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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
翟平
正当广大工农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说法：“儒法斗争是狗咬狗。”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从他们产生之日起，就由于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势不两立。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专门制造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舆论；以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大喊大叫。这两家之间，围绕着“礼治”还是“法治”、“复井田”还是“废井田”、“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尊天命”还是“反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家坚持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步变革，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反动的。只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的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两个阶级的生死存亡。既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怎么可以说成是“狗咬狗”呢？
事实上，儒法两家都各自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诛少正卯，射杀吴起，车裂商鞅，其罪名都是因为闹革新，搞变法。这是反动势力迫害进步势力的反革命事件，而不是什么“狗咬狗”。同样，法家的态度也很鲜明。韩非明确指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他强调儒法两家的斗争就象冰块和炭火不可共处，冬天和夏天不可同时一样，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韩非就怀着对奴隶主贵族及其儒家的“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子·孤愤》），英勇战斗了一生。
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是不是“狗咬狗”呢？也不是。儒法斗争延续到封建社会，比起春秋战国有着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阶级基础，但仍然是对立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孟之道被腐朽的地主阶级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之后，批判儒家思想往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儒家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的利益，顽固地宣扬孔学，对内鼓吹守旧和分裂，对外一般都搞民族投降卖国主义；法家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对孔学的批判，代表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宣扬革新和统一，在侵略者面前一般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柳宗元的《封建论》同李贽对孔学的批判，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同儒家是两条路线，能说这是“狗咬狗”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历史上站在反孔斗争前列的也是劳动人民。从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连绵二千多年、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势力和儒家路线，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历代法家的革新、统一的路线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行。综观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史，是一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儒法斗争说成是“狗咬狗”，就必然歪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时，它还抹煞我们今天对尊儒反法思潮批判的深刻意义，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尊孔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尊孔派，他尊孔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反法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同林彪一伙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背叛了十月革命的苏修新沙皇，蜷伏于海岛的蒋介石，他们和林彪一样地尊孔反法。他们要尊孔，我们要批孔，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恶狠狠地咒骂法家，否定法家，并借此咒骂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分析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吸取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种斗争同样是不可调和的。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对法家进行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为了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引导人们向前看，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加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对历史遗产不区别精华和糟粕，采取一律拒绝、一律否定的态度，那就是对“古为今用”方针的否定。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阶级敌人宣扬它是为了掩盖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借以浑水摸鱼；我们的同志也信这一套，那就一定认识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容易受骗上当。历史上有没有“狗咬狗”的现象呢？有的。那是在反动派、尊孔派内部的尔虞我诈。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待当时民族矛盾的态度时，曾经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各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瓜分中国，它们之间，它们的走狗之间，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例如，当时的胡汉民与蒋介石这两个尊孔卖国派之间就形成一种对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正如《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内部各派系的勾心斗角那样，他们之间“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即使是这种真正“狗打架”的争斗，毛主席也指明“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用以对付主要的敌人。这种科学的阶级分析同用“狗咬狗”抹煞一切的论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澄清错误观念，警惕坏人的造谣和破坏，学会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好更深入！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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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安石“三不足”的战斗精神
上海吴泾热电厂工人 郭企元
公元一○六九年，王安石开始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他任职期间，实行了变法。变法的中心是抑制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垄断和兼并。这一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对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围攻，政治上打击，而且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司马光极力叫喊“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等等。王安石痛斥司马光的无耻谰言，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
“祖宗之法”到底可变还是不可变？这个斗争，实质上是关于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社会需要不需要改革的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继承孔老二“对王公大人要畏敬”的儒家传统，拚命鼓吹所谓“日月”、“天地”、“万物”、“性情”都是不能改变的陈词滥调，宣扬效法祖宗旧法，反对社会改革。王安石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尚变世，天道也”。他猛力抨击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复古主义，指责他们把“太古之道”作为万世不可改变的原则，不是愚蠢就是借以骗人。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动不停的，变化运动的原因就是在于“五行”（水、火、木、金、土）对立矛盾所引起的结果。新生的东西代替陈旧的东西，这是自然（天）和人类社会（人）的共同的变化趋势。王安石这种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有力地粉碎了顽固派的“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谬论，成为他坚持“后世不复古”，坚持推行改革路线的思想武器。他提出了“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的主张，从政治、经济、军事、学校教育等方面有力地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特权。
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必然在哲学战线上反映出来。天象的变异到底值不值得害怕呢？司马光为了不让革新派起来变法，搬出孔老二的“天命论”，竭力宣扬“天”能赏善罚恶，妄想用来吓唬人们，阻挠变法。王安石则提出“天变不足畏”，否定儒家的“天命论”。孔老二说国家社会的治乱，是由“天命”决定的。王安石驳斥道：如果说国家社会的治乱，都由“天命”决定了，那么要世界上的人来干什么呢？王安石认为自然界出现的所谓“灾异”现象，都是自然界本身运动变化的结果，既不是“天”的主宰，也不是人们得罪了“天”的缘故。宋神宗时，经常出现灾异，顽固派就趁机借此攻击王安石。有个叫郑侠的顽固分子甚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王安石反驳说，水灾旱灾一向就有，禹、汤时代也免不了，只有改革人事，才能应付天灾。又有一次，天上出现扫帚星，封建官僚们吓坏了。司马光等人大肆攻击变法，说什么这是变法招来的灾难。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当时也很紧张。王安石驳斥了儒家的“天人感应”的谬论，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说明自然界发生的现象与人事不相关。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思想，为自己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改革，必然要遇到各种阻力和反对。司马光等人为了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又接过孔老二“畏圣人之言”的衣钵，企图以此来对抗变法。面对顽固派气势汹汹的围攻，王安石响亮地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他不但废除了由历代儒生改装过的儒家著作，而且还根据斗争的需要，以自己的观点解释了儒家的《诗》、《书》、《周礼》，写成《三经新义》一书，并颁令把它作为学校的必读教材，借此来统一思想，为改革开辟道路。同时，他还在回答司马光的信中公开声明，为了坚持变法，“我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敌人有多少”，并坚决表示，决不象一些士大夫那样，明哲保身，不顾国家大事，与大官僚大地主集团同流合污。这反映了王安石尊法反孔的战斗精神。
王安石不信天命、不循祖宗旧法、不怕谗言诽谤的战斗精神，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他的地主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当时地主阶级已经走下坡路，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也不可能把对顽固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才真正具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夺取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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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封建论》对“天命论”的抨击
拂声
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写的《封建论》，是一篇抨击儒家的“天命论”的战斗檄文。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的进步势力一边，冲破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分析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历史必然性，歌颂了秦始皇和法家坚持社会革新的进步路线，驳斥了复古倒退势力鼓噪分封制的理论根据——“天命论”。
柳宗元所处的唐代中期，朝廷在豪门贵族、大官僚和宦官的把持下，政治日益腐败。拥有大量军队的藩镇，在“安史之乱”后，加紧割据分裂活动，常常发动叛乱，极力要推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企图恢复地方割据的世袭领地，把社会拉向后退。伴随这股分裂、倒退的逆流，地方割据势力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又重弹儒家的“天命论”的老调，叫嚷古代“圣人”制定的制度，是出于“天”的意志，理所当然地要垂之万世。他们以此来论证分裂割据有理，咒骂秦始皇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荡灭先王之制”，是违反“天意”。
针对这种“天命论”的说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明确地提出了“势”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遍地是野草树木，到处是成群奔走的野兽，人的爪牙没有禽兽那样厉害，难以养活和保卫自己，就要利用身外之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大家都要利用外物，必然发生相争，争个不停就要寻找那些能评判是非的人来主持公道。于是，逐步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和“天子”。这些评判是非的人死后，凡是对人民有恩德的，他们的后代也一定要被尊奉为首领，这样便形成了世袭相承的分封制。由此分析，柳宗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分封制“非圣人意也，势也”。就是说，分封制不是某些个人的意志，而是时势所造成的，“天子”只是顺应了这个时势的需要而行分封制罢了。柳宗元以“势”的概念，论证了殷周实行分封制的原因。然后，又以“势”的概念分析了秦、汉、唐实行郡县制的必然性。应当指出，由于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柳宗元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国家的起源，揭示分封制的产生以及郡县制必然要代替分封制的原因。但是他把“势”看作产生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源，作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的论断，用来对抗和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却给了分封制鼓吹者以致命的一击。
在柳宗元《封建论》问世前一千多年，没落奴隶制度的卫道士孔老二就抛出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到处宣扬“周礼”是天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人们反对这一套制度，就是“获罪于天”。他企图借“天命”来挽救土崩瓦解的奴隶主世袭制度。历代妄图恢复分封制的反动势力，都以此为理论根据。秦王朝末年，赵高篡权，推行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主张恢复分封制，就是这样。到汉代，董仲舒更是露骨地叫嚣“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春秋繁露·郊祭》），为他复辟分封世袭制度炮制理论根据。柳宗元站在反对复古、主张进取的进步立场上，在《封建论》中直接把“势”和“圣人意”对立起来，就有力地打击了分封制鼓吹者抬出的“上帝”偶像。
柳宗元对“天命论”的抨击，还表现在他继承了法家“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都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大胆怀疑：“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矛头直指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的鼓吹者，无一不是竭力鼓吹奴隶主贵族的头子和他们的子孙是天生的“智者”，因而应该“封侯”、“尊显”。柳宗元敢于蔑视“为上”的“圣人”，说他们不一定有知识才能，在认识论上反对“上智”、“下愚”不移，这是对“天命论”的沉重打击。
唐代中期，宣扬“天命论”和反对“天命论”的斗争，是围绕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问题展开的。郡县制是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根本措施。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因此，行分封还是行郡县的斗争的实质，是倒退和进步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也重新抬出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炮制了他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然而，中国革命的发展，“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历史发展的事实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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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
解放军某部宣传科 孙传章
战国时期，围绕着 “天命”问题的儒法之争，是一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奴隶主贵族鼓吹“天命论”，是为了复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天命论”，是为了变革。荀况的《天论》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开头就指出：“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尊天命和反天命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之争，而是直接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春秋末期，奴隶主的统治日趋崩溃，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奴隶们不断起义，反抗奴隶主的统治。这时，孔老二捧出奴隶主阶级的“天命”思想，大肆宣扬天主宰一切，要人们“畏天命”。显然，其目的就是为维持垂死的奴隶制寻找精神支柱。新兴地主阶级要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要建立、巩固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制度，也要有自己的思想武器，要大造革新的舆论。战国时期荀况写的《天论》，就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孟之流的“天命论”进行驳斥。荀况阐述了对天的看法，强调了“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天是自然界的物质，没有意志，不能主宰万物；而社会治乱，是人事问题，与天无关。荀况坚持反天命，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尊天命和反天命这个哲学领域里的斗争，正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表现。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反对“天命论”，在对付劳动人民的时候却又利用“天命论”。荀况就说过，向天求雨是无用的，但用以欺骗老百姓还是有用的。地主阶级越是腐朽没落，就越要用“天命论”蒙骗和吓唬劳动人民。而起来革命的劳动人民也总是要同“天命论”作斗争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劳动人民通过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才得以真正打破“天命论”的束缚，懂得了：旧社会人与人为什么不平等？为什么有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有的人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这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就从我们单位的一个部门的初步统计来看，四十八个人家庭里，解放前亲人逃荒要饭的就有八十七人，当长工的四十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四人，卖儿卖女的八人，被抓去当壮丁的十六人，冻死饿死的四十人。解放后，这四十八人的家庭完全变了样，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翻了身。家庭生活都很幸福。为什么过去做牛马的奴隶现在当了国家的主人？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革命的结果，绝不是孔孟鼓吹的什么“天命”。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上尊天命与反天命之争，是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把林彪效法孔孟狂热鼓吹的“天命论”批深、批透，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中争取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