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沈思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与之相适应，他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就是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把它当作标榜林彪这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的一根精神支柱，吹得神乎其神，借以招摇撞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批林批孔运动朝着深入、普及、持久方向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彻底批判林彪所谓的“战术原则”，戳穿它的画皮，揭露它的实质，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炮制出笼的。从它出笼的历史背景看，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谈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时，曾经正确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在这事关前进还是倒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指出了我们党已经有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全党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了，解放区扩大了，军队发展了，面前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困难不可克服。毛主席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出发，作出了“我必胜蒋必败”的英明论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号召全党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自卫战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主席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要求我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对于东北地区，毛主席全局在胸，高瞻远瞩，于一九四五年秋天，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广泛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同年年底，又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不仅对东北解放战争关系极大，对全国局势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和一系列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军民粉碎蒋介石进攻的信心，指引着我们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全国形势和东北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证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
与毛主席对形势的科学分析相反，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看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为敌人暂时和表面的强大吓破了胆。他害怕战争，幻想和平，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公开宣称“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妄图断送革命，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奉送给蒋介石，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林彪在政治上实行投降主义，决定了他在军事上必然搞右倾保守主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军队开始向东北发动进攻，本应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歼灭。林彪却避而不打，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时机。随后，他又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主力部队放在交通干线，一味与敌人拚消耗，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其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当国民党不断增兵，大举进攻东北的时候，他又实行逃跑主义。综观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林彪极力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时而搞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打“硬拚仗”、“莽撞仗”；时而搞军事保守主义，不敢斗争，不敢胜利。林彪所谓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炮制出来的。这是他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要害是反对打歼灭战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同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相对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要害是反对打歼灭战，鼓吹打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歼灭战，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消耗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毛主席历来提倡歼灭战，反对打击溃战，反对“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在人民战争基础上，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少胜多，转弱为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分不开的。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违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和歼灭战思想背道而驰。早在“一点两面战术”出笼时，毛主席、中央军委就发电询问林彪“一点两面”战法是什么意思？他诡辩说：“‘一点’是打垮敌人，‘两面’是把打垮的敌人消灭”。林彪在这里尽管用了“打垮”、“消灭”的字眼，却掩盖不住他那“一点”把敌人赶跑、“两面”把敌人放走的击溃战本质。毛主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而林彪的“一点两面”，与毛主席的指示截然相反，抛开战役、战斗总体上我对敌兵力对比要占绝对优势的原则，只搞自己同自己的“点”与“面”的兵力对比，把“九分之八”的力量放在“点”上，把“九分之一”的力量放在“面”上；只在两面部署兵力，反对四面包围，胡说什么采取四面包围会“逼迫敌人作困兽之斗”。按照这样的部署，“点”上貌似集中兵力，实际上头尖尾巴长，使我军在狭窄地段孤军进入，大部分兵力有劲使不上；而在面上由于兵力薄弱，形不成四面包围，又不能断敌退路，敌人想溜掉就可以溜掉。按照这种打法，即使有可能在“点”上把敌人打垮，也不能在“面”上把敌人消灭。“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抽掉了集中兵力、四面包围，也就取消了歼灭战。林彪侈谈“一点两面”是什么“歼灭的战术”，完全是谎言。
毛主席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运动战是转换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是我军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形式。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敌人转入守势，我军转入战略进攻，还需要以阵地战配合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夺取敌占城市。所以，毛主席所讲的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为了打歼灭战。而林彪却用“阵地战”之名，行反对打歼灭战之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军事冒险主义碰壁之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军事保守主义。林彪正是这样干的。不该打阵地战，他“蛮干”、“硬拚”，需要打时他又不敢打。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多次电令林彪迅速攻克锦州，“关门打狗”，他却迟迟不动。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既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的运动战，也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的阵地战，归根结底是反对打歼灭战。
局部服从全局，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保证。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林彪在“六个战术原则”中，公然鼓吹分散主义，说什么“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这样，就把搞好准备与把握战机对立起来，把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机断行事对立起来，把局部与全局对立起来。林彪在“慢”字背后，包藏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统一指挥的祸心。在辽沈战役中，林彪就制造种种所谓没有准备好的“理由”，迟迟不将主力南下北宁线。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去电催问，他一会儿强调“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一会儿借口“全军皆无雨具”不能行动。实际上，林彪强调“准备”是假，消极避战是真。“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有准备以有胜利把握为前提，任何战役战斗都必须有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的把握就愈大。但是，作战行动不能光看局部的准备情况，而必须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有时全局已经准备好了，为了全局
的胜利，局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好，也要克服困难投入战斗。如果以“准备”为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必然造成使本来分散孤立之敌变为集中强大之敌，使运动之敌变为驻止之敌，使立足未稳之敌变为坚守防御之敌，以致最后造成好打之敌变为不好打之敌，使有把握的歼灭战，变为击溃战、消耗战。可见，“四快一慢”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根本错误的。
打歼灭战，还是打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历来是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在作战指导原则上的根本分歧。我们以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武器，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就能击中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要害，把它批深批透。
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认识论根源也正在这里。
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客观实践中产生的，还是凭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这是两种认识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是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离开了战争的实践，就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毛主席是我军的缔造者、指挥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科学地总结了我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法。它来自战争实践，又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完全正确的。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国内外敌人的战斗历程充分说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法去打仗，就无往而不胜。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在抗日战争中，他直接参加作战只有半年。解放战争初期来到东北不到一个月，既不搞调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又不考虑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对部队的作战经验也置若罔闻。仅仅打了一次小规模的阻击战，他就炮制出所谓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在一次失利的城市攻坚战中，又炮制出所谓的
“四快一慢”。林彪不打自招地供认，他的“战术原则”，是今天“想”一个，明天“想”一个，靠他那“特别灵的脑袋”想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因而，必然经不起战争实践的检验。事实也就是这样。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凡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而打的仗，就取得胜利；凡是受林彪“六个战术原则”干扰而打的仗，就使战果受到影响，部队受到损失。
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无论办什么事情，只有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对事物取得规律性的认识。指挥打仗也不例外。离开战争实践，只靠关起门来冥思苦想，是决然发现不了战争奥妙的。我们强调正确作战指导原则对作战实践的依赖性，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要更好地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指挥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同客观相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才能指挥军队多打胜仗，少打败仗。林彪明明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狂热鼓吹者，却恬不知耻地吹嘘他的所谓“战术原则”是“东北作战的根本经验”，他的死党也胡诌什么是“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集中的结果”。革命导师列宁在揭露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时指出：“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林彪一伙正是在“经验”这个字眼下，玩弄鱼目混珠的诡计，妄图把他们那套主观臆造的唯心主义黑货，伪装成为唯物主义的东西抛出来害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战争本身是生动的、发展的、变化的。作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牢牢把握战争胜利的主动权。林彪的一套所谓“战术原则”，完全违背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他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战争，用死数字“编串子”，把这种黑货当成固定不变的“模式”，千古不变的教条。其实，打起仗来，两军对战，情况千变万化，打法多种多样，怎能机械地规定为“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呢？应当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我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去采用适宜的战斗队形和战斗编组，还要不断总结广大指战员在实战中创造的各种经验，怎能刻板地固定为“三三制”、“四组一队”呢？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一个“模式”去硬套，只能是“限制”自己，有利敌人。林彪搞的这套“数字”游戏，是道道地地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对军事辩证法的否定。
我们承认作战指导原则是可变的，并不否认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本身的相对固定性。“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就会犯错误。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战场，确实给未来战争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必须看到，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其性质仍然是人民战争，所以，反映人民战争规律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包括十大军事原则，仍然是必须坚决遵循的。只要我们结合新的情况，贯彻这些原则，就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林彪正象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那样，为了欺骗群众，玩弄了种种诡辩的手法。他一会儿说要搞“一点两面”，一会儿又说可以“一点多面”；一会儿说“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一会儿又说“打仗就是要服从命令，不管思想通不通，命令一来就得执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应当从林彪所玩弄的模棱两可的诡辩手法中，看到他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机械论的本质，看到他炮制的所谓“战术原则”，是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特征的，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为篡党夺权造舆论
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早在战争年代就遭到部队的抵制。他曾气急败坏地责备广大指战员对他那一套“视若无睹，听若无闻”。后来所以喧嚣一时，流毒甚广，是林彪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大肆鼓吹、积极兜售的结果。他们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林彪是混进我们党内的反革命两面派。当他窃取权力不久，就赤膊上阵，胡说什么“打仗的问题很多，一定要抓住主要的”，“一点两面”、“三三制”这几项没搞好，“别的东西搞的再多也不起作用”。这是林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无耻吹嘘自己的丑恶表演。其险恶用心，就是妄想把他自己装扮成“天才军事家”，为他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提供根据，进而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林彪及其死党，是一批信奉孔老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正名”论者。为了“名正言顺”地篡夺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塞进林彪的私货。在一九七○年的一次修改条令、条例会上，林彪死党露骨地提出：符合林彪“指示”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删掉，体现不充分的要充实提高。经过修改后的条令、条例，几乎成了“六个战术原则”的注释。林彪大加赞扬地说：这些条令、条例“全部都好”。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妄想实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狼子野心。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加紧进行其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与此相适应，林彪反党集团吹捧“六个战术原则”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加速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政治上坚持设国家主席，理论上鼓吹“天才论”，组织上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军事上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出笼的大毒草《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竭力吹捧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蓄意篡改历史，把毛主席、党中央英明指挥所取得的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颠倒成了林彪“战术原则”的功劳。真是不识人间还有羞耻事！与此同时，林彪反党集团还把林彪过去有关讲述“六个战术原则”的黑文章，编印成黑书，大量出版。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林彪反党集团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一个劲地加印这本黑书，广为散发，并无耻吹嘘说：“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军事学”。毛主席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林彪反党集团也是这样的蠢人。他们著书立说吹捧和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原想大树特树林彪，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服务，谁知弄巧成拙，这些黑文黑书成了我们今天清算林彪篡党夺权罪行的有力证据。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深入地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他的“六个战术原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