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把旧地基掘得愈深 旧制度复辟就愈难
任文
秦孝公死后，秦国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趁机反扑，用酷刑杀害了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商鞅。然而，商鞅的法家路线并没有被消灭，秦国变法的事业也没有终止，到秦始皇的时候终于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商鞅身死而“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我们对商鞅变法这段历史，要从当时的经济基础出发来进行分析。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风起云涌，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土地所有制急遽变化。殷周时，土地全为王室所有，分封给各级大小奴隶主，强迫奴隶耕种。到春秋中期以后，许许多多的奴隶从斗争中摆脱了奴隶主的桎梏，“卖庸而播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新兴的地主阶级雇用这些劳动力，大量开垦私田，出租耕种，出现了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出现了地主、佃农和自由民转化来的自耕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逐步为封建的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日趋崩溃。
奴隶制经济基础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抬头，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典章制度——“周礼”，不能适应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不能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阻碍社会的发展。“礼坏乐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哲学的贫困》）“法治”，是适应新的封建经济基础而产生和发展的。“法治”取代“礼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秦惠王当政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杀害了商鞅，妄图毁灭法家的路线和事业。但是，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曲折。商鞅虽然身死，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却日益壮大，秦国仍旧沿着法家的路线前进。秦昭王从实践中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起用法家范雎〔ju音居〕、蔡泽等人，把一小撮顽固的旧贵族驱逐到关外，继续推行“法治”。到秦始皇执政，“续六世之余烈”，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变法事业，执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法家路线，统一了中国。
商鞅的法家路线和事业，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秦法未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商鞅变法，有力地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商鞅给了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以有力的批判。在变法前夕，商鞅就和旧贵族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开展了一场大论战，驳斥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战斗口号（《商君书·更法》），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为法家路线作了理论上的阐明。他还广为宣传，“知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使变法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他焚烧了殷周的典籍，有力地制止了奴隶制社会旧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这些措施，在秦国造成了反对复古倒退的舆论。
在经济领域里，商鞅坚决执行废井田，“开阡陌封疆”的政策，重视农业，解放奴隶，奖励垦荒，彻底铲除井田制的残余经界。这就基本上结束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壮大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使秦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在政治上，商鞅对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沉重打击，削弱了复辟的旧势力，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商鞅还“聚小乡邑为县”（《史记·商君列传》），推行县制，取缔私家武装，进一步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权力。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坚决镇压了那些破坏变法的奴隶主贵族，还把一些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
商鞅变法收到实效，取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变法改变了秦国的落后面貌，使“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秦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乡邑大治”，“富国强兵”。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民众支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复辟的巨大力量。
“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土地纲领》）商鞅在变法的实践中，采取果敢、有力的措施，深挖了奴隶制的地基。这是“秦法未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鞅身死法未败，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更加坚信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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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摧毁旧制度的基础
——读《商君书·垦令》
周泗
商鞅在秦国变法以前，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由于奴隶逃亡、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开垦私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这个落后的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奴隶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且造成了“地大而不垦”的情况。同时，它保存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的特权地位，阻碍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因此，商鞅变法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颁布鼓励开垦荒地的法令——“垦草令”，向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发动进攻。
从《商君书·垦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垦草令”有利于当时社会变革的三个特点：
第一，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垦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这里，明确指出：奴隶主贵族享受厚禄，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吃闲饭的人太多，这是农业生产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商鞅主张：“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即根据奴隶主贵族不从事生产的人数，征收赋税，加重使役。他还规定：卿大夫嫡长子以外的儿子，都要到使令处登记服役，即使家里富足的，也不得避役。这项法令打击了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发展。
第二，重农抑商，促进农业的发展。《垦令》篇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大意是说，加重了关口之税，农民就不愿意经商。同时还提出“以商之口数使商”的政策，即根据商人的人口摊派差役，并不许商人买进粮食。这些政策，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第三，积极鼓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垦令》篇记载的二十项措施中，每项都从不同的方面鼓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并开始向私田征税。所谓垦荒，就是开发井田以外的荒地。这些荒地本来是不准开垦的。鼓励开垦荒地，就是鼓励新兴地主阶级公开向奴隶主贵族夺取土地和争夺劳动力，以破坏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三个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商鞅采取这项经济措施，是在以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这个措施的实行，对于摧毁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起了很大的作用。商鞅第二次变法，更进一步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使秦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这一变革经济基础的重大措施，引起了奴隶主阶级的拚命反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一些奴隶主贵族恶毒地咒骂秦孝公和商鞅不行“仁政”，是“暴君污吏”，等等。他们时刻妄想复辟，并一度把复辟希望变成了复辟行动，残酷地车裂了商鞅。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反动势力的拚命反抗。因此，革命阶级必须坚决打垮反动势力的复辟行动，才能有效地巩固和发展社会变革的成果，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深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林彪效法孔老二打起“克己复礼”的破旗，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的车轮拉着倒转。现在，林彪反党集团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复辟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经验作借鉴，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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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
——从《盐铁论》看法家的战备观点
曲兰学
在西汉中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在对待我国北方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的侵扰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些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贤良文学们，散布“战备无用”、“武备亡国”等谬论。法家代表桑弘羊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指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主张“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
有备则无患，无备必有患。对于“备”与“患”的相互关系，桑弘羊是有切合实际的理解的。他认为，对于匈奴的侵扰，要早有准备；没有准备，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他说：汉武帝时所以能做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根本的原因，就是汉武帝懂得“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以黎民委敌（抛弃给敌人）也”的道理。他坚持“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的屯边政策，并且靠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实施，为抗匈战争准备了充分的财力、物力。因此，当匈奴奴隶主势力侵扰中原时，汉武帝就能够打败匈奴的侵扰，保卫了新兴的封建社会的安全。
桑弘羊用事实痛斥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路线。当时，那些贤良文学们大肆散布“战备无用”的谬论的要害，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妄图勾结和依靠匈奴奴隶主搞复辟。汉初的韩王信、代王豨、燕王卢绾，都先后与匈奴勾结。汉景帝时又有吴王、楚王、赵王阴谋勾结匈奴进行叛乱。历史经验证明：搞分裂、倒退的人，在侵袭者面前大都是投降主义者。他们为了达到复辟的卑鄙目的，总是要借助外力。从西汉开国到盐铁会议的一百多年中，反动势力勾结匈奴颠覆中央政权的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林彪及其死党为了实现“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也效法西汉中期那些反动派，大造投降卖国的反革命舆论。他们恶毒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是什么“做绝了”，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妄图瓦解我国军民的反侵略斗志，放松反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他们甚至无耻地寻求苏修的“核保护伞”，妄图变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后仓皇出逃，葬身在投靠苏修的半路上，把他们一伙投降卖国的叛徒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侵略和战争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突然袭击又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昂的战斗意志，时刻警惕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敌人胆敢来犯，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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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刑去刑” “以战去战”
解放军某部珍宝岛战斗英雄 杜永春
商鞅“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的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锐气。这实际上是申明要以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用新兴地主阶级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的诸侯割据战争。旗帜何等鲜明！相形之下，更加说明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鼓吹“仁义”、“礼治”的那套说教，是何等虚伪！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遭到了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煽动成千的人在都城闹事，甚至唆使太子驷犯法，公开挑衅，破坏变法。当时，摆在商鞅面前的问题是：施用革命暴力，击退这股复辟逆流，坚持变法；还是妥协退让，使变法夭折？商鞅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法之不行，自于贵戚”。于是明确地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坚决镇压了那些破坏变法的顽固派。因此，秦国较快地发展成为一个力量雄厚的富强国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和抗击匈奴打下了基础。
恩格斯指出：“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商鞅变法所以取得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革命暴力坚决打击了反对革新变法的反动势力。新兴地主阶级的暴力，当然也有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其主要打击锋芒还是对着奴隶主复辟势力。
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对革命暴力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反动儒生赵良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里地叫喊“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痛斥了这种反动谬论。他用社会进化的观点说明，使用暴力来治理国家，这是历史的必然。他说：凡是“王天下者”，没有一个不是“服其力”的。“先王”，无论是禹、汤，还是文、武，没有一个不是“恃力”的。同时，商鞅还揭露了那些所谓“恃德者”，实际上是要搞伤国害民的“暴之道”的人。后来，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正好说明他们的所谓“恃德”，纯粹是一句谎言。孔老二的信徒林彪学着赵良的腔调，大喊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但在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足以说明，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是一刻也未放弃“暴之道”的。
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应该百倍地努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我们革命战士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紧握枪杆子，加强战备。谁胆敢发动侵略我国的战争，我们就用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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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蠢猪式的“仁义之师”的覆灭
荆厚 智丛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春秋前期的一段时间，国力并不十分强大的宋襄公企图称霸，于公元前六三八年出兵讨伐郑国。当时，郑国是蓄意争霸中原的楚国的附属国。楚国为了救郑国，就出兵攻打宋国。
这年冬天十一月一日，宋襄公与楚军战于泓水（今河南省柘城县附近）。当宋军已经排列成阵，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大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兵多，宋兵少，应乘楚兵渡河的有利时机出击。”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当楚军渡河完毕，还没摆开阵势的时候，子鱼又劝宋襄公出击。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受了重伤，差点当了俘虏，绣着“仁义”二字的大旗也被楚军夺去了。
战后，宋国人都责怪宋襄公。宋襄公竭力为自己打败仗辩解。他说：“打仗总得讲仁义。看到敌人已经受伤，就不要再伤害他（“君子不重伤”）；遇到两鬓灰白、年纪半老的人，就不要去俘虏他（“不擒二毛”）；敌军处在狭窄艰危的地方，就不要乘势进攻（“不以阻隘”）；敌军还没有摆开阵势，就不要鸣鼓出击（“不鼓不成列”）。”大司马子鱼当即反驳说：“两军阵前，对方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人，能捉住的就不应该让他跑掉，何况半老的人呢？怎么能够对受伤还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就不再打击了呢？既然军队是用来作战的，就应该乘敌人之危而出击；既然军队中的锣鼓是指挥作战的号令，就应该及时鸣鼓向还没列阵的敌军进攻。不然，要军队、要号令有什么用呢？”宋襄公被驳得哑口无言。
今天，我们分析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在宋襄公的“仁义”早就破产了之后，孔丘、孟轲及其徒子徒孙仍然大讲什么“仁义道德”，鼓吹什么“仁者无敌”等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万万相信不得的。