必然趋势，尽力去利用它。能够做到这些，人就可以“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就可以使“天地官而万物役矣”。这就是说，人要是能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就会懂得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就可以驾驭天地，使唤万物了。
荀况能够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和“官”（管理）天地，“役”（使唤）万物的战斗口号，是很有气魄的，充分体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
人的聪明才智是不是天生的？
代表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孔孟，只能求救于“天”，胡说什么“天生德于予”。他们认为，这么一说，他们统治劳动人民、压迫人民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荀况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后天才有的。他指出：“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就是说，人也是自然功能发挥作用的产物；是先有人的肉体，然后才有精神，人的感情是离不开人的肉体的。荀况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人的知识才能形成的过程，即先由耳、眼、口、鼻、身这些器官，分别得到对外界事物的感觉，然后由“心”加以综合，得到完整的认识；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得到知识。
荀况不承认人的知识才能是天给的，当然也就不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是天给的。他说：“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意思是说，楚王出门，后边跟着上千辆车子侍候他，保护他，那样威风、阔气，并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比别人有本事；而那些“君子”，吃粗粮，喝白水，也并不是因为天生的没有能耐，只不过他们各自碰到的条件不同罢了。
解决人间的问题，从哪里找原因、想办法？
孔孟及其徒子徒孙拚命用“天”吓唬人，用“天命”来反对革命，硬说人世间的乱和治，得从“老天爷”那里找原因。
荀况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是“人妖”。他认为，天变不可怕，“人妖”才是最可怕的。《天论》列举了三种“人妖”：一种是“政险失民”，就是政局险恶，失掉民心，结果引起田园荒芜，粮价猛涨，大批人饿死路旁；一种是“政令不明”，就是政策法令混乱，措施不合时宜，农业生产不加管理；还有一种是“礼义不修”，不按礼法办事，把人和人的关系搞乱了，内忧外患一起到来。荀况所说的“人妖”，实际上指的是奴隶主贵族腐败的反动统治。
荀况在《天论》中指出了消灭“人妖”的途径，就是“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这八个字就是荀况所主张的法治路线。
什么是“隆礼尊贤”？按荀况的意思，“隆礼”，就是实行法治；“尊贤”，就是应当让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上台。荀况所说的“礼”与孔孟所说的不是一码事，他在《礼论》中提出，“礼”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实际上就是要把奴隶主手里的财权、政权夺过来，交给新兴地主阶级。荀况在《劝学》中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可见他讲的“礼”就是法的总纲。荀况和其他法家所讲的礼同孔孟要恢复的奴隶制的周礼，是针锋相对的。荀况讲礼义，实际上就是讲法治。
什么是“重法爱民”？荀况所主张的重法，就是要实行赏罚严明的法治；荀况所主张的“爱民”，是指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过新兴地主阶级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打垮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反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也能给人民带来一定的好处。譬如，劳动好，可以减免部分租税，有战功，可以给一定奖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服务的。
荀况在《天论》里，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孔丘、孟轲，但是这篇文章批判的锋芒主要是对准了儒家，对准了儒家讲“天命”，讲“仁政”，搞复辟，搞倒退的那条思想、政治路线的。为法家路线奠定理论基础
荀况不是为了论“天”而写《天论》的，他论“天”的目的是为了论“人”，论人世间的事到底该怎么办。《天论》的十六段议论，至少有十一段直接从“天”论到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它给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的“天命论”迎头一棒，它给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推行法治路线提供了理论武器。
荀况以前的法家代表人物，为了推行进步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也曾经同儒家的“天命论”作过斗争。但是，他们都没能从理论上把天和人的关系说清楚。荀况在《天论》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道理，戳穿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谎言。“明于天人之分”这个口号，对于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就戳穿了没落的奴隶主和反动儒生们用“天”骗人、吓人的鬼把戏。荀况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和“天地官而万物役”的理想，更是比他以前的法家在认识上跨进了一大步。这一来，人不仅可以和天“平起平坐”，而且把被儒家说成是主宰一切的“天”操纵在自己的手中。这就大大加强了当时的革命派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决心和信心。
荀况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影响都是相当大的。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是著名的法家，他们继承、运用、发挥了《天论》中的主要思想，对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上台之后，根本没有理睬反动儒家那一套“法先王”、“畏天命”之类的鬼话，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当时，谁要是用“天命”、“法古”、“仁政”那一套邪说来攻击这种改革，秦始皇就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实行镇压。著名的“焚书坑儒”就是这样的革命行动。据《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当政的那些年，曾经多次出现彗星当空、地震、陨石坠落等现象。秦始皇对这些被儒家说成是“不祥之兆”的事情，根本不在乎，照常以坚决的态度从事改革，推行统一中国的事业。
我们从秦始皇在经济领域中所采取的一些革新措施中，也可以看到荀况在《天论》中提出的“官”天地，“役”万物，“制天命而用之”等理论的巨大影响。秦始皇当政期间，在生产上采取了以农为本、奖励开荒、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他上台不久，就冲破了吕不韦阴谋集团的阻挠，在关中地区兴建了当时最大的农田灌溉工程——郑国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统一中国打下了物质基础。秦始皇能够这样做，说明他根本没有理睬反动儒生所宣扬的人只能坐等老天爷的恩赐，乞求老天爷发善心等等荒唐说教，而是按照荀况和他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的思想和主张办事的。
荀况在《天论》中提出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在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史上，“天命”问题一直是斗争的一个焦点。后来的许多法家，在对儒家的“天命论”作斗争的时候，都从《天论》中找到了武器，受到了启发。 一分为二看《天论》
在世界哲学史上，荀况是第一个提出“人定胜天”思想的人。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况就能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提出人能“知天”、“参天”、“制天”，这是很了不起的。他把天管着人这个陈腐的观念翻了个过，认为天管不了人，而人可以管天。从天是人的主人，一变而为人是天的主人，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可是，如果说荀况的主张，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定胜天”的含义完全一样，那就不适当地把他的思想拔高了。
今天我们讲的“人定胜天”的“人”，首先是指劳动群众；我们讲的“胜天”，是指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才能真正具备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思想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荀况不懂得：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就是说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才有可能认识客观世界。在他看来，人们只要正确地发挥五官的作用（“正其天官”），保持思想的清醒（“清其天君”），顺乎自然（“顺其天政”），等等，就可以“知天”了。这说明：他在认识论上，还只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照他的这种认识论，人们只能得到对外界事物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并不可能真正掌握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荀况所讲的
“制天命而用之”，还只是顺应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例如：要搞好农业生产，就得不违农时；要保持身体健康，就得饮食适度，等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没有解决人怎样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问题。
荀况在讲人可以“官”天地、“役”万物的时候，对人是不作阶级分析的。在《天论》中，我们看到的是所谓君子和小人、智者和愚者的对立。在荀况看来，只有“圣人”、“君子”、“智者”才能“明于天人之分”，才能“制天命而用之”；而“小人”，只顾眼前利益，坐等上天恩赐，相信鬼神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他心目中的“小人”，包括广大的劳动群众，这反映出他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传统观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荀况看不起人民群众，这是由他的剥削阶级地位决定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可能看到“制天命”、“官”天地、“役”万物的强大物质力量。因此，尽管荀况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讲到社会问题时，他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在这一方面，他离我们所说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就更远了。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荀况的思想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提出了前人所没有提出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的思想，这是他的重大功绩。 研究《天论》，古为今用
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天论》呢？
第一，研究《天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在荀况和孟轲生活的时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还很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荀况也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为什么荀况能够大胆地否认老天爷存在，而孟轲死抱着“天命论”不放呢？
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迫切地要求打破奴隶制那套旧秩序，根本不相信那套旧秩序是什么
“老天爷”定下来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自己那个阶级掌握起政权、治理好国家充满信心，根本不指望什么“老天爷”来保佑。而孟轲作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妄想开历史倒车，复辟奴隶制，又拿不出什么理由来，只得用“天命”来反对革命；他们对自己那个阶级的力量失去信心，只好设想出来一个“老天爷”为他们撑腰打气。这就是他们两人一个大力宣传反天命，一个拚命鼓吹尊天命的根本原因。
研究了《天论》，再把荀况所反对的思想和林彪的思想一对照，也能使我们更加认清林彪的反动面目。林彪生活在二十世纪，竟然把两千多年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论”拿来大加鼓吹。林彪一伙胡说什么他们自己的“德行”是“受于天”的，无耻地自比“天马”。这只能说明他们反动、虚弱、腐朽到了极点，别的能耐没有，只能借个“老天爷”来自欺欺人。
第二，研究《天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理论战线斗争的重要性，进一步认清建设工人阶级理论队伍的深远意义。
《天论》讲的主要是哲学问题，是在进行一场理论战线的斗争。荀况以前有不少著名的法家，象李悝、吴起、商鞅这些人，都提出和推行了一些进步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和荀况比起来，对哲学领域的斗争都重视不够，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没有下大力去批判。荀况写的《天论》是法家最早比较全面批判儒家“天命论”的战斗论文。他敏锐地察觉到：要打破儒家倒退、复辟的阴谋，必须批倒“天命论”；而要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必须大造天管不了人，而人要管天的舆论。
毛主席一贯重视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读了《天论》，联系历史上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更加体会到理论战线斗争的重大意义。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艺、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阵地。党号召我们要逐步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理论队伍，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敢想敢干，知难而进，在斗争中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研究《天论》，还可以激励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取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更大胜利。
两千多年前，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反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那样斗志昂扬，信心十足，不怕天，不信邪，有一股子要“官”天地、“役”万物的气概。我们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当然应该远远超过荀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更得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伟大批示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创造了不少的新成就。这几年，我们厂主要设备没有增加，钢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七三年，我们厂的钢产量已经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那些修正主义老爷们想也不敢想的。实践证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具备“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力量，不断地创造出人间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