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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柳宗元和韩愈的论战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
唐代中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和韩愈（公元768—824年）之间的政治思想论战，是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论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这是当时的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统一和分裂、革新和保守、进步和倒退的斗争。今天，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永贞革新”前前后后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边疆奴隶主贵族的叛乱活动日甚一日，大大削弱了中央政权，使统一的唐王朝面临分裂的严重危险。
唐代中叶，地方藩镇割据势力日益膨胀。所谓藩镇割据，就是以节度使为中心的地方独立王国。他们的阶级基础，就是世家豪族大地主，即享有较多特权的世袭官僚大地主。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为了加强边防，在边疆设立十节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参加对叛乱的平定，节度使的权力极度扩大。节度使制度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节度使
“号称藩臣，实非王臣”，名义上是唐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吏，实际上是各霸一方的封建军阀和土皇上。他们把持所辖地区的政治、军事、财政等一切大权，根本不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他们手握重兵，有的统兵多达十万以上。各地藩镇还互相串通，联成一气，公开对抗中央政权。当时藩镇割据的分裂势力成了对唐王朝的统一的严重威胁，并且阻碍着生产的发展。
与此同时，宦官专权也日益猖獗。他们利用特殊地位，窃取了中央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自肃宗李亨（公元756—761年在位）起，唐朝历代皇帝，除末代皇帝以外，都是由宦官废立的。宦官还同地方藩镇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横行天下，形成一股十分反动的分裂势力。
另外，边疆的奴隶主贵族也不断策动叛乱，乘机扩张土地，肆意掠夺，公开对抗唐王朝中央政权。
面对着这些严重情况，唐王朝中央怎么办？是听任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继续恶性发展，还是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抑制？成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革新和保守两大派的尖锐对立。革新派是一些具有法家进步思想的人物，以王叔文、王?〔Pī，音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代表，他们要求革新，主张维护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保守派是一批出身世家豪族的旧官僚、封建军阀和宦官之流，以大宦官俱文珍、大军阀韦皋、旧官僚高郢以及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韩愈等人为代表，他们为了维护世袭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极力反对革新，顽固坚持封建割据和专权。这样，革新派同保守派便发生严重冲突。随着这种冲突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革新派力量的增强，到了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时候，出现了以“二王八司马”（“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八人，“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边州司马）为核心的“永贞革新”。
顺宗即位以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早已有所警觉，常常与王叔文、王?等议论革新的事。顺宗即位以后，立即任用王叔文、王?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执掌朝政，着手进行革新。革新派执掌朝政期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革新措施：
在政治上，坚决打击保守顽固的反动势力，加强和充实革新派的力量。把紊乱法纪和抗拒中央的皇族宗室李实加以贬撤，起用被保守派排斥的陆贽和阳城，并从下层挑选一批“出身卑贱”的人士担任中央官吏，扩充了革新派的势力。
在经济上，加强盐税管理，整顿财政。盐税是唐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却被地方藩镇所控制，任意抬高盐价，牟取暴利。革新派掌握政权以后，立即减低盐价，并把同藩镇勾结作弊的盐铁转运使李锜撤职，任命杜佑为度支盐铁使，加强对盐税的管理和控制，从经济上限制和打击藩镇割据势力。
在军事上，派遣范希朝和韩泰接管宦官所掌握的中央禁军，但是遭到了抵制和破坏。
革新派所采取的以上革新措施，有利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反动势力，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这次革新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尤其是革新派没有掌握军队，又没有彻底清除中央政权机构里的保守派势力，使保守派得以伺机进行反扑，逼迫顺宗退位。革新派政权只存在一百四十六天，就被保守派用阴谋手段颠覆了。
保守派的政变阴谋得逞以后，就疯狂反攻倒算，残酷镇压革新派。他们把参加革新的主要人员王叔文、王?、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等人，都贬到边远地区，并且宣布永远不得赦免。接着又杀害了王叔文，逼死王?。
“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保守派对革新派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又唆使儒家韩愈等人对革新派的政治主张进行疯狂攻击，妄图从思想上消灭革新派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为了坚持和捍卫革新的主张，不畏强暴，继续进行斗争，同韩愈展开了长期的论战。
政治路线上的分歧
柳宗元和韩愈的论战，在政治路线方面，主要是三个问题：即坚持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维护世袭特权的藩镇分封制；加强中央领导下的统一军权，还是维护宦官、藩镇的武装势力；坚持命官以材、提拔新生力量，还是维护世袭特权、保持腐朽官僚势力。
第一、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问题。魏、晋和初唐以来，儒家反动的复古主义者，幻想复辟分封制。直到唐代中叶，韩愈还在大力宣扬诸侯世国的三代圣王之治，把它看作最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这是“先王之道”，绝对不能改变的。他说：“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韩昌黎集》卷十一《杂说四首》）韩愈还咒骂秦始皇，说他统一六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烧除儒家经书，坑杀反动儒士，是灭绝“先王之法”，并把这归咎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为了美化腐朽的分封制，韩愈百般吹捧藩镇割据势力，如贾耽、董晋、张建封、韩弘等人，说他们是国家的“重臣”，是天子的“心腹”，是捍卫王室的屏障，是天子的耳目手足，象城墙一样，卫护着王室。韩愈这样赞美藩镇诸侯，是别有用心的。韩愈虽然也说过一些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平藩”的话，甚至参与了平淮西的战役，但他的目的是要维护保守势力的政治特权，是要削除不听命于保守派的节度使，并非主张取消藩镇，如此而已。
与韩愈的谬论相反，柳宗元认为，藩镇不是唐王朝的屏障，不是中央的捍卫者，而是制造分裂的罪魁。他们“窃居一方”，使“朝宗之地，旷若外区”，“封祀之山，隔成异域”。（《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他根据历史的情况，指出周朝实行分封制，最后是列国骄盈，诸侯强横，天子只不过是在诸侯之上空挂一个虚名罢了；当时乱国多，治理好的国家是很少的。他赞扬秦始皇，说他灭六国，废除分封诸侯，实行郡、县两级制，由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吏，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文化，统一了多民族的国家。他肯定秦朝的政治制度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秦至唐代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只有背叛封建中央政权的诸侯国，而没有背叛封建中央政权的州县和郡邑。他肯定地说，郡县制要比分封制优越得多，只有实行郡县制，才能加强唐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才能巩固统一的唐帝国。柳宗元的论证，有力地打击了韩愈的维护藩镇制的谬论。
第二、关于谁掌握军权的问题。唐初，“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罚，事已各解而去”（《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序》）。但自从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府兵制遭受破坏，藩镇逐渐坐大。“安史之乱”以后，藩镇遍于内地，形成一个个手握“骄兵悍将”的封建军阀集团。这些封建军阀都把他们掌握的军队当成私人的势力。对于中央政权的调动指挥，全然不听，公开抵制。他们依仗手中握有兵权，擅立名号，互相支持，对抗中央政权。“四镇之乱”，联合抗唐，就是一例。
同时，又有宦官把持京师禁兵，作为他们维护自己的特权的工具。唐朝中叶以后，中央军权都被宦官所掌握。宦官还大肆扩充武装实力，贿买边兵，竟将定制二千人的禁军扩充到十五万人。他们手握重兵，作威作福，外出则控制一方的兵力，居内则操纵大臣的升迁罢免。
保守派的代言人韩愈，对于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极尽吹捧之能事。他主张在“介于屈强之间”的“通都大邑”设置强有力的“王公大臣”（指节度使），加强戒备。这就是“以藩制藩”的办法，它的实质就是维护封建割据，置唐王朝于四分五裂的局面。韩愈还混淆是非，把宦官篡夺的中央禁军，说成是天子所统帅的军旅。当时的“北军”即禁军，就是大宦官俱文珍所窃据的武装力量，俱文珍就是韩愈的政治后台，“北军”就是维护保守派官僚和宦官腐朽政治势力的工具。
柳宗元针对藩镇割据和宦官掌握兵权的政治局面，明确地提出“善制兵、谨择守”（《封建论》）的政治主张，这就是说，唐中央必须把军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才能达到“无专地之患，四海宁一”（《外集》卷下《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六首》）的政治局面。柳宗元以汉代的历史论证了唐代的政治情况。他说，在汉代，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实行，而不能在封国施行，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唐朝的情况也类似汉代的情况，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因此，对宦官掌握兵权、藩镇拥兵割据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柳宗元这种变革现实的主张，是他从“永贞革新”失败中取得的一条重要体会。
柳宗元对韩愈“以藩制藩”，维护藩镇割据的反动主张，予以坚决的否定。他指出在周朝，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兵车之轨交于天下”。在汉朝，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全国以后，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结果是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汉高祖疲于奔命。所以，柳宗元断然向唐中央政权提出，只有去掉“虐害方域”的藩镇，才可以长期保持统一，避免分裂。
第三、关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问题。在封建社会，如何拔擢官吏，执掌政权，始终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斗不已的问题。在唐代，保守派一直死守着子袭父爵、子孙相继的腐朽的世袭制度。河北等地的藩镇，就是为了维护子孙世袭制，而联兵反唐的。他们为了实现把持唐朝政权的野心，极力反对革新派掌握政权；当革新派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想方设法把革新派扼杀在摇篮之中。“永贞革新”时，王叔文、柳宗元等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拔擢了一批与藩镇没有关系的“出身卑微”的人士，参加唐王朝中央政权。韩愈大加谩骂，诬蔑为“狐鸣枭噪争署置”，“小人乘时偷国柄”（《韩昌黎集》第三卷《永贞行》）。从这可以看出保守派官僚对于革新派人士是多么的仇恨，对于新生的政治力量是多么的惧怕。
韩愈根据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为保守派所坚持的“继世而理”的世袭制度进行辩护。他宣扬保守派官僚具有天生的上品之性，应当世世代代掌握政权，统治人民，即使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恶人，他们掌握政权还可以承制守法。（《韩昌黎集》第十一卷《对禹问》）韩愈还坚决反对公卿子孙以外的人进入“太学”，说由于出身低微的子弟进入“上庠”，就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韩昌黎集》第三十七卷《请复国子监生徒状》）。
“太学”或“上庠”之类的学府，都是为封建统治特权集团制造后继人的，韩愈反对一般地主子孙到“上庠”读书，就是拆掉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阶梯。
革新派坚决反对世袭禄位。他们的杰出代表柳宗元总结了汉代由中央选用官吏制度的优越性，“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这样就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封建论》）柳宗元根据他对汉代政治制度的分析，指出假如汉朝把全国的郡县都改成侯王封国，那么即使他们胡作非为，朝廷也只有发愁而已。这是柳宗元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继世而理”的弊害，也是对韩愈的“传诸子”的谬论进行的有力的驳斥。
柳宗元提出任命官吏以材不以姓的主张。他在《六逆论》中明确地指出，贱者、远者和新者对于贵者、亲者和旧者的抗争，是合理的。他用许多历史事实，对这个主张进行了论证。
柳宗元和韩愈的论战，中心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还是制造分裂。历史证明，进步的统一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秦以来，我国的历史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统一的历史，这对我国各族人民反对侵略者、保卫国家独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共同斗争，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就必须有一个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统一的中央政权，反对保守势力割据分裂的政治局面。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八百周年的贺词》）柳宗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主张加强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关心社会进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韩愈维护藩镇制度，反对社会进步，是保守势力的一个代言人。
思想路线上的斗争
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实际上是先秦以来法家与儒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一场反孔与尊孔的激烈斗争。
韩愈站在地主阶级保守派的立场上，极力宣扬倒退、复古的反动主张。虽然他对孔丘有时也不那么尊敬，在《石鼓歌》中，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jǐ ，音己；zhí ，音职〕星宿遗羲娥”，讽刺孔丘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拣了星星，丢了太阳月亮）。但他鼓吹“道统”说，以承继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自居。所谓“道统”，就是坚持孔、孟的复辟、倒退之道。他把他所宣扬的“道”，吹嘘成世界最本源的东西，是独立存在的精神。他说“道”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三纲五常”。“且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这就是说“三纲五常”是万古不变的法则，是“圣人之教”，绝不能舍弃。他以为只有“能固其忠孝”，才不发生逆乱；只有实行夏、商、周三代诸侯世位、大夫世禄的分封世袭制度，才合乎“圣人之教”、孔孟之道；只有信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之教，才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韩愈顽固地坚守这种反动的“道统”说，就是要维护反动的分封世袭制度和保守派反动的政治经济特权，就是妄图以此阻止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前进。
柳宗元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出发，坚持政治革新、社会进步。他汲取了秦汉法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尤其是法家的变革思想。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之“道”是行不通的。他根据韩非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观，对韩愈所鼓吹的孔孟的复辟、倒退之“道”，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这是“复古遗今”。他推崇申不害、商鞅的政治思想和法家的刑名之说，称他们“皆有以佐世”。这表明了他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他明确地给“道”以新的解释：“道”就是“以生人为己任”（《柳河东集》第三十三卷《与杨诲之第二书》）。只有“以生人为己任”，才能“群邪殄夷，大道鲜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柳河东集》第十八卷《骂尸虫文》）这主要就是说，只有革除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才能使国家兴盛，百姓安生。柳宗元的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是为其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韩愈极力鼓吹孔、孟的天命论，宣扬天是有威灵的，要人们相信天是主宰一切的，能够赏善罚祸；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会降祸于人。诸侯世爵世禄的世袭制度是“天之与人”；如果谁要反对诸侯世袭、藩镇割据，就是作祸，要受天之惩罚；谁要是进行革新，变革现实，就是不知天，就要受到“天刑”。
柳宗元坚定地站在革新派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对韩愈鼓吹孔、孟的天命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他明确地指出，天就是自然。天地、元气、阴阳同瓜果、草木一样，都是属于自然之“物”，它们没有任何意志。人事的“存亡得丧”，人类社会的治乱，根本和瓜果、草木、天地、元气、阴阳这些自然物没有关系。万事万物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希望天赏功罚祸，呼天、怨天，望天怜悯，都是极为荒谬的事情。他又明确地提出：自然范畴的天，并不是支配人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切皆决定于人力；只要人类的主观措施合乎客观的发展趋势，则人力可以胜天。他说，在历史上，只有软弱无力者才需要借助于神，而他们借助于神，倡言“天命”，其目的是为了骗人。柳宗元这样明确的认识，正是表达了革新派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也表达了他们不畏“天命”，对保守派坚决进行战斗的精神。
当然，柳宗元的思想也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史观。但在当时，他的革新主张和实践起了进步作用。柳宗元发展了先秦和秦汉法家的思想，对唐以后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是有很大影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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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中文系师生同工农群众一起学习革命理论
研究儒法斗争史 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
广西大学中文系师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同工农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研究法家著作，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向前发展。
批林批孔以来，广西大学中文系师生在学校党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先后为自治区各地工厂、农村等单位举办了一百九十多次批林批孔讲座，并且帮助工厂、农村辅导和培养理论队伍。他们还同附近工厂建立固定的联系，师生们每周轮流到挂钩工厂参加各车间班组的政治学习，经常同挂钩工厂的工人理论队伍一起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共同确定战斗计划，举办学习班，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等。近两个月来，这个系的师生还同挂钩工厂的工人理论队伍一起研究法家著作，批判儒家的书，多次举行座谈会，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经过学习和座谈，大家对儒法斗争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性。
广西大学中文系师生同工农结合起来，一起学习革命理论，一起开展批林批孔斗争，促进了工农理论队伍的成长。不少工人、贫下中农在同广西大学中文系师生相互学习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为本单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的辅导员。南宁市铸造厂同广西大学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建立定点挂钩的联系后，全厂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由一个增加到十个，每个班组都培养了两三个理论辅导员。兴安县护城公社冠山大队在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三级师生的协助下举办学习班，培训了二十五名理论学习辅导员，现在他们已成为各生产队理论学习和批林批孔的骨干。
在同工农理论队伍相结合的过程中，广西大学中文系师生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培养了工农感情，同时也促进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今年以来，师生们在工厂、农村开门办学，围绕着批林批孔的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他们经常坚持和工人、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批林批孔，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服务。新闻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沿着当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征途，访问了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桂平县金田村、太平天国开始封王建制的永安州（现为蒙山县城）、挥戈北上时首次大败清兵的战场古苏冲等地，沿途调查了解当年农民起义军的反孔斗争，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深入批林批孔，受到了生动的教育。各专业和各教研组都组织了力量，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事迹和法家著作，编写了五十多篇资料和文章。各专业师生都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了学科领域里尊儒反法的思想体系，促进了教学改革。（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