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努力实践 积累经验
——故事影片《侦察兵》观后
方进
故事影片《侦察兵》上映以来，引起观众的热烈评论。广大工农兵观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恰当地肯定了这部影片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又尖锐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在创作中存在着的严重缺点。这说明随着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必将更加活跃起来，同时也说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更大繁荣，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侦察兵》是一部以人民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故事影片。它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侦察兵深入敌人心脏地区，“虎口拔牙”，侦察敌情的战斗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民团结战斗，制服敌人的英勇斗争。影片试图通过侦察兵在敌后化装侦察这一特殊的斗争，来塑造侦察参谋郭锐的英雄形象，歌颂人民解放军战士机智勇敢的革命斗争精神。在运用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方面，《侦察兵》也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革命样板戏影片的拍摄成功，对于如何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的规律，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如何进一步提高故事影片的创作质量，还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更好地向革命样板戏经验学习的过程中，努力实践，积累经验。
《侦察兵》在影片的导演和摄影方面，尽量减少人物的对话，镜头运用和画面处理比较灵活，较好地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特长。特别是用近景和特写镜头，通过英雄人物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揭示其思想感情，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在“路遇”一场，我侦察兵从还乡团手里解救了村干部秀英和李祥。此时言语不多，但郭锐对这两位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的钦佩，对亲人脱险的欣喜，以及秀英见到解放军时热泪夺眶而出的激动心情，都在特写镜头中得到了比较细致、动人的刻画。又如郭锐到敌团长家时那种置顽敌于股掌之上的斗争气势，通过郭锐威严的目光和敌团长颤抖的手这两个特写镜头的对比，就表现得鲜明、强烈，让观众从视觉形象看到郭锐在精神力量上如何压倒了敌人，迫使敌人说出防务会议的情况。
《侦察兵》在拍摄方面虽然表现了上述的一些特色，但是，由于创作者对所要表现的生活和人物还不够熟悉，不够了解，就给影片带来一个重大的缺陷，即脱离生活，片面追求情节的惊险和紧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影响了这部影片的思想性。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电影、戏剧中的情节，是英雄人物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克敌制胜的过程，它必须源于生活，又是对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高度集中和概括。革命的文艺创作，处理情节与人物的关系，一定要让人物去驾驭情节，使情节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服务，决不能让英雄人物去迁就情节。《侦察兵》在设置情节的时候，就有些脱离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根本任务的需要，脱离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逻辑，片面追求情节的惊险，因而显得虚假，缺乏思想上艺术上的说服力。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这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关头。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侦察兵》在情节结构中，就未能把我军的节节胜利同敌人的拚命挣扎这两方面很好统一起来，使人感到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同时也要表现我军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胜利成果的得来不易。如果把革命斗争描写成竟是那样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势必不能使矛盾冲突深入开展和激化，不能很好反映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实际上还是“无冲突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如郭锐仅凭一辆吉普车，一身敌军官服装，便能在敌炮团阵地通行无阻；几句寒暄，就使敌团长以“老同学”相待，甚至把绝密的火力配系图交给了这样一个刚刚见面的陌生人。在敌团长明知已经中计之后，仍然毫无防范，当郭锐为了取得敌人防务会议的重要情报，又来登门“拜访”时，在敌团长家竟连一个勤务兵都没有。又如在敌人已知我侦察部队进城，正增哨加岗，严加戒备的时候，郭锐在南关“设卡”捕俘，为什么还能如此轻易成功？这些，都不能使观众信服，说明其生活根据是不够充分的。此类情节，往往乍看之时颇觉紧张，但却经不起推敲，随后一想，就感到不大可信，结果，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适得其反。从表现手法来看，由于脱离生活，这类情节又和别的一些作品雷同，使人有似曾相识的印象。
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群众革命斗争中的先进典型，又是群众革命斗争中的一员。《侦察兵》在塑造郭锐这一主要英雄人物时，由于对人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的重大作用缺乏有力的刻画，就过分夸大了郭锐在侦察活动中的个人作用。影片虽然通过秀英等人的形象，多少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一些支持配合，也写到了群众讨论战斗方案的场面；但实际上群众在整个侦察活动中，并没有起多少重要作用。南关“设卡”，活捉敌作战处长这个重要的决策，战士和民兵只是一般提到要抓一个知道内情的敌军官这一想法，而一整套行动计划，却是郭锐一个人在小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郭锐形象之所以显得单薄，还由于影片在艺术处理上没有很好学习革命样板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经验，处理好突出与陪衬的辩证关系。影片中的其他正面人物，特别是孙秀英这样一个重要的正面人物，由于缺乏有力的斗争行动，性格不鲜明，对郭锐就未能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刻画，又存在着脸谱化的缺点，都显得过于愚蠢，不堪一击，而对敌人阴险凶狠的一面就暴露得不够深刻。敌师长的形象一般化，副师长完全是个多余的人物。这些，不但把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简单化了，而且不能有力地反衬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
《侦察兵》在导演、摄影方面的一些长处，终究不能弥补它在文学剧本方面的短处。这又一次说明，剧本，剧本，是一剧之本，是影片拍摄的基础。所以，进一步提高电影文学剧本的政治质量和艺术质量，是发展故事影片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而提高剧本创作水平的关键，又在于抓好创作思想，认真向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学习。这部影片的创作提醒我们，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源于生活，才能高于生活。如果缺乏生活，或者生活基础不厚实，是不会写出好剧本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广大的革命电影工作者，一定要更好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熟悉生活，熟悉工农兵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主义银幕上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第3版()
专栏：
社会主义商业营业员的榜样
——看彩色影片《送货路上》后
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 衣建箱 王秀敏
湖南花鼓戏彩色影片《送货路上》，通过“婆媳巧相逢”这样一个短小精悍、风趣横生的故事，生动活泼地反映了商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它生活气息浓郁，富有教育意义，我们财贸职工看了感到十分亲切，很受教育和鼓舞。
彩色影片《送货路上》，通过主人公方秀春和小兰耐心地帮助在“苦水里熬过大半生”而又沾染了一些旧意识的贫农何大妈，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办喜事这样一个故事，揭示了社会主义商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真理。
《送货路上》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决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的单纯经济工作，而是和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供销社负责人方秀春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不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挑担送货下乡时，她想的是“挑的是吃穿用，打的是政治仗”。因此，她及时发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搞“四旧”的阴谋。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她对孔孟之道的“礼”和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严加批判；对受旧习惯势力影响的阶级亲人则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帮助何大妈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使她认识到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破旧立新，勤俭节约，备战备荒，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
影片中的方秀春，“爬山涉水走千村”给群众及时送去生活上需用的东西，她“给老队长带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帮满婶子选了一口钢精锅，顺便代收中草药”；她还“一边营业一边宣传”，一心要把党的政策和对群众的关怀送进山窝，为我们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通过影片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服务质量的高低和服务态度的好坏，归根到底是对社会主义商业性质的认识正确不正确、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得牢不牢所决定的。根据我们的切身体验，也是如此。要想服务态度好，首先得在思想感情上变，只有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才能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在售货工作中，我们也想了一些方便顾客的方法和措施，例如代做针织特号内衣，枕套、袜子配单只，毛线配半两，糖果卖零块等等。我们也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有时遇到少数顾客在购买商品，特别是在购买结婚用品上有铺张现象时，我们就向顾客宣传要树立节约的新风尚，并且向顾客讲工业上的大好形势，讲商品品种不断推陈出新的情况，向顾客说明，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最好暂时不买，等以后需用时再买更好的新产品。我们这样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好评。但是，和方秀春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做宣传工作上自觉性还不够高，也缺乏持久性，忽冷忽热，忽高忽低。我们要向影片中的方秀春学习，把我们的商业工作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我们在首都最大的百货商店工作，每天联系着成百上千的顾客群众，我们的经营思想和工作作风，不但直接反映着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还应起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
商业工作者，在林彪和孔老二之流看来，是整天和油、盐、柴、米、醋打交道，只知道怎样做生意的“下愚”。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者看来，商业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光荣的工作，我们充满了自豪感。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并且向《送货路上》的方秀春学习，把营业和宣传工作都做得更好，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促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附图片）
《送货路上》一镜头：方秀春热情地向何大妈宣传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终于使何大妈醒悟，决心节约办喜事。新华社供稿
第3版()
专栏：
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
——创作《侦察兵》的体会和教训
北京电影制片厂 李文化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在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摄制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故事影片《侦察兵》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见面了。在《侦察兵》的拍摄过程中，虽然我们在学习和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我学习不够认真，又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在创作过程中，没有真正懂得只有源于生活，才能高于生活，致使《侦察兵》这部片子存在不少缺点。这部影片的创作，实际上是我们在生活和艺术实践过程中积累经验的一次学习和锻炼。
《侦察兵》反映的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侦察员的战斗生活，我试图通过对侦察员出没于敌人心脏进行侦察的特殊斗争形式的描绘，努力塑造侦察参谋郭锐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可是，这个剧本的创作不是在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研究众多的不同类型英雄人物性格的基础上，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加以概括和提炼的，而是根据一部小说所提供的部分生活和情节，到部队召开一些座谈会，了解、搜集若干侦察员的战斗生活和侦察故事，以及翻阅了一些有关材料以后，便进行创作和改编的。这样进行创作，显然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再加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理解不深，结果，就使得《侦察兵》这部影片产生了脱离生活的倾向。这是我在这次创作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侦察兵》的整个创作中，我主观上一直是想努力塑造好郭锐这个英雄形象的。我想：郭锐是我军千万个基层干部中的一个。他的形象应该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热爱和忠诚，对革命有高度的自觉性，能够自觉地认识并肩负起对党、对人民和祖国解放事业的光荣历史使命。他对人民群众爱得深，对阶级敌人恨得切，有着随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复杂多变的战斗环境和长期特殊的斗争经历，又构成了他性格中独具的机智勇敢，胆大心细，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特色。他在关键时刻，应该敢于深入虎穴，出奇制胜；在紧要关头，能变被动为主动。象郭锐这样的英雄性格和宝贵的政治素质，是在激烈复杂的人民战争的炮火中炼成铸就的，只有充分地激化戏剧矛盾，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才能充分地揭示和展现。因此，我们安排和设计了“路遇”、“视察敌炮团”、“敌团长家”、
“设卡”、“追击”等几场戏，想多方面地组织戏剧冲突，造成戏剧发展的跌宕。我们自以为这是学习革命样板戏把主要英雄人物推到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艺术处理，通过郭锐使矛盾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的英雄行为来展示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内心的精神境界。实践表明，我们的主观愿望虽好，却由于缺乏生活基础，对仅仅掌握的生活素材，又缺乏艺术概括和提炼，没有很好地把实际生活集中起来，使其中的矛盾和斗争更典型化。结果，有些斗争场面的处理，就使人感到很虚假，不是那么真实可信。而且有的情节处理，也没有完全突破旧框框，使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样，就损害了对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使其缺乏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直接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这次创作的教训，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必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认识到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斗争方式，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为依据，必须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才有可能塑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现在看来，在郭锐这个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由于对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挖掘得不深，展示得不够，缺乏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的刻画，整个艺术形象就显得不够丰满。在突出郭锐的英雄行为时，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尽量不作单一、孤立的描写，而是把他置于部队党委的领导之下，生活于人民群众之中，描绘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使他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任务。但是在无产阶级军队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方面，却表现得很一般化，缺乏炽热的、动人的艺术效果。决战前夕，郭锐接受了迅速查清敌人收缩的时间和路线的艰巨任务，在这决定战役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想表现他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的光辉教导，发扬军事民主，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侦察任务。可是我们没有能够把英雄人物完成任务时内心的精神境界充分揭示出来。
在突出与陪衬的关系上，对其他一些人物的处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对于第二号英雄人物孙秀英的描写，除了“路遇”一场外，没有赋予她更加有力的作为，这样，就不能更好地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在处理反面人物时，没有深刻地暴露他们内心世界的阴险丑恶，真正摆脱脸谱化、概念化的弊病，因而没有起到应有的反衬作用，影响了对主要英雄人物的突出。
为了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我们在摄影构图上摒弃了“二半吊子”的镜头处理，多处采用了面部大特写和表现眼神，力求使郭锐的形象英俊、挺拔，具有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势。另外，我们还尽可能多地运用了运动的场面调度，造成与影片主题、情节相适应的节奏，以利于突出郭锐的英雄形象。然而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仍不能弥补由于作品脱离生活给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的损害。
在这次创作实践过程中，我们虽然也注意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特别是革命样板戏描写英雄人物的崇高思想境界的经验，但是由于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所限，学得不深，理解得不透，没有真正把握住革命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因而也就不可能很好地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到故事片的创作中来。
这次《侦察兵》的创作，使我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生活积累上和艺术技巧上的差距。我决心认真总结这次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学习技术和技巧，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我们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我深信，只要我们刻苦学习，努力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思想和作品的面貌，不怕困难，不怕犯错误，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干劲，就一定能够拍摄出更多更好的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革命电影，塑造出更新更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